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张薰华：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做出自己贡献

【张薰华（1921-2021.2.1）】

【编者按】惊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薰华先生于2021年2月1日凌晨2点24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

 

深切怀念敬爱的张薰华老师，德恩似海，精魂永驻！

谨以此文，寄托我们深深的哀思和崇高的景仰。

张薰华：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做出自己贡献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51号的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与经济学院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伫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幽静。

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便居住于此。如同这位百岁老人一样，这里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第九宿舍曾被誉为复旦大学的“中南海”，居住着包括前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数学之王苏步青以及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等名人。如今，陈望道的故居已被辟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红色基因”在此得以传承和赓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是2006年搬进这个小区的。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间，老人“每天早晨都会从家里出来，到门卫处拿当天的报纸，然后走出小区，穿过马路来到经济学院，打开信箱拿信件，几乎数十年如一日”。

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移，人们还经常能看到古稀之年的老人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穿行于校园的质朴身影，如同一个符号，诠释着老一代学术前辈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风范。

正是这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笑容和蔼的老人，背后拥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是冲破黑暗的革命者，在追寻救国之策的过程中点燃信仰的火花，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并在上海解放后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

他是光亮中的建设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多世纪，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诲人不倦的教育者，三尺讲台一站就是数十载，他指导的学生如今已成为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为改革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将他的科学精神及教育精神薪火相传。

他曾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全国优秀教师”等诸多光环和荣誉，一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

他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他抓住了《资本论》生命力的本质”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复旦大学经济系迎来了“文革”后首批莘莘学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便是其中一位。在朱民的印象中，张薰华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人一直瘦瘦的，清癯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为人很随和”。“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小的同学16岁，最大的32岁，大家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差别很大。张薰华老师常常到我们中间来与我们沟通交流，特别关心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诉求”。

【2002年在《资本论》研讨会上与人大宋涛老师合影】

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名为“政治经济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即政治经济学专业。“最主要的专业课就是《资本论》，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从第一卷到第三卷，要读两年。”同为77级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晖明回忆。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于缺乏经济学基础的学生来说，“读郭王译本的原著在理解上十分困难”。加之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许多教师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国门尚未打开，教材极其紧缺。

事实上，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等1981级经济系学生入学时，“许多课程依然没有现成教材，上课普遍是老师讲授手写的讲义，学生埋头记笔记”。

而在文革前，张薰华已潜心研究《资本论》十余年，并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他于1977年至1982 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一时洛阳纸贵，发行了数万册之多。

更让学生们受益良多的，便是张薰华在深入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圆圈的圆圈”理论，这几乎已经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代名词。

时隔多年，他的学生们仍记得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课堂上，一两百名学生常常沉浸于满黑板的圆圈中，“如痴如醉”地聆听张薰华深入浅出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关于“圆圈论”的由来，张薰华曾如此阐述：“在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他是用唯物辩证法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用以揭示经济规律。”黑格尔认为“逻辑理念的发展是由抽象到具体”，并将它比作“圆圈的圆圈”，“但是，黑格尔没有画它，马克思也没有画它。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按其机理试绘出来，使我豁然贯通”。“《资本论》厚厚的三卷，对我们来说是‘难啃的硬骨头’，张薰华老师把这么高深的理论吃透之后，抓住了事物之间的根本联系，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原理，不断归纳、出新，形成自己的表述体系，如同庖丁解牛一样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演呈现，为我们推开了学习《资本论》的大门。”张军说。

朱民还记得，当年，他在宿舍床边挂了张薰华的圈圈图解，“每个阶段不断观摩、不断思考”。有一次张薰华为他答疑解惑时，曾用手指在书桌上画了一串从小到大的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原始范畴和后续范畴不断展开和丰富。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思维的具体和具体的思维的美，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地看问题，把抽象和具体结合起来看问题，这对我一生的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帮助。”

张薰华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所包含的系统思想用圈层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内圈是生产力，中圈是生产关系，外圈是上层建筑。其逻辑关系是，内圈是内容，外圈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生产力，是张薰华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创新，他抓住了《资本论》生命力的本质。”张晖明说。

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将对象局限于生产关系，导致我国实际工作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过渡；盲目追求增长速度，不顾增长方式。

张薰华则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力。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力系统，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结构的独到见解，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独特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又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路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并迎来了自己经济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他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资本论>脉络》等大量《资本论》原著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其中，于198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资本论>脉络》被视为《资本论》三卷本的浓缩，与后来他按照经济规律体系内在联系汇编成的专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同作为经济学院专业研究生共同的必修教材。

【1996春节时分给研究生上课留影】

另一方面，他积极将《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经济规律，也由此产生了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的深刻创见，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在朱国宏看来，创新是张薰华学术研究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他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用其具体的方法‘圆圈的圆圈’研究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朱民认为，“这也正是张薰华老师多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中所一以贯之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方式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阐释，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指导意义”。

 “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

张薰华的学术成长历程与他作为一名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经历是相伴相随的。他与党同龄，成长于充满了铁血和战火的史诗般的年代。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飞速发展，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

他的后学及同事洪远朋称他为：学者、革命者、领导者。

1921年最后一天，张薰华出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脚下一个中医世家，幼年母亲早逝，只能依靠当中医的祖父艰难生活。虽家世清寒，但学业从未间断。

少年时，他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论语》《孟子》中某些警句，《左传》《史记》一些精彩段落，《古文观止》中某些范文，皆能背诵”。

祖父去世后，张薰华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旋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不久，外祖母也去世了，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国破家亡、颠沛流离”，这是少年张薰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命运。

日后，张薰华回忆：“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爱国激情，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

他认为国弱被人欺，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于是，他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专业，并参加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

1940年，张薰华在丽水投靠堂兄时，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积极报考，顺利录取。他对茶叶专业“并无兴趣”，但为现实考量，只求在乱世中能有一技傍身。

此时，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乘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多年后，张薰华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七、八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在朱国宏看来，在重庆北碚，张薰华完成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大学二年级，张薰华转到经济系，将目光投向“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

张薰华回忆：“此前，原以为国共两党都在抗日，我都拥护。可没想到，到了重庆时，国民党军警却扣查我们的车辆，有一位同学带了一本邹韬奋《萍踪寄语》，就被疑为与共产党有关，横加盘问。我们就这样被扣了大半天，经受了一次反面的教育。”

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昏庸。他所仰慕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进步教授张志让，1944年在一次师生大会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张薰华“深受教育，也随之在大会发言，措辞激烈，会后许多进步同学也热情鼓励我”。

【2000-2001年3月为基地班上课】

这年冬季，他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直接领导他的是地下党员、化学系学生陈以文，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红岩集中营。“我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但因当时反动派到处抓人，暂停发展新党员，他嘱咐我要像党员一样做好工作。”

虽然暂时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1945 年，张薰华被高票推选为复旦大学毕业同学会主席，并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后来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张薰华回忆：“当时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育人上对学生亲切。

他引进崔明奇教授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缺助教。这届经济系毕业班上只有我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推荐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

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1947 年，张薰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后，张薰华还常常与晚辈学生回忆起这段历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志青是朱国宏的硕士研究生，按辈份，可以说是张薰华的“徒孙”。

他说，在张薰华转到经济系学习之前，曾在昆明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培训班学习，后被分匹配到赣州空军招待所做过翻译，也正是在赣州，认识了后来的夫人宁荫。入党后，他积极宣扬共产主义理想，领导学生抗争运动，开展学生营救活动，面临随时被捕的危险而不曾退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最后一刻，面对国民党余部的最后反扑，更是九死一生。那时他才新婚不久，在最危险时刻，他的儿子才满月。

在李志青印象中，60多年后，老人在对他忆及这一段经历时，眼里仍然充满了自豪，充满了意气风发，不见一丝的不安，就好像在那个岁月，那个时代，求学、革命是如他之辈人生的唯一选择。

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委任状”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那是 1949年 8 月 1 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

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校长）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张薰华便作为常委并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校办主任）代行学校行政事务。

【1987年5月，在青浦旅游】

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细节需要一一操办。

“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老师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他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朱国宏说。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张薰华仍不忘坚持学习。他将书籍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选择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系任教。

李志青说：“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转变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充分显示了张教授作为智者的长远眼光。

随着和平年代到来，战场已不再需要刀光剑影，而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选择从教，投身如火如荼的理论研究工作，无疑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

张薰华发挥在高等数学方面的擅长，讲授经济数学和统计学。1953年，他编写了《统计学原理》讲义，这也是他最早的学术成果，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

195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重视，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上。

那个时期他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便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一文。

该论文的写作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目的是与前苏联统计学家论战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张薰华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

此时，中央党校开办理论班，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张薰华被选派到北京，脱产学习三年。

张薰华回忆，当时，理论班汇集了各学科领域中的大师：翦伯赞讲历史、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资本论》……

38岁“重新回炉当学生”，他格外珍惜这个机会，全心投入：“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所以一定要把书读好。”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著作，全面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训练和培养，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张薰华特别注意体质锻炼，每天早晚各跑步800米，这使他在70岁以后仍保有较好体质。

用张薰华自己的话说：“这三年，我在德、智、体方面收获都很大。”

1962 年，张薰华返回复旦，任经济系主任。此后，尽管因“文革”中受冲击而中断了工作，他一直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到 1984 年 。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科近乎百年的历史上，张薰华老师是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张军说。

【1989年与郑励志，洪远朋，叶世昌，蒋家俊，葛霖生等老师访问日本几所大学】

张薰华回到复旦后，就一直从事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他沉潜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钻研，孜孜以求，厚积薄发，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家。

突破“土地批租”禁区，推动宪法修改

张薰华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基础课时，张老师就特别重视将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时下发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民回忆。

多年来，张薰华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凭借扎实的《资本论》研究，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然而，他并不拘泥于经典著作的理论研究，而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积极观照现实问题，并娴熟地运用经典原理和方法，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洪远鹏认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位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称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4 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阐释了“地租”在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

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 年第 8 期，迅速引起学术界和有关领导部门高度重视。时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俞健委派顾家靖研究员约张薰华为市委《内部资料》再写一篇相关文章。

“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后，首先有个感觉就是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实践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涉及国家宪法。”顾家靖回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地租是和土地私有权相联系的，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地租。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实行的是计划分配的体制。所以张薰华教授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地租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一楼“一个很狭小、很破旧的小会客室里”，顾家靖与同事和张薰华交谈了一下午，主要向他了解有关土地问题和级差地租方面的情况。“我们觉得张教授的观点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在理论上有独到见解。”

随后，张薰华应约撰写《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简称《再论》），登在《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上。

《再论》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张薰华应约又写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1985 年 4月 10 刊登在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5期，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委领导机关，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掀起了全国土地批租工作。

张薰华的主要观点是：土地政策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国策，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土地属于国家，只能出让使用权，不能出卖所有权。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顾家靖说，当时上海市政府很重视，在土地局成立了批租办。

1986年，上海市委领导带领俞健等人去香港考察土地批租事宜。

张军回忆：“当时，香港方面接待考察团的负责人正是后来担任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的罗康瑞。后来，罗康瑞被上海市政府聘请为上海土地批租7人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里另一位来自香港的成员就是后来担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

张薰华的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使得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要素”一下子活起来了。

1986 年 10 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

1987 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复旦第四教学楼走廊】

1987 年9 月，深圳市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

1988 年 4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近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在此基础上，张薰华与俞健主编了《土地经济学》。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本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理论书籍，并成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参考书，1987年获得上海出版优秀奖。

同一时期，张薰华不仅仅讨论了“土地批租”问题，还提及了其他问题和相关建议，譬如，建议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建议在浦东围海造地，另建大型国际机场；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这些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的提议，后来也逐步得到采纳，并变为现实。

 “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作阿谀奉承之辈”

 张薰华从来不怕争议。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马克思对待争鸣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这一教导使张薰华深深感到，“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作阿谀奉承之辈”。

正是遵循这一精神，张薰华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他“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

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张薰华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或讹舛，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

【与蒋学模，尹伯成，叶世昌，徐桂华等老师合影】

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

该论文发表后，学者、研究生们纷纷撰写论文，或提出补充意见，或对他的有关校正提出商榷。两年之后，他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坚持正确意见，同时又虚心地对个别地方作了再校正，后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

张薰华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有理有据，“校正”真诚中肯，为中国理论界弘扬马克思主义严谨学风作出了表率。

有学者评价：“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也正是深刻领会马克思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勇气客观地对待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应当说，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意义十分深远。”

在张薰华的论著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这就是“科学”。他崇尚以科学精神研究经济学。他认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了好的榜样。”张薰华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善于与自己的过去“争鸣”，才能公平地与别人争鸣。

再就中国实践来说，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础，造成人口量大质低，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人口与环境问题上，他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

朱国宏举例：“关于产业发展次序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农林牧副渔’，学者们也早已是习而不察，但张薰华教授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发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用于指导实践将导致末倒置，因此撰文，强调‘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论证了‘林农牧渔副’为序的重要性，被誉为‘具有革命意义的重要观点’。这种敢于挑战陈规和权威的理论勇气，无疑是可敬的。”

由于在环境经济学研究所作的努力， 1995 年，张薰华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1986年，还和生态学家吴人坚一起创办了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

张薰华十分拥护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决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他自觉地把这种科学精神贯彻到行动中去。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曾评价，在张薰华的学术成果中，“人们可以体会到一股凛然正气”。

在张军看来，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之初，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束缚了改革脚步和经济发展及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批判了这一现象，强调不要本本，此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活力。

如今，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挑战，不断走到十字路口，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大胆突破和探索，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繁荣发展。这是张薰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影响，也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回望自己的学术生涯，张薰华曾在《孜孜不倦探索经济规律》一文中写道：“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让我收获颇多，也让我感悟至深。我的感想就是：做学问时，要联系实际，探索规律，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

 “青年应成为具有人类未来理想的高尚的人”

 从1945年留校任教至今，张薰华虽身兼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顾问、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和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等众多社会职衔，但他对课堂的情结却此生不渝。三尺讲台，他一站就是数十载。

朱国宏说：“但凡上过张薰华教授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体会，那就是严谨、严格。严谨是他的治学态度。“张薰华教授上课逻辑性特别强，环环紧扣，丝丝相连，很难找到破绽。

作为《资本论》研究专家，他对《资本论》虽然不能说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马克思某一观点，他马上会告诉你，《资本论》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

严格是对学生的要求。张薰华曾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

采访中，他的学生们无一不提及了当年令大家“心惊胆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试。考试采用口试，给定100道题范围，特别之处在于，口试必须以抽签方式进行，抽到哪道就回答题，两次机会答不出，就得次年补考，再考不出，毕业前还有一次机会，要是再通不过，就毕不了业。

如今每一位学生回忆起来，都认为这种方式使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了所学的经济理论，终身受益。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感慨：这是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门课。

虽然在治学上，张薰华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在课后，他对学生的生活家庭关怀备至。学生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更是责任。他对学生们的重视和关爱，时常让他们“感动不已”。

朱民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每年寄给张薰华的贺年卡，他都整整齐齐地陈列在书架中。

在张军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有一次去张薰华家中探望，老人拿出他当年一张《资本论》的考卷。这份得分96分的考卷，四十年后依旧如新。

朱国宏师从张薰华读博士时，两人曾共同承担了上海市“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并最终形成著作《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一书。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和组织者，以及全书导论的作者，张薰华提携后进，再三坚持由朱国宏作为唯一主编署名。

每每在信箱里收到老人悉心分发的学术资料，张晖明都会感慨老人时刻心系着学生的成长……

直至耄耋之年，张薰华依然老骥伏枥，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指导最后几批博士生时，与洪远鹏、朱国宏、洪文达等复旦大学教授一起以研讨班的形式上课。他多次参加支持学生组织的活动，和本科生、研究生座谈“治学与做人”、“做人与做学问”，希望学生们能够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时代青年。

他曾说过：“从做人方面，青年应有高尚的情操、广阔的胸怀，关心天下兴衰，致力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事业，鄙视个人主义，抵制实用主义，成为一代具有人类未来理想的高尚的人。”

如今，他指导的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已成为闪耀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将他倡导的学风却是一脉相传，严于律己、求真务实、严谨严格、规范创新，不懈追求科学光辉的顶点。

李志青回忆，在老人80华诞的庆祝仪式上，与会者大都是他的学生弟子、同事好友，“他们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都是专程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其中不乏政商学各界的精英翘楚”。而后在李志青与张薰华常年的交往中，却甚少听他主动谈及这些名人弟子和朋友。

【1985年《资本论》提要创作当中】

“在他的眼里，只要是能够在他严格考核下过关的，就都是好学生；只要是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好本份，尽心尽责的，就都是好同事，好朋友。这里面不分先来后到，也不分地位高低。”

正是在这样严格而宽容的精神下，张薰华为培养了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继续传承科学精神、教育精神，为国家社稷贡献力量。

 “贱尺壁而重寸阴”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将“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座右铭。

他常说：“我们这代人经历坎坷，年轻时读书的大好时光却赶上战乱，许多时间不得不花在从事革命工作上，创造力最旺盛的中青年时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几乎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正因为如此，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50岁以后发表的。感慨于时光如白驹过隙，他把点滴时间都用在研究和教学上。

年过八旬之后，他仍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视线也一直没有离开他所关心的人口、土地、资源，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著作等身，笔耕不辍，并时有新作问世。2015年，他还以95岁高龄发表文章“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

朱民在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期间，有一次回国拜访张薰华时，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仍滔滔不绝地跟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的人口经济学理论，这让朱民“大为惊讶”。

更让学生们惊讶的，是时隔多年，张薰华与夫人宁荫仍住在第九宿舍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一间六七十平米的老房子，一住就是将近四十年。其间，复旦教授的住房待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建起了不少四房两厅的“博导楼”，可他与夫人却一直住在显得简陋而陈旧的第九宿舍。

“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是这位老人一生的写照。

80岁以前，他到市里开会不愿叫出租车，而是换乘几辆公交车赴会，常年吃的是“粗茶淡饭”。据说曾经有一位学生在他们家体验过了“粗茶淡饭”的味道，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去他们家吃饭了”。老人却乐在其中，还自豪地告诉学生，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简单生活加上坚持锻炼。

张薰华坚持原则也是在复旦大学出了名的。他最反对请客送礼，在七十寿辰时，不少学生送上贺礼，过后他却璧还原主。

八十华诞时，他屡次专门关照：不要送礼品，不要突出生日，把庆典的主题定为他担任名誉主任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揭牌及环境经济学术讨论会。平日里学生们去探望老师，已经养成了习惯空手而去。

他至今缅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领导过他已牺牲的地下党员。他对青年人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那一代热血进步青年总是激情满怀，为追求真理、解放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现在的江山确实是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作为幸存者、后来人，如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愧对于英烈之魂哪!这一席话，揭示了张薰华治学与做人的精神动力。

【1987年7月24日在庐山】

今年春节，老人因身体不适，住院至今。教师节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带领张薰华的学生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躺在病床上，老人气色不错，甚至“比之前还圆润了一些”。

近百岁的老人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有些面孔，他已经想不起名字。当来人问：“还记得我是谁吗？”他会不紧不慢地巧妙回答：“有朋自远方来”。当问起当年地下党的工作时，老人却只字不提，在他的脑海里，这仍是“党的机密”。

当收到花束时，晚年一直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他认为花花草草也是生命，是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并叮嘱“下次一定不要”。

如果暂时忽略掉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身上的耀眼标签以及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躺在病床上的他，看上去简单淳朴、和蔼可亲，就如同你见过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老人...

（作者：张惠清；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华儿女”，原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6期，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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