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中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美国学者如是说

“这一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通过这场战争，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国防现代化建设迈出了一大步。我国东北大工业基地的边防得到巩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欺负和侵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381页）

“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

正当新中国以主要精力抓建设时，“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朝鲜的内战，起因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美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庇护，中国共产党又一直警惕国内出现任何反革命活动，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对中国产生直接威胁。在共产党政府看来，美国介入朝鲜战场的意图，就是为了入侵中国做准备，美国政府的很多声明也透露了这方面的迹象。在华盛顿，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游说团’也倾尽全力，把美国往这个方向上推。”当美军逼近到鸭绿江时，“美国有些参议员鼓噪要‘核攻击’中国，推翻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毛泽东看到情势紧迫，于10月8日发布命令……中国就此出兵，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48-149页）

“本书旨在剖析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也许，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及对伟大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总是深深地埋藏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种追求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被恢复了的力量和统一的感觉所复活了。但是，未能在1947年与1950年间迅速从华撤退，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等等，却把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这样，它就剥夺了美国为适应新的远东力量对比的机动的余地和调整的余地。即使不发生朝鲜战争，在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产生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了的中国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跟美国扶植亚洲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有尖锐的矛盾。但朝鲜战争促使这个国际力量对比突然出现，并给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话，这些因素是不会存在的。”

“从朝鲜战争中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其一是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新的斗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自从朝鲜战争以来，远东的力量均衡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跟基于岛屿环形线上的美国海空军的互相对峙。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政治军事斗争的目标。”（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1月第467页）

“在麦克阿瑟打到鸭绿江边时，中国人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与朝鲜接壤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如果让美军接近这个地区（或许最终国民党军队就会出现在这一地区）这是不能想象的事。即使这些军队不进攻中国，适可而止，但是北京怎么会允许美国建立一个新的反共的朝鲜而不考虑今后严重的后果呢……一旦美军进入中国，再要他们撤出，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第144页）

“美国无视北京的多次警告，麦克阿瑟不理睬中国军队已经做好抵抗美军的准备的情报。甚至与中国军队几次交锋都未引起麦克阿瑟的重视。”“由于没有料到中国会反抗，美军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第145-146页）

“这场战争拖到1953年3月，才在实际停火线上重新建立了战后的边界。但那时，美国已经参与了亚洲的一项巨大的新任务——对共产党中国进行长期的军事和政治遏制政策。”（第147页）

“在朝鲜战争停火前后，华盛顿进行了包括中国为假想敌在内的军事演习。”（第149页）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反对任何的与中国关系的缓和。相反，新的更大的遏制计划在策划中。1954年9月，杜勒斯创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中国周围的反共集团，它是在美国倡议下组织起来的一个区域性的防务联盟。”“除了这些政治遏制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采取战略性的贸易禁运措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无论是美洲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同美国做生意的，都不允许同中国进行商品和技术贸易。华盛顿希望，贸易封锁会削弱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军事结构，促使这个共产党政权的瓦解。”（第150页）

“与朝鲜战争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同，中国没有对西方采取一种强硬的和武断的政策。而华盛顿却设法遏制并且希望颠覆北京政权，中国共产党却保留了美国的某些利益。就在1954年到1955年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一再敦促美国直接对话，以求改善两国关系。杜勒斯对于周恩来的接近不予理睬，拒绝了与这样一个‘邪恶’政权打交道的可能性。这种不妥协的政策，从杜勒斯把狂热的反共分子卡尔·兰金派到台湾出任大使一事可见一斑。兰金断言，除非在‘共产主义阴谋旗帜’下窃据中国的‘掠夺成性的政权’被一个真正的中国政府所取代，亚洲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他的意思就是要蒋介石在中国复辟。这种观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把美国推入同中国发生一系列军事对抗之中。”（第153页）

“1945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年6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费正清著 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434页、435页）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

“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同上书第439页）

“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