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陈独秀——中国红船的首任船长

 

 

 

 1921年，一艘红色的小船从中国嘉兴南湖启航。

 

2021年，这艘红船成为巨轮在世界大洋中破浪奋进。

 

百年沧桑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奋斗，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艘红船的首任船长——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叱诧风云的革命战士，是新文化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他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对陈独秀作了这样评价：“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发起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牢笼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建清王朝的大门。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订了《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屈的中国人民顽强斗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但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袁世凯刚登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活动，为他复辟帝制造条件。1913年6月，他亲自发表“尊孔令”。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诽谤民主思想，诋毁共和制度，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泛滥，鬼神迷信之说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民族的生机。

 

陈独秀最先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他自幼丧父，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17岁考中秀才， 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进行反清活动。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前驱者。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他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号召青年们战胜恶社会，解放思想，与旧传统、旧思想决裂。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任主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知识分子荟萃北大，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他们以笔为刀枪，向封建专制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之囹圄”，解放思想，建立新社会。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评论、通迅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虽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反封建勇士们存在一些弱点。但他们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千年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冲破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牢笼，掀起了是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深刻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领导五四运动，坚决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封建军阀政府毫不妥协，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坚决斗争。

 

民国初，北洋军阀政府为维护反动统治，出卖了一系列国家权益。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签订了“亡国的二十一条”，积聚了巨大的民愤。触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盘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准备彻底妥协，接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抗议的怒潮。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出横幅、标语，高呼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要求惩办三名亲日派卖国贼，遭到军警镇压、逮捕。此后几日学生们一直顽强坚持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参加战斗，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相继罢工。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芜湖、无锡等城市的工人，也都以罢工或示威游行的方式参与斗争。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及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也行动起来，围困代表团住处，强烈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强大的压力，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亲日派官员，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创办主编的《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点燃了思想解放的火炬，为五四运动锻造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五四”前夕，陈独秀敏锐地观察时局动态，相继发表了《关门会议》《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等文章，第一次在报端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的名，称他们是“亲日派四大金刚”。5月4日，虽然陈独秀未出现在集会现场，但他当天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号召人民站起来，支持学生，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离京，有不少人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但他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的社会。”5月11日，他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从1919年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学生运动尽心竭力，摇旗呐喊，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

 

后来，他直接行动不惜入狱。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以及“直接行动，根本改造”的目标，为运动指明了方向。陈独秀到处演说，亲自到闹市散发传单。6月11日，他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北京市民宣言》时，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当即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青年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19年9月16日，在各方的压力下，京师警察厅于释放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出狱，社会各界都为之庆幸，各大报纸均以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北京大学的进步团体举行了欢迎会；李大钊还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热情赞扬陈独秀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3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并没有使陈独秀意志消沉，而是更坚定了他投入斗争的决心。由于《每周评论》被查封，他就集中精力为办好《新青年》投入了新的战斗。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毛泽东同志后来评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宣传马克思主义，锻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师夷制夷”“中学西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等救国方案相继诞生，各阶级各派别运用各自的思想武器尝试完成救亡图存的重任，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在何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科学的良方。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报刊，是1889年4月的《万国公报》，该报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伦理学说时，不经意地提到过马克思学说。之后，1903年第8期的《浙江潮》和1906年第2、3、4号的《民报》都分别零星、碎片式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而真正在中国大力宣传和强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当属《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该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论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度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传到中国，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巨大反响，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俄国，关注其革命成功的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和第六期集中版面，组织力量，猛烈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刊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除李大钊、陈独秀外，鲁迅、李达等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相继加入到宣传马列学说队伍当中，以《新青年》为载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实现了《新青年》肩负使命的历史性转变。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有：推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如剩余价值说、唯物史观说、阶级斗争说、劳农专政说;介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驳斥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言论。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发行《劳动节纪念》专号。这表明，《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把握上，达到了新的历史自觉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有影响的国内报刊中，唯独《新青年》把自己的关注投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宣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由此开始了伟大而艰辛的历史起步。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结束了在中国空中飘荡不定的状态而最终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渐开花结果。

 

《新青年》为中华民族复兴选择了最好的思想武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激发了民众救亡图存的革命热情，锻造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陈独秀发表了《读政治》一文，宣称：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文人学者转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从浅信到深信，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经典标本。他的言行给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引发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他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时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后，1919年回到湖南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同年7月创办的《湘江评论》中连发《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热情称颂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强调改造国家、改造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队伍基础。

 

创建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俄国革命的胜利实践，使陈独秀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当时国内政治的腐败，使他经历了由厌恶到创建政党的心路历程。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袁世凯利用党争实现了登基复辟，使陈独秀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他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而“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开始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论述了对党的建设的看法，他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将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以积极务实的作风开展实际工作。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途中，他们商讨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李大钊回北京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准备建党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建立党的组织。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究竟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李大钊征求意见，最后由李大钊确定了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到上海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及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4月中旬，他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组织相继成立。这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帮助和促进的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接着，陈独秀约请李大钊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唐山等省市发展;上海将负责苏、皖、浙等南方各省的建党工作。

 

为了指导各地建党，上海发起组织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独秀特意委托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恽代英翻译考茨基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李季译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汉俊翻译《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等，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寄送到各地。11月，拟出《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目标是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为此，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中共第一个纲领，当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同月，组织机关报《共产党》月刊创刊。陈独秀写了发刊词《短言》，明确宣布：“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是我们的信条。”《宣言》和《短言》表明，中共一诞生，其纲领，特别是性质和任务，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9月1日第8卷第1期起出版的《新青年》，改为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陈独秀亲自撰文，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贩卖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发动攻击。从多方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及旅居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相继成立。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召开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在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躲避巡捕，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13位同志代表全国53名中国共产党员，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们为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及在最低纲领指导下形成的建立“联合战线”即“党外合作”的革命策略，在党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推进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4.12”和“7.15”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29岁，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子陈乔年26岁，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相继被国民党杀害。

 

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敌强我弱，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危及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负有重要责任。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到达应有的水平，工人阶级的人数少，力量还不够强大。要让资产阶级领导发展资本主义，到工人阶级强大了再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持反对态度。他是用教条主义分析认识中国的国情，没有看到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农业大国，工人阶级是领导，农民是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严重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路线和政策，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新征程。

 

坚强不屈留得清白在人间

 

陈独秀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后，按照中央要求，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9年11月，他因对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拒绝。他的学生，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后来叛变成为国民党军统高官的张国焘，多次上门想要给他钱，让他与中共对抗，遭痛斥。他曾经的好友，后来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邀请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被谢绝。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

 

陈独秀曾经向中共表示，想回到党内。党中央很重视，派人联系。后因受王明等人的影响未成。王明等人在延安《解放》周刊发文，说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陈独秀写公开信驳斥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后查确无此事。

 

1938年6月，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四川江津蛰居，以教书为生，并一直保持低调，不要任何人的资助，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说，爷爷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多次举办演讲会、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激发广大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于晚年完成了文学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中共中央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1939年2月，就在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等人去医院看望。两个月以后，陈独秀转赴江津居住，周恩来又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陈独秀，请他到延安。陈独秀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周恩来让随行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说：“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陈独秀动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龙飞虎的包里。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享年63岁。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席和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妥善照顾陈独秀家人的生活。

 

纵观陈独秀一生，是坚强悲壮的一生。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思想解放，不迷信任何人；他英勇斗争，坚决批判反动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他信仰坚定，数次坐牢不变节；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他独守清贫，不食“嗟来之食”；他傲骨凛然，到死也不做任何妥协。他也犯过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世上无完人，领袖无圣父。对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们的功绩和错误。把他们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的成功和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最初的觉醒者，是在危在旦夕的中国探索革命道路，既要唤醒民众，组织队伍，又要抵御强大穷凶极恶的敌人，他们的道路必然艰辛曲折。他们是时代的英雄，历史的伟人。把他们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有益于后人不断前进的历史借鉴。

 

回望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现在，中国共产党处在新的百年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学好党的光荣历史，铭记革命先驱的丰功伟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正确的航道奋勇向前。

 

2021年3月26日

 

作者：水石   来源：昆仑策网（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