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前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为以后的民主建设和制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回溯中央苏区史，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了制度建设的伟大探索，为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权实施的是工农民主专政。“一苏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宣布：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和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苏维埃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前身。苏维埃实行最宽泛的民主。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农劳苦群众取得这样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指出：苏维埃实施选民登记制度。用红榜白榜的办法将有选举权的居民与无选举权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划分。以不准任何剥削分子参加的选民大会的选举，代替了过去开群众大会选举的办法。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凡在16岁以上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许多地方达到了80%以上的选民。妇女也当选苏维埃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充分享受民主权利，这是苏维埃政权最为成功的创举。对此，毛泽东盛赞：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列举了贫农在分田、分山、可以吃肉以及取得政权等12个方面得到的利益，其中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并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切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带领苏区军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烧田契、打土豪的斗争，打破了统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中央苏区创建之前，由于国民党对教育的忽视，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全国文盲数目占总人口80%以上。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化教育高度重视，建立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苏区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边区各乡利用祠堂、闲置的屋子开办了“列宁小学”（也有的称“劳动小学”“红军小学”“开明新学”），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免交学费，所需笔、墨、纸、砚、课本等都由学校发给。“列宁小学”的课本是新编的，徐特立等老一辈教育家还编写了《工农兵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总是人，一不平，大家鸣……”以此来启蒙儿童的思想。“列宁小学”“苏维埃小学”“劳动小学”在整个苏区普遍地建立起来，普通教育已初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截至1932年11月，赣南各地共办有“列宁小学”2277所，有小学教员2535人，小学生82342人，入学达到60%。而在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苏区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和识字小组，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学习文化。1933年冬，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各级成立了“消灭文盲协会”。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等。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一个遍布城乡各街巷、村组、屋场的业余教育网络。整个苏区出现了人人读书识字、处处书声琅琅的生动场面。35岁以下的不识字男女青年几乎都上了夜校。苏区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苏区的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当时的一首苏区山歌最能表达人民喜悦的心情，歌词是：“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次明确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条例实施后，苏区广大妇女在婚姻上获得自由。苏区在成立前流行娶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低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有的甚至还被锁在屋里。出生在江西瑞金的危秀英，和很多女红军一样也曾是一名童养媳。危秀英幼年丧母，父亲因还不起债，以9块银元的价格把只有6岁的她卖到了兴国县当童养媳。1930年10月，危秀英剪掉长发，裹上头巾，瞒着婆家偷偷找到红军。红军把她送回了家，可她还是坚持要参军。后来，有个朋友对危秀英说，婆家发现了她的意图，要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1932年4月，危秀英入党，1933年3月，她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参加长征。后来，越来越多的童养媳解放了，参加了革命。另据邓子恢回忆，龙岩白土之盂头乡只有百多户人家，在婚姻条例公布后一个月之内便有36对夫妇离婚，同时又有36对新夫妇结婚。毛泽东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针对封建迷信、歧视妇女、不讲卫生、嫖娼赌博和吸食鸦片等陈腐落后的社会现象，坚持不懈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推动社会风貌改变，初步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传播封建迷信和造谣传谣的行为。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教育下，广大群众的思想得到启蒙和进步。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牌位，换上了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画像；以前逢年过节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改成了“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革命口号。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明令禁止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嫖娼和偷盗，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1930年2月，赣西南颁布的《土地法》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不良嗜好，否则政府就收回他的田地；在春耕时铲尽烟苗，如果发现谁煽动群众种鸦片，一律抓起来严查。各地还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的烟馆，使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苏区的各种报刊纷纷开辟专栏，揭露“黄赌毒”行为。儿童团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瑞金县儿童团自备竹刀下农田，见烟苗就劈铲。可以说，中央苏区基本上杜绝了“黄赌毒”现象。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通过移风易俗运动，中央苏区社会风气大为转变、苏区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为严明法纪，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对少数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共42人，有力地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广大干部的廉政意识。至1934年5月，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文章摘编自《北京日报》，原标题为“瑞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演”。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来源：“东方红啦”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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