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科学测年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确认夏代的相对年代乃至绝对年代，还可确定其大型聚落或城址的性质，甚至可能考察出某位夏王居住的都城。相信通过学科间的融合，将多重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夏朝的存在年代、活动地域、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可能呈现在公众面前。
1940年前后，我在上小学之前，从大人们讲的故事里了解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读书后，又得知大禹是夏代的第一个王，夏代传了14代17个王，到桀时夏被汤灭掉。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听了张政烺先生的先秦史课，开始知晓兴起于20 世纪20 年代的疑古思潮，了解到有关夏代的历史可能只是一个神话传说的观点。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时，我被分到考古学专业，认识到考古学是通过古人留下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那么夏代有无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考古来确证呢？当时，邹衡先生开商周考古课，很重要的一章就是夏文化探索。他提出，在判定某种文化的性质或族属时，应做到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在时间、地域、文化特征、文化关系等方面相互对应。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方法，在其后的相关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国家启动“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要多学科联合攻关，即是这一研究传统的拓展。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项，至今己过去20年，但其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工程的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历史时期年表，围绕这一目标共设置9个大的课题，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现代测年技术等，其中现代测年技术又包括常规物理、化学及核物理、化学等。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和王朝文明的先河。图为二里头遗址六号基址俯瞰图 资料图片
九大课题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夏代年代学研究，下面又分设若干子课题，主要研究考古发掘的遗址，并对其年代进行测定。早期发掘的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巩义稍柴等，后来又增加了河南新密新砦、郑州商城、堰师商城及陕西商州东龙山等地点。研究这些遗址，目的是寻找夏代遗存，力图找到可以用来测年的含碳标本，例如木炭、兽骨、人骨、植物籽实等。其中，新砦一期城址、王城岗大城的发掘成果是突破性的。新碧遗址发掘出两期城墙，早的一期属河南龙山文化，根据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相对年代略晚于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后一期属新砦期，与之同期的一批陶器，如子母口罐、乳足鼎、瓦足簋、鬶 ,盉等，带有明显东方文化色彩。王城岗大城复原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是当时河南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其始建年代属安金槐先生王城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二期(龙山文化中晚期)。根据考古研究，王城岗大城所处位置与文献推定的禹都“阳城”相对应。而在距王城岗大城不远、东北方向战国城址中出土的印有“阳城”、“阳城仓器”戳记的陶器，证明至迟到东周时，在王城岗一带，存在被称为“阳城”的城市，这是王城岗大城为禹都“阳城”的重要旁证。为获知其确切年代，考古工作者采集了大量标本进行测年研究。根据测年结果，新砦一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1870—前1785年范围内，王城岗大城始建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2090—前2030年的范围内，与从文献推定的“羿浞代夏”之年（约公元前1870—前1720年）及禹建阳城时间（约公元前2070年）相符。
历史文献中有不少禹夏时期的天象记录，其中有关于“禹时五星聚”、“仲康日食”的内容，还有专记夏代事迹的《夏小正》。根据天文学推算，这些记载所涉天文现象的年代亦均在夏代纪年范围内。文献记载、天文研究和碳十四测年结果三者若合符节，由此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夏的开始之年为公元前2070年前后，有关夏的记载是可信的。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20多个单位、200多人参加，从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入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得出的相关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完全可以成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的一段时间内，居然又泛出关于“夏代有无”、“二里头遗址是夏还是商也说不清楚”的疑问，反映出的问题非同小可。对于这些疑问，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但不应忽略夏代历史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科学结论，同样不应忽视历史观和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在夏代年代学研究上能够取得上述成果，正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又采用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
就历史观而言，我们一直坚持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司马迁的《史记》将先秦正史由古及今地排列为《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正是应用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客观记述。在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是不可否认的，夏代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研究加以证实的问题。
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是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图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引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历史流传下来大量人类生活、生产实践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传说甚至神话，文字出现后，增加了用文字记载的文献，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揭示的物质遗存和精神遗存也是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大量的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诚然，目前尚未发现夏代文字，但考古出土的有关夏代遗迹、遗物同样也是研究夏代历史不可多得的材料。通过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科学测年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确认夏代的相对年代乃至绝对年代，还可确定其大型聚落或城址的性质，甚至可能考察出某位夏王居住的都城。通过出土陶器等遗物的比较研究，也可推出反映族际交往的文化关系，推出夏代社会发展的大体阶段。相信通过学科间的融合，将多重研究手段结合起来，夏朝的存在年代、活动地域、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可能呈现在公众面前。
总之，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系统研究，“夏代有无”之争已成过去式。夏已经进入国家文明，夏是早期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夏代是商代之前的一个朝代等论断，已成共识。
作者：李伯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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