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抗美援朝大众运动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总体性动员中国人民精神与实践能量的政治社会时刻。伴随复杂而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人民作为主体得以自下而上展开自身。以首都抗美援朝群众动员为例，立足群众具体的主体条件和基础，结合其切身的生活空间与行为脉络进行动员，构成发动群众主体能动性的前提及基本方法。大众中不同群体（工人、农民、妇女等）的主体自觉与解放感也伴随整体的人民动员获得再生产，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共时性体验又帮助在不同群体或个体间建立新的互动关系。宣传教育运动在重建人民世界观的基础上促使人民反压迫的主体性觉醒。世界、国家、社会大众与个体在运动的上述多重联动中形成了辩证关联。
作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延续解放前中共革命历史实践的探索成果，在政治与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继续摸索创造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形式，在新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机制里，国家的政治实践并未单纯局限于上层的体制空间及由此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或官方意识形态指导等，而是能同时与自下而上动员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及社会性参与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国家—人民的复合互构。这与中共革命时期以来一贯强调和坚持的如“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等政治原则及方法相吻合。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代初所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治社会运动中仍不例外。新中国政权甫一建立，就被迫迎来一场与世界霸权强国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军事较量，这场战争不仅事关新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与民族国家利益，更关乎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及地位乃至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伴随着“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但它也在两个向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国家逻辑：一方面，抗美援朝具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支援和鼓舞亚非拉独立解放的道义诉求，而包含了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结合；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也决不仅是在东北国界以外的他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军事战斗，它在中国国内也同步掀起与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多种政治社会活动，尤其是与国内全民自下而上广泛积极参与的支援运动紧密联系，从而为抗美援朝战争开辟了一条相应的中国国内战线，包括向下深入至社会大众的生活空间与脉络中进行群众运动动员的“下半身”战线，实现了民族国家与人民主体的辩证结合。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体认同，致力于追求中国、东方乃至全世界人民当家做主、团结解放，抗美援朝战斗作为保卫初生的新中国和推进全球人民普遍解放的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本不应外在于身为新人的中国广大民众自身；然而，要实际地，而非概念地构建这一与人民群众的内在政治关联，则须依赖一系列具体的群众动员、召唤实践，让人民群众作为自为的政治主体现实地现身出场和参与革命。以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概况为例，在中共北京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开展的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中，便包括“采取多种形式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青年参军参干，号召人民捐献钱物，并号召人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前方将士解除后顾之忧”以及“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等，北京市民在此一系列社会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文即以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选编的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时期有关社会动员的历史档案为基础进行分析，在对档案和文献资料加以掌握、考察、分类和归纳总结的前提下，结合中共革命新政治原则的启发，以把握 1950—1951 年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首都群众社会运动潮流的开展机制、构成与特征，所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里人民大众自在的主体性如何生成、展开为自为的主体性，及其内在的动态结构、实践脉络和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社会联系与内涵。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国内群众性社会运动是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首次进行的具有国际主义面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既往前继承了解放前革命时期群众动员的历史机制与路径，往后也为新中国1950—1970 年代支援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之组织和开展奠定了基础经验与方式。从这一连贯的历史线索考虑，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归纳抗美援朝运动时期首都群众动员的重要实践特点，即：重视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出发；结合民众切身的日常实际行动脉络，激活其主体能动性；与多种不同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的再生产相联系；为推动国内人与人新型社会关系的创造提供历史契机；在思想上转变对美国的认知，培养形成新的爱国观与世界观。强调民众自身的内在主体性关联，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进路紧相联系，它决定了诸种群众动员的实践形式始终注意向下结合群众本身的自我属性，调动其主体的认同与投入，以启发和召唤人民的自觉意识与潜能；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路线，深入到人民自家内部的具体生活语境中进行宣传、动员。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的抗美援朝大众动员工作总结了多种经验和技巧方法。例如，北京市总工会对在工人群体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出“诉苦”这一曾大量运用于中共解放前革命动员的经典方式的优势，认为“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经验证明：诉苦是工人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诉苦之作为群众“自我教育”的途径，本身就突出了群众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角色的重要性。通过动用诉苦方法，“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能“使职工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从而在诉苦大会上，工人群众的阶级感情与觉悟极易被感召和调动起来，这得益于诉苦是一种有助于激发人们感同身受的同情与共鸣的方式，能把工人“自己的”感情召唤出来。尽管如此，诉苦办法的成功应用仍需注意在群众中“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这一“预热”过程实际也是与群众自身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活动逐步相适应、相结合的过程，以求诉苦的感动效果易于在人们那里得到内在落实。同理，我们还能看到在动员职工群体订立抗美援朝爱国公约的行动中，“必须通过群众，经过群众充分思想酝酿，变为群众的要求”成为必要的步骤。厂矿企业单位制定爱国增产计划时，也须注重深入的动员、酝酿，并“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这样计划订出后，才能得到职工自觉执行的保证”。也就是说，这种通过结合和发动群众自身的主体主动性的方法，有利于激发群众对所订计划的自主认可与积极态度，继而真正将所订公约、计划视为己出。正是基于这些原理，干部引导下的工人们在集体制订爱国生产公约的过程里，其“把行政的产品计划变为群众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奋斗目标”才是可能的。如此，支援国家对外的军事战斗和满足国内生产的行政任务才不致成为自上而下或外在的命令式，而是能与群众的主体地位或主人翁感觉相统一的，能同时使群众自觉为自己的事业。
群众路线的政治准则与工作方针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机制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面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能切入群众自身的生活空间与行为结构，向下与群众自家具体的实践状况和条件相连接。
例如在深入日常街道居民的居住环境中进行宣传时，须懂得具体联系街巷、街道这一特殊的空间情境，“宣传应联系他们生活中的体验和他们住在的街巷中发生过的事情”，结合街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这样助益于“引起他们的注意”，调动他们的兴趣与热情。宣传工作队“要会聊家长里短”，联系居民的“家庭和个人”，即从他们身边琐碎的日常俗事入手而“启发他们”，以此与居民们打成一片，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动。这一联系群众的方法“由家中琐事谈到国家大事，很自然地教育了群众”。
在组织大学生下乡对农民进行宣教时，也要时刻适应其农村乡土的社会空间条件，在宣传队创作和表演宣传节目中，“就地取材，编成短剧，或用农民熟悉的小调套上新词”，则更能得到村民的亲切欢迎；宣传人员通过在宣传工作之余，“主动帮助农民扫地挖河”，医学院师生则通过在各村开展“治疗麻疹，为老乡种痘”，而与农民们融为一片，让宣传鼓动工作更能深得农民们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接纳。
出于顺应村民的主体认知条件，“简单通俗使农民易于接受”“深入浅出”、接通在地空间而“采用当地的真人、真事作为宣传材料”等方式，能使“群众体会最亲切，最深刻”。双槐树一名从事下乡宣传的团员说道：“我给人家剃头，怎样宣传抗美援朝呢？想了半天，想出来了，谁来剃头就给谁宣传”，从而做到了在渗入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空间里“随时随地抓紧每一个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
这一切做法实际与中共在解放前，譬如在抗日反帝战争时期必须深刻“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的政治动员路线如出一辙。
正是基于密切贴切广大民众具体的生活条件和主体条件这一原则，首都基层单位在总结群众动员工作的经验、策略运用及其优缺点时，经常提及需遵守群众自愿为前提，照顾民众大多数的情况等，对过分冒进以至脱离群众实际状况的工作方式时常注意检讨。这一类总结意见在这批历史档案材料里决不乏见。
2、激活群众自身的实际行动资源与脉络
在立足于人民大众主体生活及主体认同的基础上，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运动进一步寻求与民众切身的实际行动脉络建立更紧密的连接点与激活点，通过与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劳动等实际行动内容相融合、相激荡，号召其以切己的能动性实践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或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激情诉诸自身岗位上的实际行动而表达出来。正如于光远刊于《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所说：“一个真正热爱我们祖国的青年，他就可以并且应该就他的工作岗位或学习岗位，把这种爱祖国的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
这一方面使得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和思想教育获得了植根于大众种种切身行为方式的落脚点，获得了更为具体而现实的召唤群众能动性激情的路径；另一方面也让人民大众在支持抗美援朝的实践里找到更明确的和更对接于自身行动状况的方向；而且，
在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劳动等连接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指向的普遍性事业后，人们也为自身平凡的日常生产、劳动等事务赋予了更高远的意义感乃至崇高感，从而不但能更强烈地唤起人们的行动热情，同时还启发普通大众获得一种围绕理想主义和人生意义的精神满足。
在支援抗美援朝社会运动之初，鼓励人们从各自的实际劳动生产、学习等行动出发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就已成为常见的动员手段。如鼓舞工人“用努力生产节约坚持抗美援朝运动”，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术，准备随时为祖国服务”，机关职工“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工作”，工商界“积极贯彻政府政策，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经济战线上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等。又如通过开展爱国劳动生产竞赛，把工人群众支持抗美援朝的积极热情“巩固在实际行动中”。与之相同步，对工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也与这一系列生产运动的踊跃开展相互结合而更有收效。
而订立爱国生产公约的形式，则既“直接推动了生产”，也“使抗美援朝运动有了实际的内容”。凭借实际生产劳动支援抗美援朝在获得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与觉悟后，也振作起大众自发的热情投入。钢铁厂工人在检修高温炉时，“一想到前线同志流血，自己只流点汗，劲就大了”；并就检修工作提出“多发现一个隐形事故，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借助订立爱国生产公约及捐献运动，工人们反映将国家大事“联系到生产，干起活来自然劲头就大”，部分职工在对抗美援朝运动意义的觉悟提高后，甚至在领得薪水时首先想到了用于捐款。郊区农妇也在“多流一点汗，志愿军少流一点血”的口号下，加紧农业增产劳作，积极发展副业，把养鸡、纺织等副业劳动与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联结起来，声言“要把这肉鸡变成飞机”“从针眼里造出飞机来”。
对处身于上述以实际生产劳动支持抗美援朝氛围下的广大工人而言，生产俨然被赋予了与国外军事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作为国内经济生产战线的意义，从而分别构成了抗美援朝战斗的“外”与“内”及其彼此互动。这反过来也将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时势转换为刺激工人群众劳动志向、推动国内工厂经济生产建设的契机，进而“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及职工的个人行动经常组织到一个全厂的推进生产的总奋斗目标上”。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的事业是相互支撑的。而国家事业与“职工的个人行动”也能相互支持、相互满足，即工人的生产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并被引向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战斗的意义上，而国家事业的进行也关联于人民的主体充实感或当家做主感的召唤，故如萧德在《中国青年》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
“我自己既是人民，这民主专政里就有我一份，自己就是祖国的主人翁，要抱着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去关心自己的祖国，去尽力把祖国的事业搞得更好。当这样想的时候，自己全身就充满了力量，一做工作就会想到：我这个工作是为了我的祖国做的，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有失国家主人翁的职责。”
与此同时，这一为国家、为民族乃至为他国和世界人民和平解放而劳动的意义视野，也充实、升华了劳动者内在的身心尊严和价值感，鼓舞和扩展了职工个人和集体投身生产劳动的精神能量。
不同于市场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人唯在为自身的个体利益从事劳动的情况下，其劳动积极性才是最高的；恰恰相反，中共基于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经济共产主义生活的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出劳动者个人和集体乃在一种翻身做主的解放感、使命感意识下以及在一种朝向中国、东方乃至全人类反帝、和平、解放这类超越性的理想精神视野下，恰被调动起更为饱满的劳动觉悟、激情、自豪感及满足感。
这种新劳动观的树立，与中共对革命新人的形塑密不可分。这也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时要求发动整风、打破官僚主义（以解放劳动大众的主人翁精神），以及批评工人若只为购买“三大件”“五大件”而生产，其劳动格局和积极性实则相当局限的原因。
3、多重性人民主体的参与
从以上材料及论述中不难发现，工人、农民、妇女等不同群体的主体性在推进抗美援朝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了关注或强调，这与中共过去的革命进程将民族解放跟社会解放（包括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等）相结合、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跟反抗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封建秩序对妇女的压迫等多样的民主反霸斗争同步进行的革命实践传统一脉相承。
新中国意味着同时实现工人、农民、妇女等不同大众的翻身解放，在此前提下，建国初期抗美援朝群众性社会运动的开展中，工人、农民、妇女的主体性地位和参与也分别得到了强调或突显。比如注重深入工厂鼓动工人阶级自主的爱国生产运动、下乡为农民阶级进行宣传教育和激发当家做主的劳动热情等，以及组织妇女从事各种社会运动形式。
因而，伴随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浪潮，工人、农民、妇女各自的主体性尊严和力量得到了相应的充分重视与表达，其主体性的自觉意识也根据各自的特点同时被加以再生产、再肯定。以下以首都抗美援朝社会运动中的妇女运动为例进行分析。
在普及抗美援朝宣传、推动社会运动的活动里，首都妇联在基层社区积极组织和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美援朝运动，通过举办学习会、联谊会，组建社教小组，结合妇女的切身利益与需求订立个人或集体的爱国公约，及深入各界妇女群中完成具体宣传，举行妇女控诉会发动妇女诉苦，组织游行等途径，而同时提高了妇女对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及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自觉。在郊区农妇群体内，抗美援朝运动的掀起亦同步助长了妇女独立解放运动的进展：
首先，广大农妇被动员起高度的劳动生产自觉和热情，“妇女自己耕种（土地）”，并为提高劳动情绪加紧生产而互相竞争、互相帮助，她们将自身的农业劳动与抗美援朝运动相互结合，认为这既“提高产量改善生活”，又有助于“买飞机巩固国防”，甚至喊出“捕打害虫也是消灭美帝”的口号而积极参与除虫。
其次，在这场为响应抗美援朝战斗而兴起的动员妇女生产力、实现增产的运动里，妇女的能动性力量得到了承认和展现，不但转变了部分群众的“妇女不能干这活”的旧思想，更让妇女从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能力，现实地实现了自身地位的提升。
譬如通过积极参加劳动，妇女发现或证明自己也能从事生产，这让她们在其中收获了光荣感和尊严，也同时觉得“经济独立，不再受家庭限制是件最痛快的事情”；抗美援朝运动的全面动员还让妇女过上了基层政治生活，“加强了妇女们的自信心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经济生产上和政治上的主体感得到加强，这共同帮助妇女“以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在社会上的地位，纠正了一部分群众轻视妇女的旧观点。又由于妇女们的努力生产给家里增加了收入，因此（在）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一步并且促使了家庭的和睦”，使妇女体认到“积极参加政治生活而且最主要的是争取经济上的平等独立才能减轻家庭束缚，在社会中与家庭中起更大的作用”。
这种尊严感、独立平等感和解放感大大激发了妇女参加抗美援朝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激情，为自身的解放而劳动与为国家、国际性的革命事业而劳动得以相统一，她们热衷于参与政治会议和做好优属工作，以妇女自身的名义提议将增产收入用于捐助“北京妇女号飞机”以支援国防，一部分妇女还把自己的家庭或个人公约贴到墙上引人注目等。（26）
可见，
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历史时势同时成了用以传播妇女解放理念、发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机会，成为推动、配合妇女主体性再造的契机。这也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大众动员注重与大众自己的主体获得感、幸福感相兼顾的一个绝佳例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类似的历史机制与方式，妇女自身的主体解放往往能跟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的反帝反侵略抗争在一种相互激荡的互动关系中彼此连接起来，以至妇女的主体形象，如在当时流行的宣传画、电影等大众媒体中的显现亦随之往男性化、军事化或战士化的方向上塑造了。
4、对人民内部互动关系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正如上文所提及，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国内外事业往往是相互支撑的，如国内的劳动生产建设、“三反”“五反”等与对外支援抗美援朝战局相互支持，或在国内发展爱国卫生保健运动与消灭美国细菌战相互响应等。而其中，
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普及也为国内推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广泛改变创造了一种独特氛围。
虽然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主体内部存在着多重性与差异性构成，但由于多种不同的主体性群体（工人、农民、妇女等）共同处身于抗美援朝历史经验的同一政治时刻和政治目标的感召下，因而又得以在围绕保家卫国、援助朝鲜人民以及一致反对美帝这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共时感与共同体感之下相互团结、联合起来，以至形成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结合的人民主体性结构。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政治社会氛围或体验，以此为凝聚人民提供了基本背景。
事实上，打造一个人民团结联合的共和国秩序本就代表着新中国对创造新型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形式的追求，后者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下的阶级同志或兄弟友爱关系等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往往被要求落实到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层面上。而这些对人民群众内在连带性关系的创建，也同样伴随抗美援朝大众运动激起的历史契机及透过相关的群众动员工作而得到了激发与推进。
根据首都历史档案资料的记录，“不少学校的同学在爱国主义的情绪下加强了团结”，例如“南方同学和北方同学之间，过去存在隔阂，这一次北方同学看到华侨也受迫害，南方同学看到北方同学的爱国情绪这样高，彼此间都有了好感”，“贝满女中在开完控诉会后抱头大哭，‘我们要团结起来对付帝国主义’”。
在这样一种由共同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运动所唤起的集体普遍情感和互动气氛之中，基层的“党团员与群众的关系改善了”，党团员在运动中积极发挥带头作用，打通了与群众的距离感，改变了群众对党团员的认识，比如，“辅仁大学物理系群众一向与团对立，这次自动要求团员带头，‘像一家人一样’”，成达中学团支部也改变了昔日的孤立感，群众开始愿意“事事找团支部商量”，而在此过程中，党团支部也相应“改变了对群众的看法，相信了群众的力量”。
在工厂的思想教育与劳动生产运动中，“所有工人都团结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中”。
而在大学生下乡宣传工作里，不但学生在深入走进农民生活的群众路线下变化了自身与农民的关系，“与群众关系很融洽”，使农民们感觉“大学生都没有洋味了”，而且农民们也从学生那里学习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知识以及自身与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联系，提高了眼界与觉悟，反过来，大学生们也在深入接近农民的体验中更了解了中国农民们的乡土生活与尊严，并“感到了劳动人民的真挚热情”，加强了对农民的同情以及知识应服务于农民的认知。
少年儿童队的孩子们同样在下乡宣传、学习中与农村小朋友结下情谊，也到朝鲜小学访问、与朝鲜小朋友一同听取朝鲜历史时一块“感动得落了泪”，“有的和朝鲜小朋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得益于一系列深入群众内部生活的宣传、订立公约等活动，“有些大院里过去很不团结，现在也团结了”；时常吵架的农村夫妻也在妻子地位提高以后一同订立家庭公约的商议中平息了矛盾，在同心协力加紧生产的一致目标下把“保持家庭和气不再吵架”写进了公约里。工厂里为了爱国增产和提高技术效率，新老工友间互相扶持，老工友将“教好徒弟就是自己爱国的具体表现，徒弟能更好地参加生产，对新中国的建设就增加了一分力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从而使新工友感到获得了旧社会所没有的尊重，并“保证团结老工友”，以此双向地改变了新老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行业工人“结合整顿工会基层组织”进行抗美援朝运动，收到了团结干部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效果，健全了工会组织。
抗美援朝社会运动是一场整体地触及人民大众及其社会生活的运动，其普遍组织与总动员可以说广泛搅动了全体人民的生活秩序，影响着人们的交往和相处，在此基础上重组了社会中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此意义上，群众性社会运动本身即带有重新活跃人们的社会关系、增加人际互动交流的效应。而抗美援朝政治时刻的涌现，则让其时的群众运动被注入围绕民族主义、保家卫国、世界和平、反帝反霸等宏大命题和事业展开的开阔的精神意识和实践视域，并通过社会动员工作在大众之中营造共时性与共同体性的日常生活感觉及互动体验，也通过凝聚于一个更普遍高远的政治社会关怀和生活目标，而使人们得以超逾彼此间相对次要的日常隔阂或分歧，改造了人际关系。而一旦人们超越了相互的疏离感而在密切、频繁的日常互动中变得更加团结、合作，则人们参与到运动中去的积极性与热情又会得到更大的感召。
5、翻转“文明等级”：人民对美国的重新认知
对压迫者的认知以及对反抗压迫的自觉，是被压迫人民走向主体性觉醒的条件。尽管中共经过反帝国主义、反买办阶级的革命解放战争最终掌握了全国政权，但在中国民众中间，尤其是在城市市民中间仍然大量存在对帝国主义压迫认知不足的思想意识问题，对西方和美国帝国主义霸权存在着幻想。
长期以来，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是美帝国主义霸权统治的一部分，其背后的观念基础和历史根源乃植根于伴随西方 15—16 世纪开始的全球帝国权力史而形成，并于 19 世纪达至经典化的文明等级论（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根据文明等级叙述，西方（及后来的美国）乃处于人类文明等级序列的顶端，它代表着民主、自由、平等、技术等先进的现代文明与价值，这一文明优越性位置实质为西方列强建立以自身为中心、广大亚非拉地区为从属，继而自上而下展开世界霸权和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支撑。
文化侵略的权力操作逻辑基于塑造被压迫者们对文明等级观的认可和服从，从而认可了帝国主义霸权的正当性，美化霸权侵略与压迫。
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海，过去由于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美国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发达和自由民主”“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或对官方报纸宣传上的美帝侵略史“置若罔闻”。
在其他中小城市，如广东某县一级中小学的教师们也具有“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思想。
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时势突至，关于美国的认知问题立刻成为其时推行抗美援朝社会动员和宣传教育不可回避的迫切问题。
针对民众中存在崇美、恐美乃至亲美的思想现象，新中国通过开展“三视”（对美仇视、鄙视、蔑视）运动、组织诉苦会和民众下乡下厂、学习民族和世界历史等途径，展开了一场与西方和美国“争夺人心的战役”（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这场战役实质是为促使广大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与压迫下觉醒过来，重新认识谁为文明和谁为野蛮、谁为进步和谁为落后、谁真正追求民主平等和谁致力维持侵略压迫。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辛辣揭露了美国文明面目的真相：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朝鲜战争结束后一年多，毛泽东于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区分过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形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其霸权主义行径仿佛仍停留在前现代的封建等级思维，即像“中世纪家庭的父亲”“封建家庭里的家长”一般，“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然而广大的身为受压迫者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与人民则坚决反对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主张“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新中国无论对内解放工人、农民、妇女等受压迫的普罗大众，还是对外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从事反帝解放斗争（如抗美援朝斗争），都体现出真正站立在追求民主、平等、和平的进步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因此，
关于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帝国主义式等级划分俨然被颠倒和重构了：美国是“中世纪”“封建”和前现代的，从而是落后的；而新中国则是真正体现并推进现代性启蒙的观念，从而才是先进的。“争夺人心的战斗”也就是致力于翻转民众心中旧的文明等级观，而代之以对进步与落后的重新定位，并
伴随这一过程，努力使民众从帝国主义的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产生自身的人民主体性觉悟。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解密档案文件，首都抗美援朝运动档案史料具体记载的主要是在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宣传教育运动状况，其中，
“亲美思想如美国人办医院、学校，在中国落后同学中也有些影响。普遍的反映是对美帝‘恨不起来’”，但是，“在开了控诉会，听了华侨身受日帝、美帝迫害的同学的控诉，和留美学生对美国真实情况所作的报告后，大受感动”，在认清了美帝的真面孔后，“大多都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街头宣传”；
控诉会上“一个同学站起来检讨自己过去受美国毒太深，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唯武器论，从来也不知道美国是帝国主义，那样残暴无耻……回到宿舍把收听‘美国之音’的收音机摔了，另一个同学当时把身上的美国流行的衣服裤子都脱了下来，发誓不穿了”。有些同学“过去鄙视自己的国家”，但听了控诉会后，“把共产党拥护人民组成志愿军的态度和国民党阻碍抗战的态度一比，觉得……共产党可亲”。
清华大学的学生“过去有的曾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东西都好’。有的曾认为‘美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举票’。……有的甚至‘恨错投了娘胎’，‘要拜一个美国人做干爸爸，送我到美国去留学’”，然而通过组织学生到工厂、乡村进行学习、考察，学生们从工农那里重新得到教育与启示，“听了工人阶级的控诉后才知道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及在农民处体认到“翻了身的奴隶在面临着威胁时所发挥出来的无比坚强的力量”，从而深刻理解了共产党之于工人、农民翻身解放的意义所在，真正体会了共产党先进的历史政治要求，继而结合自身状况，联想到是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给我们安排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创造了光明幸福的未来，还关心我们的身体”，进而在思想上转换过来，也开始积极响应抗美援朝运动。
6、结 语
首都抗美援朝运动档案史料所记录内容包含群众动员工作中大量琐碎的实践细节，这实际展示了群众社会工作的性质，即须深入各民众具体的生活空间、脉络、活动方式、日常经验等的内在细部，结合民众切身的身心状况和主体条件，去调动他们丰富的主体性可能，创造出人民主体多层次伸展的结构。
在这一复杂的结构机制里，国际主义的反帝运动、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国内事业、社会关系秩序的重组、不同民众群体的主体再造与互动，以及个人生活意义感的充盈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等，都在一系列复杂的辩证互动的创造性关系里得以互相促进、同步进行。这一系列动态创造的发生是伴随抗美援朝此重大历史事件涌现的总体性经验时刻之影响与带动下得以实现的。
重大的历史政治时刻往往同时推动着产生诸种历史实践上的动能，作为对这些历史性动能的回应、利用和转化，大规模的政治社会总动员得以开展，并以此为创造新的秩序和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生长点。
作为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场具备国际主义指向的全国性群众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也为后来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全国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经验模式。
如在 1958 年支持中东阿拉伯兄弟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时期，北京及各大城市千百万群众纷纷举行大示威和游行活动。其中，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数十万人集合了各界民众及其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家庭与职工妇女、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等，也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伊斯兰教的阿訇及穆斯林，来自基层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的代表们则分别在场发表了声援阿拉伯人民反侵略的讲话：他们纷纷表示结合各自的生产、生活，以实际行动对阿拉伯人民予以支持，如工人通过增加劳动产量、农民通过加快完成工程等等，以壮大第三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自信心。
各界人民的这种大集会也在全国其他城市爆发并蔓延到各地各少数民族的妇女、农民、工人等和港澳各阶层同胞，他们在国际主义的普遍性时刻下共同联合起来。人们也踊跃深入群众基层，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此时正值国内开展“大跃进”，工人、农民等将国内大生产任务跟援助中东革命加以结合，劳动建设的热情与国际主义的道义感相互激发。1958 年的上述群众性运动景观与 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颇多共通之处。
（作者系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微信公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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