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爷|《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十六

 

第五章 谁的桥？谁的路？（下）

五、题外话：两个“猛料”的辨析

 

 

多年后，在“是谁夺取了泸定桥”的问题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诸多是非。

 

一个“猛料”源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称，他率红三团侦察排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四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1]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包括笔者本人，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父辈传记时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量。

 

而且，这样的“猛料”即便是当作“革命故事”来传播，那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徙、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像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后来出版的诸如《赖传珠日记》、《伍云甫日记》、《童小鹏日记》等虽然每日记录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儿出发到哪儿宿营一句话，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给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当然，也有如《陈伯钧日记》这样的有篇幅较长的日程记录，但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所担任的职责（作者在长征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以及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更何况，这些较长篇幅的记录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与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能够互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长征日记》作者自陈：大渡河之役时他担任红三团总支书记。但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却提出了反证：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的是吴法宪。[2]这本《长征日记》出版之时吴法宪正在接受审查准备接受审判，当然也难以对日记作者的说辞提出质疑。但这两人各执一辞究竟孰真孰伪，那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旁证佐证来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红三团战斗活动的陈述，吴、肖两人也是各执一词。吴的回忆称：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刘亚楼（笔者注：应为杨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3]

 

吴法宪这段回忆中所称“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指的就是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龙八埠等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的确都是在泸定桥守军的“背后”发起的，而且千真万确，也“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服刑后回家的吴法宪，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错红四团政治委员的名字外，的的确确是没有哪个字是说错了的！

 

 

吴法宪，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海子山战斗的参加者

 

而这本《长征日记》的作者所执之词那就是一个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开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问题外，日记作者还写出了一段传奇：红三团一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并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时成功阻止了敌人的炸桥阴谋！而且这个说法在此后还多有变化：最早的版本是《长征日记》的作者指挥红三团侦察排的战士掐断了敌人炸药包的导火索，作者到达泸定桥的当天便随红三团翻越马鞍山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二郎山那头的紫石关[4]；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还将故事更加延展：红三团到达安乐坝时消灭敌军一营，而后化装混入泸定城，夺取了东桥楼，当晚又跟随红一师队伍翻越二郎山……[5]

 

后来的网络版文字更传奇，掐灭敌人炸药包的干脆就成了《长征日记》作者本人。

 

其实，与饶杰那个口述一样，这本《长征日记》这段记载也是很容易证伪的：其一，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行程在三百里以上，行军序列在红二团之后的红三团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泸定桥——这还不说走在红三团前面的红二团在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延续了大半天儿的战斗。其二，红二团和红三团各一部赶到泸定桥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6]了，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药包导火索的故事发生。其三，红三团不可能在到达泸定桥的当日即追击敌第三十八团溃兵到达几百里外的紫石关——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中革军委在5月30日的确有过这样的部署，但这个部署随即就被改变而并没有执行。红三团是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又沿东岸来路往回走了50里，经龙八埠、化林坪，翻越飞越岭脱离大渡河峡谷的，而翻越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进的，是最后赶到泸定桥的红九军团部队。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一师在东岸的行动曾经有过这样的陈述：“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一个营于29日14时由冷碛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行动。”[7]这个陈述的依据，是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在泸定会面后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报[8]。而笔者经过实地踏勘，又将相关地理要素、时间及敌方、我方和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与该电内容进行了对比判读，认为：林、刘、聂在仓促中发出的这份电报陈述的有关信息是不准确也不可靠的。28日晚，红二团宿营加郡河口，一师主力（三团、师部及刘、聂）宿营德妥——两者之前相距20里即两个小时行程。加郡河口到泸定如今的公路行程45公里，德妥距泸定55公里——当年翻山走崎岖小路，经实地踏勘约为49公里。正常情况下——既或是排除途中作战的时间，红一师部队从加郡河口—得妥一线赶到泸定，需要9至11小时时间。而向泸定前进过程中翻山越岭且经过苦战的红一师主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日14时”就“打到泸定城”：当年从冷碛到泸定的行程在20公里以上（如今的公路行程为19公里），而龙八埠或沈村到泸定的行程约为25公里左右，红一师部队既或是14时从冷碛出发，要“打”到20公里外的泸定城，也只能是在傍晚以后。而且，当地群众口碑和史志资料均可证明，红一师部队是在当天16时后才进至沈村、龙八埠一线并分兵向泸定城前进的。

 

后来，上海版《长征日记》的作者还出版过了一部回忆录，而在这部名为《十年百战亲历记》回忆录中，作者还杜撰出了一个该作者与“红四团特派员张国华”的对话，对话中还涉及了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非议[9]。笔者之所以判定这段“回忆”纯属杜撰，是因为红四团、红六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当时的张国华并非“红四团特派员”，而在红六团任总支书记[10]。再者，作为红军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他们，当时是不可能对一位他们此前并不了解的友军最高领导人作轻率评议的。

 

 

张国华，时任红六团总支书记，化林坪战斗的参加者

 

另外，这本《长征日记》还有诸多极不可靠的“记录”，直接误导了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比如，该日记称：红一师是由宝兴经陇东翻越夹金山直接进抵懋功的，没有经过硗碛，[11]此说亦为当地党史部门及很多史籍采信，甚至载入了雅安、四川等地地方和省级党史部门编纂的长征史志。笔者根据《李聚奎回忆录》、《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及此间军委部署文电等多方查证，此说不能成立！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只有一条路线，即由宝兴经硗碛，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红一师紧随红二师之后，都是翻越王母寨垭口，经达维而转向懋功的。

 

另一个“猛料”出自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覃老先生在这部回忆录中称，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和连长韦杰一起，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率领本连十二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文中还提供了那十二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姓名，以及彭雪枫的指挥位置“天主教堂”。[12]这段文字也使某些人士大为兴奋，并为此添油加醋炮制了出了如“黄（开湘）彭（雪枫）争功秘闻”这样的离奇文章来……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容易证伪的：这几天中革军委的部署文电都明明白白地标示了红三军团每日进止位置。红三军团在中央红军左纵队（西岸）行军序列中属于“倒数第二”位置：他们前面是军委纵队，军委纵队前面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前面是红一军团……覃老先生所在的红十三团与红一军团前卫红四团在行程上形成的时间差，至少也在两个昼夜以上！夺桥战斗发生时，红十三团距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多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可能了……

 

不过，笔者在详研了中央红军在这段日子里经历过的战斗后认为，《硝烟岁月》爆出的这个“猛料”应该不属于“刻意编造”，而的确是因作者本人当时的文化、视野局限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三军团进抵了天全河畔，中革军委赋予了他们“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13]，而这两个地方中的沙坝头索桥附近（与泸定桥附近的沙坝村同名）也的确发生过战斗[14]。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长征中红军跨越雄关险道无数，虽然大渡河上只有这么一座铁索桥，但他们经过的其他铁索桥其实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像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

 

笔者对红军方面这些惹出了诸多是非的“猛料”进行认真辨析，并不是为了显摆红四团的功劳而贬低其他部队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红一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绝对不可抹杀的：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时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四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后来也说：“夺取泸定桥没有一师也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逃窜[15]”。

 

 

李聚奎，红一师师长，化林坪-飞越岭战斗指挥员之一

 

还有，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在占领龙八埠后又转向东进，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发展进攻，并于30日占领盐水溪，为中央红军尔后打开这条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又垫上了一个起跳的台阶。随后赶到的红一团（31日左右赶到龙八埠）也参加了进攻化林坪、飞越岭的战斗，而军委干部团主力此间一直在东岸节节阻滞跟进的的川康军部队，6月2日左右才赶到龙八埠。他们都没有到过泸定桥，但他们的功劳苦劳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夺取了泸定桥而画上句号的！

 

如果不尽快脱离这条狭窄的险峻河谷，中央红军的处境照样非常危险！

 

中革军委首长们前往泸定桥的途中，就已经在作这样的考虑了。

 

六、桥有了，路何在？

 

5月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部署：

 

林、聂、刘、彭、杨、董、李、罗、何、左、刘、陈、宋、邓、蔡：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刘敌约一旅昨向岩子上我干部团阵地攻击，并迂回我右侧高山，我干部团退守铺沙岗。

 

B.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求作战机动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开始行动如下：

 

⒈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⒉五军团仍归林、聂指挥，其主力应经泸定桥跟一军团后跟进，宿营地点由林、聂规定。五军团应另留一个营，以主力在泸定桥西岸前出至二里[坝]向康定警戒，以一个连监护铁索桥。

 

⒊军委纵队前进至泸定桥、沙坝之线。

 

⒋三军团进至芝泥坝、楂维、科五之线。

 

⒌第五团应赶至摩西面[16]。

 

⒍九军团、游击队及干部团第三营均归罗、何指挥，进至湾东、施药坪之线。

 

⒎干部团（缺第三营）沿河北岸进至德拖地域，向来路严密警戒，并扼阻追敌。

 

C.各部须沿途补充粮米。

朱

三十日廿二时[17]

 

这个部署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有关史料各说不一，笔者考据起来很费了一些功夫。

 

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日记记载，军委纵队从湾东进至磨西面后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继续出发，5月30日晚宿磨杠岭东麓的奎武村。[18]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阙中一则回忆说：5月29日毛泽东在磨西面宿营，30日凌晨4时从磨西面出发去泸定，“出发后就接到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经打下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等到达泸定桥，并在沙坝村天主教堂外的一棵大树下听取了红一军团首长汇报的战斗情况，因为天主教堂里住着伤员，毛泽东等没有进教堂而只是在树荫下休息几个小时……[19]

 

陈昌奉还回忆说，毛泽东没有在泸定城里住宿，而是直接去了化林坪。[20]

 

这个回忆说到这儿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从行程上看也不太可能：从磨西到泸定桥约120里，毛泽东等凌晨出发能在当日下午到达，那就已然算是“收早工”了。在泸定休息两小时后还要继续赶路到化林坪，那就还得跑七八十里山路——还得走夜路，这番鞍马劳顿实在是有点大了去了不说，而且毛泽东他们那天根本就进不了化林坪！——那天红一师一部跟追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占领了盐水溪，然而在向化林坪仰攻时受挫，所以这天晚上化林坪的主人仍然还是川康军第四旅第十团上校团座谢洪康。

 

更重要的是，这个回忆与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的那个部署内容，不洽。毛泽东等不可能在那个部署还没有改变之前，就贸然奔另一条道而去！如此，笔者或可确认：30日晚上毛泽东等应该是住在泸定或泸定附近——而且还不止住一天，而中革军委30日22时的部署，有可能是那天在磨西与湾东赶来的军委纵队会合后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作出的。[2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署是朱总司令的个人意图——这个意图很可能是这些领导人当天碰头会上共同商量后确定的。

 

这个部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标示了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泸定守军李全山团的溃逃路线：红一军团为前卫，由泸定经四湾、五里沟，翻越马鞍山，进至门坎山、长河坝、两路口[22]一线，红五军团随后跟进……

 

而就在毛泽东等到达泸定桥之前的30日上午时分，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等前方首长就已然作出了一个与朱德总司令当晚22时部署意图有所不同的“临机措置”：红六团当日由泸定出发，赶赴龙八埠、盐水溪，与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相互配合，攻占化林坪。陈光率红二师主力亦随后跟进，打通化林坪—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23]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道：

 

我团刚刚进到泸定城休息，就收到了团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敌军在冷碛、龙巴铺（今兴隆），化林等地有两团的兵力驻守．为了阻击红军北上，敌军在泸定桥一带布防一个旅三个团，是新五师第四旅，旅部驻在龙巴铺。三十八团驻泸定、咱里、盆道一带，团长李全山，已被红四团于夺取泸定桥后击溃。十一团驻冷碛、海子山一带，团长杨开诚，亦被右路红军红一师击溃，退往龙巴捕。十团驻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一带，团长谢洪康。以上敌人均属于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

 

由于四团已经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意识到我团即将担负前卫任务。我和朱水秋团长商定，要各营连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并要带一顿饭，等候命令，准备出发。早晨八时，我们接到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手令：

 

“朱、邓：你团进至泸定桥后迅速吃饭，稍加休息，于上午十时出发，经冷碛、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向天全前进。中途遇敌应坚决消灭或击溃之。我师指挥所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我野战军主力随后也从泸定桥通过。”

 

五月三十日，遵照师首长的命令，我团按预定时间出发。

 

我们采取了战备行军队列——非战斗人员由供给处主任胡弼亮率领，在全团的后面跟进。战斗人员的行军次序是：一营、团部、三营、二营。政工人员分别下到各营，团的党总支书记张国华和一营长曾保堂同前卫一连前进，时刻做好打仗的准备。那一天是阴天，我团全体指战员步履匆匆先后经过了大坝、瓦窑岗、挖脚、甘露寺、幸福坝、向阳坡于下午三点多钟接近冷碛。这时，天空下起小雨。[24]

 

邓飞的这个回忆也有一个问题：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还在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的路上——中革军委当日22时部署中要求他们31日到达的位置是“磨西面”[25]，所以邓飞得到的这个“手令”只能是师长陈光一人签署，而且手令中的“五团”应为“四团”，“天全”应为“汉源”。

 

史载：30日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还在泸定召开了一个碰头短会。

 

会议决定两件大事：

 

“㈠中央红军将走雪山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

 

㈡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26]

 

会后不久，陈云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护送，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使用“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在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党组织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向海内外介绍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同年10月15日，陈云又在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

 

 

在这两份历史文献中，都将安顺场和泸定桥发生的战斗作为典型事例道出。[27]

 

同一天里，蒋公也通过刘文辉的报告得悉了泸定发生战事的信息，但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却与中央红军方面的意图大相径庭：“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而且认定“朱毛残匪之末路不出三途：⒈由康北经青海甘州窜内蒙。⒉由康定丹巴入川西，与徐匪会合后，经松潘西区入甘肃临潭县或西固或定西靖远出宁夏。⒊由川北经嘉陵江、昭广、陇东出宁夏以至内蒙。以俄寇与第三国际决令其入藏或入新疆。彼为本身利害计，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28]。

 

蒋公和刘自公在信息掌控方面的滞后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泸定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其上司袁镛的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5月29日16时左右——也就是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和红一师一部进攻第四旅旅部所在地龙八埠之时，而后电话即被中断，泸定守军也与第四旅旅部失去联系。所以川康军第四旅旅长袁镛，乃至当日午后才进至汉源县城（今清溪镇）的刘文辉，当天得悉且能确认的信息也只能是两岸红军正分别在泸定桥和海子山与袁旅部队激战中，而并不知道泸定桥实际上已于当晚失守且李团主力正经过马鞍山撤向天全。[29]而最高统帅蒋介石得悉此事的时间当然更为滞后——他是在30日晚上才得悉这个信息的，而且同样不知道泸定桥日前就已更换了主人。[30]

 

31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到达泸定桥与毛泽东会合后，应该掌握了更为详尽的道路信息：马鞍山小道崎岖难行，“秋冬春三季积雪”[31]，连牲畜都难通过，沿途人烟稀少，大部队就粮非常困难，只有那些买不起骡马的脚伕们才背负茶包往返此间[32]。而经化林坪、飞越岭那条“川康要道”的情况则相对要好得多，这条道至少还能行骡马，而且一出飞越岭就可以直下宜东，威胁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

 

当晚22时，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首长，同意了林、聂、刘日前的“临机措置”：

 

我野战军以攻占化林坪，迅速前进清溪，各个击破两刘（刘湘、刘文辉）部队约三个旅，并迅速控制富林渡口，拒阻中央军北渡之任务，定明六月一日行动如次：

 

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地域，并准备二号攻占清溪，以一部续向富林前进；军委纵队进到化林坪；三军团赶到甘露寺、泸定桥之线，并全部渡河完毕；九军团等部赶到魁五、磨西面之线。[33]

 

这个新的部署还对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作出了改变：取消红一军团经马鞍山去天全的行动，红一军团乃至中央红军主力将经化林坪、飞越岭东进至汉源（今清溪）及富林地区，以“拒止中央军北渡”——与蒋公互换一下攻守的角色。这一来可能是抱有在继续北进前拿下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以获得物资粮草的打算，二来也是因为计较着中央军追兵临近的日程，准备将其拒止于大渡河南岸而赢得从容转向北进的空间与时间：中央红军夺取了泸定桥的信息这几天肯定会送达蒋公耳中，蒋公有可能会更加严厉地督促中央军各部加快“跟追”的步伐，以求压迫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域以“根本剿灭”！而“朱毛”的这番盘算真还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在“朱毛”作出这个部署的当天，蒋公真就给薛岳发出了一个旨在“加快步伐”的“世巳手令”：

 

薛总指挥：

 

一、残匪艳午已到泸定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

 

二、大树堡之匪全向泸定退窜。

 

三、杨森部正向安顺场上游推进中。

 

四、匪踪既明，我军前进不须如前日各电之持重，应令李抱冰纵队除酌留防守冕宁守城部队之外，其余直向康定急进。兄率其余各部经越嶲至大树堡候令。对于德昌、西昌不必留队防守，惟在越嶲须酌留一二团兵力候令再撤。切盼灰日（6月10日）以前能到达大树堡集中，如何！

 

中正，世巳手令[34]

 

 

[图5-6-1：蒋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1；图5-6-2：蒋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2（均占半幅）]

 

看来这一天里蒋公瞅明白了“朱毛”的动向，恐怕也瞄出了刘自公那几个双枪兵肯定挡不住“朱毛”冲过大渡河向“徐匪”靠拢的苗头，所以才令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不再“稳进”而是经大渡河上游峡谷向康定“急进”，同时也令薛岳部主力集中在“宁雅正道”方向，准备压迫“朱毛”于他自己已然扯松了的那条口袋的袋底——“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前来接应的“徐匪”一起打包处理，予以“聚歼”。

 

与蒋公初衷不同的是，直到这会儿，他仍然在“随匪转移”，毫无主动性可言！

 

站在“剿共”的立场，他老人家当年给薛岳开出的时间表尤其令人沮丧：6月10日（灰日）将主力集中于大树堡。而薛岳按这个手令作出的部署则是：“吴纵队欧（震）师江日（6月3日）从西昌出发，虞日（6月7日）到越嶲，此后经海棠、平夷铺[35]、富林，限元日（6月13日）追达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梁（华盛）师支日（6月4日）由西昌出发，循欧（震）师经路前进，限寒日（6月14日）到达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周（浑元）部除万（耀煌）师留一旅驻西昌，分派一团驻泸沽，建碉守备，维护交通外，其余鱼日（6月6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嶲循吴（吴奇伟）部经路，限铣日（6月16日）到汉源”，“本部及周旅，微日（6月5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嶲在梁师后跟进，删日（6月15日）到汉源”。[36]

 

这将帅俩，还在按部就班地挪棋子儿啊。

 

而“朱毛”这边的动作，就麻溜多啦！

 

不麻溜也不成，他们得赶紧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否则危殆处境依旧。

 

注释

 

[1]肖锋：《长征日记》第82～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2]《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第7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4]肖锋：《长征日记》第82～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5]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3～第18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6]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8]该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虽然原始文献电报作为史证的确有较高权重，但也不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特别是在仓促间很难掌握全面可靠信息的情况下——笔者遇到的相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9]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5～第18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0]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11]肖锋：《长征日记》第87～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2]覃应机：《硝烟岁月》第62～第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于无声处咱惊雷——红军长征第一次过天全》，《天全文史资料·第1辑》第1页。

[1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文荣普1975年9月18日访问王东保记录，王东保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长征时曾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6]磨西面：今磨西古镇的古称，海螺沟冰川风景区入口。

[17]《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第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9]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7日访问阙中一记录；1975年8月29日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0]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1]根据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日记记载，1935年5月30日晚，军委纵队在奎武宿营（《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朱德年谱·上》（新编本）第501页亦称，朱德5月31日与军委纵队一起抵达泸定县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门坎上，即门坎山的音译；昌河坝，即长河坝的音译；两路口，今名新沟。位于二郎山东麓。

[23]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24]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25]《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9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7]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41～第43页；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10～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28]《蒋中正1935年5月30日所拟“注意”事项》，《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70～第17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9]《刘文辉转报袁镛称残匪到达泸定桥向李团猛扑均未得逞等情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9日未时于汉源[有线电报发出]）》，[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2；《刘文辉转呈袁镛称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等情报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9日戌时于汉源）》，[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1。

[30]根据1935年6月3日刘文辉派人向李全山“探送”令李团回防雅安的命令可知，李团没有配备电台（《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1935年6月3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1]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2]高上佺：《二郎山公路选线的由来》（《天全文史资料·第3期》第19页）称：由天全到泸定的行人都是走的翻越马鞍山的山路。其山悬岩峭壁、路陡难行。尤其冬季大雪满山，山顶的雪锅岗积雪满山，路又很窄，行人稍有不慎，即落入几丈深的雪窖㝫中，直待第二年夏季雪化时始能见到尸体。翻山后还须经过二十四盘，坡陡路窄，人行其间，如在走壁，一般视为畏途。

[33]《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4]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8～第1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35]又名平彝堡，古地名，今名平等村，位于今汉源县河南站与大湾之间。另有一平夷堡者，位于今峨边县金口河地区。

[36]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7～第6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