刁涵 秦博：两千年之交的“柬铁”——中柬关系历史的演进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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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涵 秦博：两千年之交的“柬铁”——中柬关系历史的演进
2021-04-04
【提 要】探究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历史，认识中国与邻近各邦的历史互动正是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实现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重要法宝。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愈发充满变数，外部敌对势力步步紧逼的当下，团结周边友好国家，唤起共同历史记忆，抵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个正义国家，无论大小，紧密团结。东南亚的古老王国柬埔寨也是我国的“老铁”，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友谊已经跨越两千多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中柬两国的友好即印证此句千古名言。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两国的地缘关系必将导向更加坚实的未来。
中国有哪些铁哥们？常说的“巴铁”已被大众耳熟能详，甚至已经成为了中文里的一个新生词汇。实际上，东南亚的古老王国柬埔寨也是我国的“老铁”，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友谊已经跨越两千多年。去年三月，中国赴柬埔寨抗疫医疗专家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向周边和东盟国家派遣的第一支抗疫医疗队伍，柬埔寨也成为获中国医疗专家支援的首个东南亚国家。今年二月，柬埔寨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是首批接收中国疫苗的外军兄弟，体现了老铁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近几年，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中国，某些西方国家和日本“心有戚戚焉”，醋坛子打翻一地，在柬埔寨国内国外散布谣言称这是因为“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很多，用钱收买柬埔寨”，然而事实是日本长期以来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是超过中国的，但即便在日本援助多于中国的时期，中柬关系也是牢不可破，柬埔寨同样也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实际生活中，都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同样，美国的霸权在全球威名赫赫，但依然没有动摇中柬关系的基础。有着华人太太的柬埔寨现任首相洪森看清了某些国家经济援助背后的附加条件，深刻认识到中国没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还很贫穷的小国，在外交上即便是有一些“左右逢源”也是无可厚非，但这些都不曾影响它与中国的“老铁”关系。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友好和平外交的不断展开，重建传统的国家友谊，打造积极地缘外交关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探究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历史，认识中国与邻近各邦的历史互动正是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实现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重要法宝。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愈发充满变数，外部敌对势力步步紧逼的当下，团结周边友好国家，唤起共同历史记忆，抵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个正义国家，无论大小，紧密团结。而在同中国拥有长期交往历史和共同灾难记忆的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在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中，柬埔寨扮演了重要而友好的角色，从早期部落时代的初步接触到公元后两国的长期交往，来自官方的朝贡交流和民间的商业贸易从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断，反而将合作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民跨越中国南海架起了包括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移民迁移等多种内容的友好桥梁。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两国的地缘关系必将导向更加坚实的未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中柬两国的友好即印证此句千古名言。更应从历史中发掘两国政府与人民创造的文明辉煌，共同走向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就历史来看，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随着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便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向西南方向的不断开拓，中南半岛的历史发展便和中国得以交汇。汉承秦制，自武帝时期起，中国便进入了大规模同周边各国进行交流的历史时期。《汉书》中已对汉朝使者到达中南半岛沿岸地区进行交往有了明确记载。几乎在同一大的历史环境下，北部内陆的丝绸之路、南部海上的贡贸活动乃至在西南方向同中南半岛各民族、部落、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都得到了初步开拓和发展。进入公元1世纪时期，扶南王国①在今柬埔寨境内建立，成为这一东南亚国家的滥觞。当地湿润的气候条件及河流冲击形成的平坦地形使得农业得以快速发展，而丰富的亚热带物产和滨海的地理位置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由于朝贡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两国的商业交往主要依靠来自马来亚的转运商人间接进行。但不可否认，两国的商贸联系已经初步建立。及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鸡。”东汉亦回赠礼物。[1]这是两国第一次有记载的朝贡往来。至此以后，两国朝贡贸易不断，自东汉至唐代以前，有记载的官方朝贡活动多达27次，其中又以南梁为最，共有11次。（见表1）[2]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天监二年( 503年)的朝贡 ，梁武帝下诏，授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以“安南将军”和“扶南王”的荣号。这是中国对柬埔寨扶南有记载的最早的政治认同。[3]如果从行为上来确定，双方正式的朝贡关系可能应该确定于更早的三国时期。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中，“扶南”作为当时柬埔寨的国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4]这段史书记载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中柬两国乃至中国同东南亚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便建立了贡贸关系；其二，在收复交州九真郡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是通过“宣化—传檄—遣使”这一非暴力的文明方式进行的。事实上，在朝贡体系这一外交制度中，中柬两国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保持着文明而友好的交往。在唐以前的早期封建时代，扶南国与中华的官方贡贸主要集中于奢侈品及奇珍异宝上，如《晋书·扶南传》载：（扶南人）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5]到南齐时期，扶南进贡“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檩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的记载。中国则回赠“绛紫地黄比率纹绫各五匹”。[6]尽管这类早期朝贡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影响社会经济的重要效果。但中柬双方在奠定了未来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基础的同时，更是通过封贡互动寻求了政治上的相互需求。中华天朝通过朝贡国的尊重与学习得以确立“天下”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相对的，朝贡国得以接受来自中华文明发达的文明成就并实现自身政权在朝贡体系中的合法性确认。在潘慧琼副教授著作《唐前中柬朝贡关系考述》中将中柬之间朝贡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三点总结，即：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宗教交流。双方在获取政治认同性建立良好外交关系上具有首要的一致性。从这一点来看，扶南国对中国早期朝代的朝贡活动实质上是两国的外交礼物而非片面的贡品索取，遑论中柬双方均是本着友好交流的目的建立了早期的政治与外交联系。在这其中，两国官方的传统友好印象早已是入木笔墨，一脉相承了。公元7世纪，中柬两国都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隋唐相继，中国步入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国家安定、生产繁荣、对外广泛交流。唐王朝在广州开设市舶司管辖同南洋诸国的贸易，其中便包括了同真腊②（柬埔寨）的海上贸易。需要指出的是，真腊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存在，并长期作为扶南国的属国出现在历史中，《后汉书》称为“究不事”，《隋书》首先称为真腊。《唐书》称为吉蔑、阁蔑，在此后相当的历史时期（至明代中期）统称为真腊。大约公元7世纪初，真腊灭其宗主扶南并成为柬埔寨历史的主要国家。真腊基本继承了扶南和中华的朝贡关系，这一时期也是后来柬埔寨鼎盛时代吴哥王朝的文化萌芽期，两国的频繁交流为其后来的鼎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两大繁荣期的唐王朝基于繁荣的经济基础，开展了范围广大，规模空前的对外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基于唐朝开放的文化风气和两国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来自真腊的朝贡贸易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发展。纵观整个唐朝，真腊国的朝贡次数有增无减达到18次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有详细的记载。（见图表2）[7]通过史料统计可见，真腊所进行的朝贡除了进献奇珍异兽外，开始遣使进行政治交流，共有三次被记录为政治交流而非奢侈品进献。这一方面展现了真腊国自身政治制度相较于扶南时期有所发展并开始关注国家的制度性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柬埔寨与中国存在古已有之的治理经验交流。而在对真腊朝贡的回应上，中国唐朝也展现出了类似于南朝梁的封官回赠。以天宝十二年的朝贡为例，唐王朝册封文单国王子为果毅都尉。相较于之前的礼物回赠，唐王朝选择了直接从政治上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果毅军原为唐朝中央精锐禁军，后演变为仪仗队性质的荣誉职位。对外国使节开放本国的高级荣誉称号，展现了唐王朝对朝贡国的认可与信任。而从柬方派遣的使团入选为皇室成员可以看出，真腊国对于朝贡活动相当重视，并致力于建立两国最高官方层面的友好关系。此外，在贞元十四年的朝贡互动中，唐王朝亦册封文单国使李头及为中郎将，职位册封的范围已不局限于皇室成员，开始向更为具体的政治官员进行册封。这些记载都显示，唐朝时期的中国将柬埔寨视为国家政治的重要部分并加以军事行政上的确认，更加说明了两国对于建立两国良好关系的愿望。经过五代十国短暂的联系中断后，经济繁荣的宋朝与柬埔寨吴哥王朝重新建立起内容更加丰富的封贡关系。尤其是两国商业贸易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并有了较为发达的生产支持，传统的官方封贡活动主要地位在这一时期逐渐被来自民间的海上商业贸易所取代。需要明确的是，官方的封贡活动和民间的商业贸易之间并非前后相继的关系。在宋代以前，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航海技术和双方了解程度，中柬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由官方进行且多为礼物互赠，来自民间的商贸活动大都通过来自马来亚的商人进行转运，因而规模有限。随着朝贡活动的不断进行，双方的认识和互信都不断加深。更为重要的是，柬埔寨自9世纪初进入了吴哥王朝的黄金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开始真正从经济层面推动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形成。而拥有以陶瓷、丝绸和茶叶为主要商品的中国自然成为了主要的贸易对象。在同时具备贸易对象和贸易需求的情况下，航海技术的成熟是宋代能够产生由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进行转变的关键因素。航海罗盘的诞生、日益进步的造船技术以及对季风洋流周期性变动的经验积累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基于宋朝自身的社会特点，产生了对于商业收入的巨大需求，因而在唐代广州市舶司的基础之上，宋朝再开杭州、明州、澉浦、江阴军、温州、秀州、华亭等10处市舶司与市舶务。[8]海上贸易商路的拓宽自然也对中柬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柬埔寨商人亦广泛活跃于上述新兴贸易港口。以丝绸、瓷器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制品深受柬方欢迎，而宋朝亦对香料、象牙及热带珍稀木材兴趣浓厚。《宋会要辑稿》记载：“其所用绯红、罗绢、瓷器之类，皆本朝商舶到彼博易”[9]总的来说，在宋代两国的朝贡活动受到两国各自实际需求的变化而由盛转衰，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间更为深刻的经济联系则在这一时期及以后承担了两国友好交流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历史责任。进入元代中国，元朝对于海外交往的态度更为开明。同时，元朝对于人口管理的放松也使得由中方大规模前往东南亚进行的海外贸易成为了可能。部分沿海居民开始迁往东南亚常驻并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直接的了解。其中，《真腊风土记》的出现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有力证明。元人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于元德二年七月抵达真腊首都吴哥，为等待回航季风在此停留约1年，大德元年八月回国。将在柬埔寨吴哥王朝③所见所闻，包括政治制度、民风民俗、社会生产及行程见闻等诸多内容，展现了元代中国对于吴哥王朝的广泛认知。不仅如此，《真腊风土记》一书不仅使得世人对于移居真腊的华人华侨情况有所掌握，更是为后来的海外商业移民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内容参考。堪称是古代中国对柬埔寨交流的外交手册。1368年明朝的建立对于中柬双方朝贡互动来说是一次新的高潮。原本兴盛的吴哥王朝在1431年避迁金边，迫切需要来自中华王朝的政治认可和正统性确认。而在明朝一边，驱逐蒙古恢复汉人政权的政治功绩也需要周边朝贡国的认可与承认。双方的政治需求促使在明朝早期出现柬埔寨来华的朝贡高潮。仅洪武一朝就有13次之多，[10]而且朝贡的贡品内容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洪武二十年，真腊曾向明太祖进贡大象59头，香料5万斤。洪武二十一年又进贡大象28头，并附“象奴”、“番奴”等80余人。[11]后为防止倭寇侵袭沿海，明太祖实施海禁政策，但仍允许来自官方间的朝贡贸易存在。及至郑和下西洋，多次访问真腊国，两国在官方层面已经建立了友好而长久的交流关系。传统上大都将海禁归纳为明朝对外政策的核心。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朝实施海禁的主要原因——倭患被平定之后，明朝于1567年即隆庆元年开放对外海洋贸易，史称“隆庆开关”，自此以后，海禁政策实际上不再推行，两国间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而对于明代早期的海禁政策仍应当辩证的看待，严厉的海禁迫使东南沿海的大量居民逃亡海外谋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去往柬埔寨，在当地形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华人聚居，客观上促进了中柬两国人民的交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来自西方的殖民势力开始逐渐渗透柬埔寨及中国东南沿海。两国都自发进行了抵抗侵略的伟大斗争。世界已进入近代历史的浪潮中，中柬两国开始进入抵御殖民势力入侵，艰难推动本国近代化的共同历史时期。原本在朝贡体系内部实现政治认同的朝贡交流也开始向着近代亚洲后发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需求转变。而这段波澜壮阔的朝贡历史在诉说着两国交往历史的同时也为两国构建政治互信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就朝贡活动本身而言，其意义既有经济层面的贸易特征，又有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但从历史效果来看，其对于中柬双方政治意义仍要大于经济上的联系。需要看的是，朝贡贸易的不断进行实际上为后来兴起的两国民间商业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朝贡贸易的长期进行是民间贸易繁荣昌盛的准备与基础。审视两国的朝贡交往之后，对于民间贸易的回顾将是中柬两国建立经济合作的共同情感纽带和历史纽带。正如朝贡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中柬两国最初的民间商贸并没有直接进行，而是经由马六甲地区的马来亚商人进行转运。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两国在早期交往阶段并不熟悉，对于地理性的知识尚且缺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有限，商业水平不发达及支持海上贸易所需的海洋技术尚不成熟。总之，在两国真正开展直接的海上商业贸易还要等到公元1世纪之后。来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与来自马来亚的转运商业都在对柬埔寨国家的商业地位和商业水平产生积极影响。而柬埔寨处于东亚中华贸易圈和南亚印度贸易圈的交汇处，其贸易转运的商业优势地位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大约到扶南立国之时，在率先进行海上贸易的马来亚商人影响下，扶南开始进行有记载的独立贸易活动。扶南商人经营的是从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进口乳香、没药、树脂、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原料等用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的贸易。[12]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扶南商人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及利润空间，更加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在中国方面，自汉武帝收复南越开始，对东南沿海的开发便逐步进行。尤其是在南方历经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南方政权的治理，交广地区的开发愈发得到重视，并成为南方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带来的南方开发使得广阔的长江以南都成为了这种海上贸易的经济腹地，为长期繁荣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不断增加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数百年的朝贡贸易使得中国对柬埔寨的物产商品有了较为细致的了解。据中国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扶南国……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13]这些商品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中国的物质产出并使得中柬双方在当时初步形成了进行对等商业贸易的相互需求。尽管仍然处于早期商业贸易的历史时期，中柬两国的民间海上商贸已具备相当完备的供需机制。除了物质基础和商业机制的完备之外，两国对于港口的建设亦推动了双方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广州港前身的番禺本就是交广地区的经济中心，其海贸港的地位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而对南方的开发也显著提升了其作为核心贸易港的地位。除交广地区外，闽越之地也逐渐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所，并为日后闽浙地区商港林立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而在扶南国内，基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海港条件，整个中南半岛的优良港口大都集中于今泰国湾沿岸，即归属于扶南国。这些港口大都商贸繁荣，其中又以俄厄港最为突出。考古表明，公元1世纪处于柬埔寨南部沿海的俄亥港已十分繁荣，港口码头设施齐全，并有提供给来往商人贮存货物和居住的房屋。[14]在这一时期作为农业文明的扶南王国，其商业发展水平和官方重视程度堪称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随着这种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在整个东南亚由扶南王国主导的海上贸易圈，向北连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向西愈发拓展到南北天竺乃至安息帝国，可以说，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中，柬埔寨扶南国家起到了重要的贸易枢纽作用。随着时间来到7世纪末期，马来群岛海上帝国室利佛逝④的兴起在南海贸易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动，并将这种商业变动维持到11世纪初。首先，扶南王国的商业贸易主导权逐渐丧失，其次是商贸核心地区逐渐由中南半岛沿岸转向马来群岛。但应当看到，中国在这一时期由唐王朝迈入宋代。基于对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和宋代对海上贸易的积极态度，中国的对外贸易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东南沿海，中国商人开始直接出现在马来群岛进行各种贸易转运活动。到了10世纪末，包括柬埔寨真腊在内的南洋各国已经能够在东南亚各港口直接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了。得益于宋朝对海外贸易的开放政策，以及这一时期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的到来，真腊沿岸的商业据点并未因传统的商品贸易变动而衰落，反而重新获得了新的商业动力。随着802年吴哥王朝的建立，柬埔寨真腊同宋元中国的海上贸易变得更为频繁。延续宋代带来的贸易范围拓展，中国商人终于开始在柬埔寨真腊进行当地贸易。基于元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大批东南沿海的居民甚至直接移居柬埔寨，当地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友好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移民开始在柬埔寨建立聚落，据《真腊风土记》记载“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房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15]这批早期中国移民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更为以后的技术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进入14世纪，中国在明清两朝大部分时间都推行了严格的海贸管控，除去明朝早期的官方朝贡外，民间的海上贸易往来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尤其是在16世纪之后，吴哥王朝的衰落使得柬埔寨国家相继成为暹罗、安南的属国，并在19世纪中叶受到法国的殖民入侵，官方往来近乎断绝，但得益于两国长期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和在这种交往中形成的长期历史情感，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首先是明代，自隆庆开关之后，明朝官方开始有序引导民间海洋贸易的进行，在万历十七年月港海防官颁发的东西二洋 88张商引中，规定往柬埔寨的商船为 3艘。[16]在中国方面，来自柬埔寨的传统商品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贸易地位，据史籍所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物，是皆中国所需”[17]而中国所产的丝绸瓷器也是柬埔寨进口商品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到，双方这种稳固的贸易关系自南北朝以后便一直存在，始终维系着两国的经济联系和交往动力，前后近千年，堪称世界贸易交流史上的奇迹。而在经历明清鼎革的短暂混乱后，柬埔寨同中国亦恢复了传统的商业联系。清代早期，每年有数百艘来自闽粤地区的商船前往柬埔寨进行贸易。1757年，清廷关闭其他贸易港口，仅在广州一地进行贸易，对柬贸易遂转移至广州港进行。这一时期的中柬贸易已相当成熟，贸易商往往在固定的时间将受欢迎的商品销往柬埔寨，并在当地采购，按时回销。随着对季风洋流的经验掌握，两国商人形成了这种“候鸟式”的贸易模式，不断进行着两国的贸易交流。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他们“往彼互市，近则兼市丝斤，及夏秋乃归。”他们每年冬春时节在柬埔寨出售瓷器、丝绸、雨伞、布匹等货物，再在柬埔寨购置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至夏季或秋季回国出售。[18]显然，这种贸易模式的成熟既是中柬双方长期进行官方交流所奠定的基础，更是两国民间为实现国家繁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溯上文可以发现，中柬双方长期的历史交流实际上是通过官方和民间两条路线进行。来自官方的朝贡互动不仅从政治上实现了两国的互信互助，更是建立了国家层面的良好历史形象，为后世的交往提供了宝贵的情感纽带。以此为根基，民间不断繁荣的商业贸易绵延不绝，不仅实现了两国在物产资源上的互补，还通过这种海上贸易促进了国家繁荣和财富积累，造福于两国人民的同时传达出和平交往的历史话音。在10世纪以后，以商业贸易为契机，两国还实现了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交流往来，而这些成果也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拓宽加深了两国的历史性的发展，缔造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成果。基于中南半岛北部情况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海上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不论官方往来还是民间贸易，中柬两国长期以来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构建联系。实际上，前文所论述的以政治动因为主导的朝贡活动和以经济动因为主导的海洋贸易亦为两国技术交流、宗教互动和人口移居等方面的深入交往提供了重要媒介。中柬两国的交往历史也不局限于商品本身的流动，更展现了两国以经济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互动与交流，深刻塑造了中柬两国的国家特色。可以说，这些深层次的交流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当今中柬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立足点。基本上在9世纪末以后，中柬两国之间的交往已经开始由单一的贸易活动催生生产技术的传播往来，其中尤其以陶瓷技术为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的高级手工业产品，陶瓷的生产工艺和各项辅助技术十分复杂，而柬埔寨在进入了吴哥王朝的黄金时代后，本土的瓷器烧制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了这一时期吴哥文化的重要元素。瓷器技术的传播不仅展现出中柬两国交流互信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生产技术交流的开放态度。时至今日，这种开放共享的态度仍然是中柬两国两国合作共赢的重要保证。回到两国陶瓷技术最早的接触上来看，吴哥王朝在9世纪晚期开始自主烧制青釉器，同时，中国的瓷器也在这一时间开始零星输入柬埔寨，法国远东学院2007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9世纪晚期长沙窑酱釉执壶、广东青瓷罐和盆、10世纪河北定窑白瓷碗及安徽繁昌窑青白瓷粉盒碎片，是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中国陶瓷。[19]实际上，在这一时间点之前，中柬两国的贸易商品主要是香药及珍稀动物制品。而在10世纪以后，柬埔寨上层贵族逐渐开始流行购置瓷器，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风俗。需求的迅速扩大，使得柬埔寨吴哥王朝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瓷器官窑并逐渐吸收中国瓷器的生产技艺。在借鉴吴哥寺庙的石刻工艺及中国贡瓷造型和装饰工艺的基础上，吴哥在荔枝山建立了烧制高温陶瓷的窑场。从唐五代的仿金银器装饰法，到北宋中期的刻划花技法及莲瓣纹装饰，荔枝山窑青釉盒在制作上吸收了越窑的装饰技法，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创新，大量生产青釉盒子及盖罐，在进口中国陶瓷数量缺乏的情况下，以补充国内特别皇室及中上阶层对金银器的需求。[20]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瓷器不论是作为商品还是生产技术在这一时期还是对于金银器的补充，且主要是弥补进口中国瓷器的不足。随着12世纪宋朝南迁，海上贸易愈发兴盛，吴哥大量进口来自南宋泉州的瓷器制品，并将其运用到身份制度中，瓷器作为身份象征，其地位仅次于金银器，成为大量中下层贵族的必备用品。到13世纪以后，吴哥王朝的衰落也影响了柬埔寨本国的陶瓷生产，荔枝山的陶瓷官窑逐渐没落。但柬埔寨对于陶瓷烧制的技艺已经掌握得相当纯熟。在《柬埔寨吴哥荔枝山窑青釉盒子装饰工艺与中国陶瓷的关系》一文中即大量列举了柬埔寨出土的瓷器制品，无一不昭示了两国在瓷器技术方面的深入交流。除了作为手工业制品的陶瓷以外，中柬两国的传统贸易品——香药亦成为了医疗技术传播的重要媒介。香药贸易的产生最早应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扶南王国对南方政权进献的贡品。梁武帝天监二年( 503年)、十年( 511年)、十一年( 512年)、十二年( 513年)、十三年( 514年)、十六年( 517年)、十八年( 519年)以及武帝普通元年( 520年)、中大通二年( 530年)、武帝大同元年( 535年)、大同五年( 539年) 分别遣使献婆罗树叶、郁金香、苏和香以及生犀等香药。[21]而论及中医与柬埔寨香药的直接联系，则应当提到东晋名医葛洪，在其著作《太清金液神丹经》中，葛洪记载了自己亲自前往扶南国并记述了当地的香药物产和贸易情况。其原文记载为“自扶南、顿逊逮于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之中，朱砂、硫磺、曾青、石精之所出，诸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不能复缕其别名也。”[22]葛洪的记述一方面拓宽了古代中国对于柬埔寨扶南的认知范围，另一方面也为日后两国传统医学的交流奠定了知识基础。基于这一时期带来的物质及认识上的基础，到宋元时代，经由繁盛的海上贸易，中柬两国展开了十分活跃的医药交流。两国在宋元年间的医药交往集中体现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作为详细记述真腊当地各类社会风俗和国家情况的手记，作者周达观对于真腊医疗技术的描写都出自其在当地1年的真实见闻。“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23]，涂抹香药既可以达到去除体味的香水效果又可以避免蚊虫叮咬避免感染疟疾和部分寄生虫疾病。除此之外，周达观在书中还记载有“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然多病癞者，比比道途间。土人虽与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谓彼中风土有此疾。又云曾有国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24]后经现代医学方法分析，“病癞”极有可能就是麻风病，而结合真腊当地对于香药的使用以及当地所产的大风子油和对大风子油所具有的的药用疗效来看，宋元时代的真腊很可能已经积累了治疗麻风病的医学经验。[25]周达观对真腊当地各类珍奇药材的记述以及医疗方法的记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的医疗进步。到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已经对白檀这种主要来自真腊的海外香药的作用有了相当具体的记录。即“(白檀) 消风热肿毒。水磨，涂外肾并腰肾痛处散冷气，引胃气上升，进饮食。又面生黑子，每夜以浆水洗拭令赤，磨汁涂之，甚良”。明朝以后，中国长时间实施海禁政策，而柬埔寨吴哥王朝亦走向衰落，香药贸易较以前有所萎缩，但双方的民间贸易仍然没有断绝。而从更为长远的影响来看，香药贸易对于双方医学事业进步所产生的的推动作用则在两国国内日益发展，时至今日仍然对本国的医疗知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自古以来，经济贸易就是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不论是来自西域丝绸之路的粟特吐火罗商人，还是来自海上的真腊吴哥海商，都将发端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传播到了中国，从南北两条线路绘制了佛教文化传入中的历史地图。而对柬埔寨而言，同中国的交流与贸易极大地推动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并对其社会风俗乃至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两国最早的互动交流产生于三国时期，掌握东南沿海及交广二州的吴国向扶南派出使节。《梁书》卷五十四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即扶南王范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裘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绳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正是基于中国使节的建议，扶南国王才下令国内人民着衣，从而摆脱了衣不蔽体的生活习惯。除了在生活习俗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古代柬埔寨的计时历法也采取了中国的习惯，依据《真腊风土记》的记载，直到13世纪末，柬埔寨仍然采用中国的秦汉历法，以每年的10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其中还记载了“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26]可以说中柬两国在社会风俗的诸多习惯上都保持着相当的融合性。除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中国重视史书撰写的传统也为柬埔寨研究自身早期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珍贵信息。实际上，基于柬埔寨自身文明发展进程和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直到公元6世纪左右柬埔寨才拥有记录自身历史的史料且都是数量极其稀少的碑文材料。更为严峻的问题是，除中国外周边各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这类问题。因而中国便成为了柬埔寨研究自身早期历史的重要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万字，书目达一百二、三十种，被外国学者誉为“无价之宝”。特别是关于扶南的记载，“中国史书因而几乎是唯一的历史资料”。[27]通过中国史料的分析和总结，整个柬埔寨国家历史才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而就这些史料而言，既包括了古代官方撰写的列传书志，又有通过海上贸易总结的民间经验见闻。对柬方历史的记载具备相当的客观性和可对比性。在解读自身历史，认识国家发展脉络的问题上，中国可以说是柬埔寨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合作伙伴和资料库。回溯中国历史，亦能发现柬埔寨对于古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最早在官方朝贡活动中，扶南国向三国东吴政权进贡一批“乐工”，从此以后，柬埔寨扶南音乐便成为了中央王朝的官方音乐之一。直到元朝，这种“乐工”进贡仍然在进行。中央王朝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演奏扶南音乐，东吴设有“扶南乐署”，隋唐置有扶南乐，与著名的天竺乐、骤国乐并列。[28]除音乐之外，来自柬埔寨的佛教高僧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南朝梁是中国古代推动佛教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南朝梁武帝本人也笃信佛教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以至于数次出家为僧，对佛教的发展也采取了相当鼓励的态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柬埔寨的数位佛教高僧随着朝贡活动的船舶来到中国，梁朝为接待僧众，设立了扶南馆作为译经道场。其中僧伽婆罗与曼陀罗为梁朝译经前后共十三年,翻译《阿育王经》、《文殊师利般波罗密经》等十多部;须菩提为陈朝翻译了《大乘宝云经》;受扶南委托的印度高僧谛不但译经近三百卷,而且培养了不少佛门弟子。[29]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南北朝各自都对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来自扶南的南朝僧众与北朝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西域僧众共同将南亚的佛教文化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形式输入中国，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形成和各个本土教派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宗教文本和哲学经典。随着唐朝以后中国三教合一趋势的发展，来自柬埔寨扶南的佛教文化已经深刻的融入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主流和文化风俗中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所带来的思想文化仍然影响着数量众多的中国民众，对于佛教文化的交流亦是中柬两国合作交往的重要内容。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应柬中友好协会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南海佛学院院长印顺大和尚一行，前往柬埔寨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友好交流访问。应柬方提出的派驻学僧赴中国深造的提议，印顺大和尚决定，将向柬方每年提供60个留学名额，资助他们前往南海佛学院学习深造。可以看见，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中柬两国通过共同的佛教联系，追溯友好的交往历史和宗教情感，正在建立着更为广泛而特殊的合作关系。从商业贸易到技术传播，亦或是宗教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在这其中两国人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而自宋元时代两国民间贸易达到鼎盛，双方的商人便开始直接出现在对方的国家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而随着对双方的了解深入到底层平民，相互之间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认同得以建立，人口的直接迁移便具备了可能性。而随着本国国内状况的变化，这种迁移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由于中国长久以来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对于海外移民的关注往往并不积极。而与此相反，古代柬埔寨国家十分重视管理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知最早记述中国在柬移民的文献是南宋人陈元靓的《事林广记》。该书《真腊国》条写道:“蕃杀害唐人,即以蕃法偿死。如唐人杀蕃至死,即重罚金。如无金,则卖身取金赎”。[30]从上述记载可以发现，中国移民已经在柬埔寨真腊居住了较长时间，加上法律条款中对贫富华人进行了划分，实际上说明这些移民已经长期居住在柬埔寨而非季节性转运的商人。《真腊风土记》的《异事》记载了“浙江温州人薛氏在真腊居住三十五年”说明最迟在宋代，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在柬埔寨达到了相当的数量。而元代的民族政策及发达的海上贸易也在促使着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迁移到东南亚。到了明清两朝，海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迫使大批中国沿海居民迁往柬埔寨定居。据1609 年一位葡萄牙探险家观察，当时金边的2万人口中，有3000人是华人。[31]《东西洋考》记载,明朝时柬埔寨的篱木洲“是华人客篱处”、“熟地华人自为戎首”，说明在这一时期，柬埔寨当地已形成华人聚落并自发组织了内部管理。到了19世纪末的晚清，柬埔寨华侨的估计数为十三万，占该国总人口的9.7%，[32]华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柬埔寨相当重要的族群。这些陆续到来的华人移民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海贸商品，更是建立起服务于当地社会的商业网络，融入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中。论及当今，经历了诸多近现代变化的柬埔寨华人群体仍然是中柬两国建立密切经贸关系的重要中介，并将继续服务于中柬两国的和平交往事业。中柬两国作为典型东方文明特色的国家，在近代都曾遭受来自西方各国的殖民侵略。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柬埔寨在1863年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历史事件仅仅是两国抵抗失败的开始。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全面到来，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已开始陆续来到东南亚及中国南海并对当地的众多国家发动试探性的殖民进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柬两国都对西方的殖民入侵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这些抵抗活动一度迫使西方殖民者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殖民侵略活动得到有力遏制。这段艰难的抵抗史不仅深刻地揭露出中柬两国在近代以来共同肩负的反抗殖民侵略的历史责任，更是两国需要合作发展，抵制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历史性证据。随着西葡两国于1493年划定“教皇子午线”及1529年的调整完成。整个东南亚地区除菲律宾外基本被划入了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但基于葡萄牙国小军弱的现实，其侵略活动还只是停留在贸易侦查阶段。最早在1555年，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便抵达柬埔寨，随后陆续有葡国商人来到当地经营贸易。几乎在同一时间，葡萄牙也开始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并于1557年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葡萄牙的传教士及商人迫于中柬两国政权的强大实力，基本上还只是在商业领域进行活动。直到1578年的葡萄牙与摩洛哥爆发“三王之战”后，西班牙逐步控制了葡萄牙及其殖民据点逐步达到其殖民活动的巅峰。从这一时期开始，西班牙开始以1571年征服的菲律宾群岛为跳板，不断入侵东南亚各国，中柬两国的殖民抵抗从这一时期便开始进行了。相较于葡萄牙的谨慎态度，征服了美洲三大文明的西班牙冒险者显然更加具有侵略性，而暹罗、柬埔寨诸王公的政治斗争在这一时期给了西班牙殖民者介入的绝好时机。1596年，西班牙人支持的王公萨塔一世和包括华人商团在内的东南亚商团支持的阿纳卡帕兰争夺柬埔寨的统治权，期间双方互有胜负，西班牙殖民者为泄愤而焚毁柬埔寨首都隆维克城。到1598年，炎热的气候及柬埔寨军队的游击袭扰使得西班牙人损失惨重。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马来亚与华人商团，为了对抗西班牙殖民据点，各个东方商团纷纷更改贸易路线孤立西班牙据点。日渐难以为继的西班牙人最终在1599年后终止了对柬埔寨的军事入侵。[33]柬埔寨国家在东南亚及华人商团的帮助下取得了抵抗西班牙殖民入侵的最终胜利。在东南亚惨遭失败的西班牙人转而入侵中国台湾岛，并与1626年在该岛北部建立沪尾鸡笼长官辖区，此时明王朝已深陷东北战局无暇顾及，不过这些殖民据点不久便于1642年被尼德兰人取代。总的来看，西班牙人可以说是西方殖民国家武装入侵东南亚及中国南海的肇始，尤其是在柬埔寨，当地混乱的政局险些使柬埔寨遭受殖民统治，而柬埔寨的开明统治者与包括华人在内的各商人团体通力合作，给予了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维护了柬埔寨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从中柬双方的交往来看，两国及两国人民长期以来互帮互助合作繁荣的光荣历史成为了抗击西班牙入侵的重要经济和情感纽带。然而世界局势变动所带来的挑战远不止于此，新的殖民侵略还在酝酿之中。随着西班牙在三十年战争中惨败，尼德兰彻底取代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新兴的尼德兰也成为东南亚殖民侵略新的策源地。17世纪中叶，尼德兰人开始全方位拓展其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向北同日本德川幕府建立了贸易垄断权，入侵中国台湾岛并殖民当地少数民族，向东则入侵印尼群岛并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而对于控制东南亚重要贸易节点的柬埔寨，尼德兰亦是悍然展开武装侵略。作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南海与东南亚已是拥有共同的时代命运。实际上，尼德兰在在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行为已经招致了各当地民族的反感。柬埔寨当地的日本、马来亚和中国商团都察觉到了尼德兰人的侵略意图，并积极同柬埔寨政府合作，抵制尼德兰人的入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尼德兰人同当地各商团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商业冲突。长久以来，东方各本地商团在商业上相互竞争，但都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参与到当地的各项社会建设中，实际上早已是当地社会的一份子，在与柬埔寨政府建立了融洽关系的同时与当地的柬埔寨人民拥有着文化上与政治上的认同感和包容感。尼德兰的目的则绝非如此，在政治上寻求征服柬埔寨国家建立殖民政权，重演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活动。经济上，以武力相威胁进行不平等贸易，而这种全然不顾商业规则的行为使得同样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也难以忍受并转而同柬埔寨本土力量合作抵抗尼德兰的侵略。而在宗教文化上，尼德兰人全然不顾当地悠久的佛教传统和新兴的伊斯兰教力量，向当地不断派出传教士，激怒柬埔寨的社会各阶层，不论是亲近佛教文化的中日商团与柬埔寨本土人民、还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亚商团都在积极进行着联合反对尼德兰的活动。一场反击尼德兰人殖民入侵，捍卫柬埔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了。1643年，柬埔寨国王拉玛提巴迪一世（易卜拉欣一世）在柬埔寨各阶层的支持下对尼德兰殖民者发起战争。柬埔寨军队先是攻克尼德兰在乌东的武装贸易站，后又击杀数百名尼德兰从海上登陆的士兵并摧毁其武装商船。最终巴达维亚的殖民地总部感到得不偿失，放弃了对柬埔寨进行更大规模的入侵，这场反击殖民入侵的战争在柬埔寨政府的带领下取得了胜利，史称“柬荷战争”。[34]在这之后，由于尼德兰殖民者对于台湾岛的汉族及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反抗运动此起彼伏。1661年，郑成功开始筹划收复台湾并于次年击败尼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岛。经过这两场反殖民斗争，尼德兰在东亚及东南亚的殖民侵略受到了强力的抵制，转而开始深入侵略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逐步控制了整个印度尼西亚。而对于柬埔寨和中国来说，这两场反殖民斗争的胜利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此后一个世纪的安全时期，直到以英法为代表的工业国家所进行的再次到来。中柬人民在未来的工业化时代还要进行更为艰苦卓绝的反殖民斗争，并艰难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而熟知两国交往历史的人都应当知道，中柬两国的团结合作，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其中还拥有着另一段峥嵘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仍然任重道远。从公元前的最初接触到公元1世纪的国家往来，从公元10世纪的繁荣贸易到17世纪的反抗殖民。中柬两国创造了长达1700年的交往历史，官方的朝贡往来从政治上见证了两个政权的相互认同，民间的海上贸易从经济上造就了多种物产的广泛交换。佛教文明的传播为两国奠定了相互理解的哲学基础，生活习俗的共通为人民提供了相互包容的现实条件。瓷器生产不再是中国独享的技术壁垒，香药治疗也并非柬埔寨的国家秘密。自宋代以后，无数的中国居民迁往柬埔寨定居，逐渐融入当地，成为了柬埔寨国家不可缺少的社会群体。中柬两国的交往从最早的官方往来，到后来的民间互市，最后演变为人民的迁移定居。两国的合作互信不言而喻，悠久的历史友谊不仅成为了在当今多元的国际社会中建立政治互信、实现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更是两国抵制外来势力挑拨分歧，诽谤信誉的有力武器。政权的相互信赖和民众的友好往来是中柬两国长期以来的紧握的两只手。自19世纪之后，西方的殖民侵略势力日益强大，中柬两国寻求自身复兴，团结历史友邦的重任，共同抵抗侵略的历史重担已在肩头。在后来的3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中柬两国政府及两国人民面临西方的侵略，自身的革新，又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支持柬埔寨人民挣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收获了柬埔寨人民和高层的好感。1953年柬埔寨独立，并在1954年就与新中国建交，从那以后，中柬关系发展迅猛，单单是50-60年代，西哈努克就曾访华六次，70-80年代更是长期在中国居住，中柬之间也签订了一系列友好合作条约。尽管柬埔寨保守派在美国的撑腰和壮胆下曾对西哈努克威逼利诱，甚至发动政变罢黜了他，但西哈努克国王始终坚持推行对华友好政策。朗诺政权带来的双边关系恶化只是中柬两国千年交往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其垮台后，西哈努克重新登基，中柬关系重新恢复正常，互访和交往再度密切，并且在2010年起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柬埔寨也在中国事无巨细的全方位援助下，重建家园，蓄势待发。中国一直以来对于任何国家都平等相待，树立了国家之间相处的国际典范，中国对柬埔寨也不例外，所以是真正的亲密的兄弟关系。重新焕发生机的中柬友谊坚强而有力、纯粹而牢固，在两国的高层和民间都已经生根发芽，万古长青是注定的必然，也是任何势力都难以撼动的。透过历史回溯，在国家利益与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上，中柬双方所展现的长期友谊，远比某些西方国家所设想的阴谋论与资本入侵要深刻得多。虽然各国大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理物质差异。但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顶层的共同价值、中层的国家组织和基层的人民意志共同发挥作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同为东方国家，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和佛教思想影响的中柬两国长久以来都拥有着睦邻友好、团结共赢的思想价值。儒家的兼济天下、佛教的普度众生都在两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中起到了基础要素的作用。来自精神层面的认同既是两国长久以来文化技术交流的思想基础，又是当前两国背靠背共同抗击疫情的精神支柱。自唐宋以来，儒佛文化便已经融合发展，也是这一时期，中柬两国的友好交往迈入了繁荣时期。自此之后，两国文化既相互融合又各有所长，既是“君子和而不同”又是“佛面万相”。中柬两国的长期友谊即是东方和谐文化的最好展示，中国对柬埔寨抗击疫情的无私援助和两国的相互认同则正是东方的儒佛两股文化相互融合，和谐共存的具体表现。具体到国家组织层面，长久以来的制度性借鉴深刻影响的柬埔寨的历史发展。疫情当前，儒佛文化国家普遍展现出远强于西方国家的国家组织能力。既是长期以来重视制度建设的文化传统所致，也是中柬两国将人民视作国家治理根本的表现。对两国政府相互支持的立场，某些西方国家妄加揣测甚至广散诽言，“重金收买”、“强权逼迫”皆是其常见说辞，既暴露了其对东方儒佛文化环境的无知也反映了其自身外强中干“同盟关系”到底是以何为基础才得以建立。对中国而言，张骞凿空通月氏，文成入藏联唐蕃；郑和九下西洋，万历两救朝鲜。既然作为世界性的大国，自然应当扶危济困，彰显正道，捍卫主权，维护统一。此之谓，儒家大居正、大一统也。摩诃萨埵以身饲虎，释迦牟尼割肉喂鹰，佛教之国连飞禽走兽尚且怀有慈悲之心，遑论一国人民的生命。柬埔寨政府力求拯救人民的生命安全，寻求同中国合作抗击疫情。佛教讲护法先护念，如果为了重金，迫于强权而委身他国，又如何能除业向佛？儒家大有为而治世，佛家大无为而治心。一张一弛，皆是人间正道。立国以正，方能济世安民。中柬两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正是天下大道。民为国家之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来自中柬两国人民的意志是两国能够保持长期友谊的根本所在。从两千年前两个国家的最早接触也是两国人民的接触。他们从出生的属相到年岁的记录，从衣食的进步到器物的技术，早已实现了共享。政治治理的认同造就了悠久朝贡体制，地理物质的差异引发了繁荣的海上贸易。于是中国的正史史书上也有了柬埔寨的记载，于是也有了《真腊风土记》上对在柬华人的描述。是人民创造了两个悠久的自主国家，一部繁荣的交往历史。同样是在这两个国家里，来自欧洲第一个近代共和国的威胁，却让中国备受凌辱，柬埔寨国家倾覆；以枪炮威胁，以资本剥削。如今的两国人民倒要问上一句：谁才是人间正义所在？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蜜。口蜜腹剑最是小人行径。中柬两国人民长期真诚以待，在一带一路、抗击疫情、RCEP等多框架下开展广泛合作，在派遣留学生、经济投资、佛教文化交流等多维度中实现互进共赢。友谊与成果由人民来建设，也必将由两国人民来捍卫。从前的西方诸国，在海岸边架起几座大炮便能征服一个国家，却如水面蚍蜉朝诞夕亡。而今日薄西山，却仍要对两国友谊恶言相向，不过冢中枯骨雨打风吹。如今中柬两国正在逐步走出疫情，国家发展正在迈入新的时期。两国也将在中国——RCEP的合作框架下迎来新的合作。试看当今之世界，当是谁家之天下？答案如今早已不甚明了，自当是正义与人民的天下。①扶南为我国古籍所记载的公元1世纪至公元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的古国，其领土约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最盛时达泰国西部和马来半岛南端。一般认为扶南即高棉语bnam，现代语phonm的音译，义为山岳。一说其纯属汉称，乃“扶我南邦”之意。②真腊又称占腊，系我国史籍对7至1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高棉族所建王国的通称。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一带。6世纪崛起，7世纪取代扶南成为中南半岛南部的地区性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老挝、以及越南南部，鼎盛时西与缅甸接壤。8世纪初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两部，9世纪复归统一。③柬埔寨鼎盛时期王朝名称，约在9世纪初为高棉族建立，原先信奉印度教，后改信大乘佛教。占有今柬埔寨全部、泰国及老挝大部、越南南部，为东南亚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后由于泰族入侵，于1431年避迁金边，改称金边王朝并存续至现代。④室利佛逝为我国唐代古籍中记载的南海大国，其都城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一带，全盛时期据有苏门答腊岛全境，东至爪哇、加里曼丹，北至马来半岛，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的交通要道。唐代以后，其名在我国古籍中消失，或被“三佛齐”取代。[1].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2].潘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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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博，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刁涵，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文学学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国内首发，原文载于“柬华日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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