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

胡懋仁：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

2021-03-04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事业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唯物史观不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运动，而且还把历史过程看成是一个有规律性的辩证发展过程。

把历史看成有规律的这一点，更早的是来自于黑格尔。或许黑格尔在对历史过程的关注中，的确发现了在历史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只是黑格尔坚持不认为这种规律是一种纯客观的，而且是所谓绝对精神的因素加入进去之后才有所呈现的。

对于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当然是不赞同的。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发现，历史的辩证运动与规律性都是由历史本身的存在所决定的。而人的意识或者观念不过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所以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由其内在矛盾运动所推动的有规律性的过程。

当然，历史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律不可能像物理学中的规律那样既清晰又严谨。历史的规律往往是在一堆看上去杂乱无章的现象中，要通过人们的挖掘才能被发现的。

欧洲哲学中的唯心史观在黑格尔之前更是十分混乱的。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之前，欧洲的历史几乎都是碎片状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虽然有着它们各自的历史，但这些历史由于时间太短，根本不容易让人们发现其内在有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与古罗马应该是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的。但毕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相似的方面并不容易被发现，主要是古希腊所存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古罗马所存在的亚平宁半岛，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古希腊是多个城邦制国家，是个分裂的、碎片状态的。而古罗马要么是相对统一的共和国，要么是相对统一的帝国。分裂的国土与统一的国土之间要找到共同点，确实是相当困难的。

在日耳曼人以及哥特人等蛮族大规模进入到古罗马的疆界之后，这段历史被打断了。而中世纪作为宗教神权统治的世纪，根本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地位。因为在那个时候，神权就是一切，教会就是世俗世界的主宰。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所谓中世纪的历史的话，那么这段历史基本都被解释为神权与教会意志行使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明虽然也受到过外族入侵的冲击，但没有被打断。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相对完整的。完整的历史经历的时间又漫长得多，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了解、认识和研究就有了更多更丰富的材料。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提出“以史为鉴”的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什么可以知兴替。因为历史中能让人们看到其中的某种规律，或者某种相似相近的因素。正是因为有了相似与相近，所以历史才可以为镜。如果镜子里的影像与镜子外的实际差得很远，这样的镜子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历史与现实有很多相近或者相似的方面，历史才有可能成为人们的镜子，才有可能让人们预知或者判断历史发展的未来可能性。

这就是说，虽然中华文明还不可能直接得出结论，说历史本身是有规律性的，但中华文明确实看到了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的情况。当然，如果确实存在着规律，那么必然会在现象中存在相似。而如果在现象中存在着相似的方面，就表示说，这其中也有可能存在着规律。相似与规律的距离一般不会太遥远。

黑格尔认为历史有规律性，这个命题单独拿出来看是正确的。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规律完全是那个他所谓的绝对观念思考的结果，而客观世界的实际历史不过是对绝对观念思考过程的反映。而中华文明中看到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却是从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观察到的。这与黑格尔的观点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更容易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因为马克思的结论来自于客观实际，而中华文明对历史的观察也是来自于客观实际。在视域方面两者是相通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真正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人并不多。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过，有一点我以为是比较重要的。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野蛮占领与掠夺，所谓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直接手段。而资产阶级解释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就是强调资产阶级的所谓冒险精神，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他们能够积累财富的最重要的原因。历史也告诉我们，先有的殖民统治来积累财富，后才有的以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来进行工业革命。当然，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大量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又用来去占领和掠夺新发现的殖民地。所以资产阶级不会简单地去接受历史唯物论，他们的所谓成功很自然而然地让他们信奉他们自己精神力量的历史唯心论。

中华民族在救亡的过程中，既在寻找客观方面的原因，也在寻找自身文化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和问题。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寻找都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最终，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中国救亡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用这门武器不断地认识中国的现实实际，也不断地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基础。结果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终结这样的认识过程。时代在发展，革命也在发展，新的任务也在不断地给我们提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那就是，我们还要不断地去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发现内在的规律性，力图掌握这些规律，为我们改变中国，实践中国，服务中国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与工具。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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