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原因，南昌起义打的仍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后成立的政权也还是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秋收起义则不同，虽然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仍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毛泽东通过从武汉到长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便向中央写信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毛泽东当年的命题和评判，至今仍振聋发聩，令人肃然起敬！“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9月初，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关于秋收起义的部署，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斧头（铁锤）的红旗100面，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秋收起义毅然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公开喊出“暴动打倒国民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平分土地”等口号，首次“坚决的树起红旗”，表明确切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公开“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对于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唤起千百万工农群众认清国民党反动面目，团结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和鼓动作用。按照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首先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向农村推进，这就是“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开始也是以城市为中心，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在中心城市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原计划也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但均遭失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退往文家市后毅然决定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前进，在农村开辟新的革命阵地，迈出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第一步。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山，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新的革命阵地，毛泽东成功的斗争实践和理论创造，很快影响了许多从事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远在苏联的刘伯承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后感慨：“它打开了我的眼界。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增加了我的信心。”在湘南暴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朱德毅然决定“找毛泽东去！”彭德怀早在平江起义之前就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平江起义后，他提出要以井冈山为旗帜和榜样，果断地决定向井冈山进发。其他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也在实践上开始了这种探索和学习。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余部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酃县（今湖南炎陵县）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我军历史上首次连队建党活动。“支部建在连上”是使党组织坚强有力的根本组织措施，是红军能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坚持艰苦卓绝斗争的强大组织保障。后来井冈山根据地面临严重敌情，更因敌人封锁而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保障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没有很好地抓住基层士兵。南昌起义虽是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当时也“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是把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到士兵，没有达到全部队，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就使红军连一级的党支部成为第一线的坚强战斗堡垒。
三湾改编还规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完全改变旧军队的不平等状况。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特别是新来的俘虏兵，感觉到白军和红军是两个世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实行军内民主，使官兵们精神振奋，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从而将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区别于一切单纯打仗的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工农革命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军队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密切军民关系并争取群众支持，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向干部和战士讲话，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起义部队行将抵达井冈山茨坪前夕，毛泽东又召开大会，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要求部队官兵严格遵守这些群众纪律。三个月后，毛泽东又向“分兵以发动群众”的下乡官兵进行纪律教育，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后来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这就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初创、后来逐步发展完善、使人民军队受到“人民拥护又欢迎”的克敌制胜重要法宝之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纪律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毛泽东首订革命纪律，“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将士们哪怕冻饿交加，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病痛雨淋，也不私入民宅。后来人民军队能够“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靠的也是“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军民团结如一人”生动亲密局面的形成，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手订的红军纪律功不可没。秋收起义举世闻名，可它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一路凯歌行进、捷报频频。早在起义发动阶段，毛泽东就被国民党民团抓住并要押他去民团总部处死，幸得他机智逃脱。起义初期，三个团先后失利，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部队由5000多人减少到1500余人。配合起义的农民暴动也未能实现对长沙的包围。几支失利部队会合文家市后，在转向罗霄山脉进发到达芦溪时，再遭敌军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直至上井冈山前夕,起义部队还在遂川大汾镇遭地主武装突袭，队伍被打散。这一路的挫折对指战员们是极严重的考验。但毛泽东面对困难，一往无前，鼓舞斗志，率先垂范。在浏阳张家坊被抓并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仍选择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文家市转兵和三湾村改编时，毛泽东激励大家：“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在芦溪、莲花受挫时，毛泽东再次向部队讲话，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正是因为毛泽东和起义部队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终以百折不挠精神将红旗胜利插上井冈山，并由此坚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适合国情的革命新道路，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秋收起义在一些主要或重大问题上给中国革命伟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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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来源：“红旗文稿”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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