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

 

 

汉字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当今世界上它是唯一的从古使用到今的古典文字，汉字是我们中国人的日常交流工具，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同时我们还把汉字作为审美对象，由汉字审美产生了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这在全世界文字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三千多年来的发展中曾遇到过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第一个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第二个是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第三个则是面临存亡的危机。

 

本文摘自《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录III》，根据黄德宽教授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人文清华”讲坛发表的公共演讲《了不起的汉字》整理而成。

 

了不起的汉字：

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

 

文 | 黄德宽

来源 | 水木国学堂

 

01

 

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等，“文”和“字”连称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

 

“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改称“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语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现在所知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是殷商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文字，从甲骨文算起汉字也有3300年的延续历史了。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曾遇到过什么样的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第一个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第二个是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第三个则是面临存亡的危机。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了构形危机。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汉字是怎么构形的？这就涉及汉字是怎么来的，即汉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有的汉字？成体系的汉字在什么时代出现？

 

其实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留下了不少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的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之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早期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

 

 

02

 

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从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的，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体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突出它的长鼻子；凤凰的“凤”，突出头上花冠和翎尾。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架马车。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概念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参照，在长横上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从树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

 

 

 

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只脚跨一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就是两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

 

 

03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在思考，这个“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就画不出来。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字来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个文字符号系统就不会发展完善，就要走向绝路。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借用同音符号来替代。如表示“大概”“可能”的虚词“其”没法造出来，甲骨文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这个方法叫假借。假借也有不足，文字系统中那么多符号本来都有自己的用法，又借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系统内就会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用法，这使得甲骨文的解读很困难。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

 

例如：“凤”是个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如“鸡”字，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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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到西周时期就成为主要的造字法了。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的。

 

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造新字，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例如“金”，甲骨文大概还没有“金”这个字。西周只有几个和金属相关的字，春秋战国就多起来了，后来与金属有关的汉字越来越多，可以不限量地扩展，一直到今天可以造最新的与金属有关的化学元素字，如锃、钖、锑、铯、镦、钴、钡、钒、钼、镍等。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形声造字法可以非常方便地造字，不仅方便造字还方便我们记忆，一看左边是“金”一定和金属有关，右边声符读什么音就表明这个字是什么音，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秀才认字认半边”。

 

 

 

一旦一个文字系统可以方便地生成很多不同的字，现实中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新产生的词都能造个字记录下来，这就突破了第一个困境。

 

05

 

造新字这个困境突破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摹写。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哪有功夫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儿描摹，于是追求书写简省、提高效率成为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面临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与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战国时代除了兵器以外，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笔画，线条变得平直，字形趋向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

 

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的笔画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青川木牍，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战国墓，被认为是已发现最早的战国秦隶书。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帛书是用隶书抄写的，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到汉武帝时期，隶书就发展成熟了，例如北大所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些都是成熟的标准隶书了。

 

 

△马王堆帛书残片，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３号汉墓，包括28种古籍，文字为西汉初年的“古隶”。

 

 

△熹平石经残片，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经本，用标准的隶书写成，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洛阳太学所在地。

 

 

△曹全碑局部，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年)，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为历代书家所推崇，现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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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就看不出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

 

例如甲骨文“为”字，表示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该字大体的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许慎解释小篆“为”字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说“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

 

 

 

“乘”本来是人爬在树上，到小篆看不出来了，隶书更看不出来人和树木的关系了。

 

 

 

正因为篆书向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文物材料的局限，汉代经学家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他们分析文字因此有很大局限性。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隶书跟篆书比已经变直了，但是还不够。到东汉的时候，汉字形体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书写的结果，笔画就变成平的、直的、带尖的、带勾的等样式，因此就产生了新隶体。

 

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到楷书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来，书写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三国魏钟繇的《宣示表》，被认为是楷书鼻祖，刻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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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前人还有其他尝试和创造，如汉代出现的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画和笔画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不过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成为一种通行的实用字体。草书发展下去，成为书写者表现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据说唐代张旭写狂草甚至以发濡墨来体现自己的狂放个性。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行为艺术，审美追求。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的特点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晋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虽然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草书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则成为适用的手写体。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局部，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笔画组合的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因此有人说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了。这是汉字突破的第二个困境，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到晋唐的楷书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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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历了古今转变之后，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经典化，对汉字的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先秦的古书到汉代大都变成了经典，经典是不能改变的，东汉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让人抄标准版本，例如熹平石经。唐宋时期印刷术不断发展改进，经书刻版印刷成书，更有利于文字的稳定。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有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熟读经书才能考取功名，经书变得越来越神圣，用以写经书的汉字也越来越神圣。正是这些原因，汉字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这样一来，好像汉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大清王朝到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提出要学习西方， “师夷制夷”；也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人认为必须全盘西化。晚清各种尖锐的思想文化争论，实际上就是探讨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接连遭遇战争的失败，西方势力入侵中国，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也涌进来。有些人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因而导致科技落后。1902年吴汝纶（1840-1903）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

 

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容易，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就尝试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另外，有些传教士到东南沿海福建一带讲《圣经》，用西方的拼音文字拼当地的方言，帮助老百姓通过当地方言理解《圣经》，这些尝试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

 

 

△利玛窦（1552－1610年）的《西字奇迹》（已亡佚）被认为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

 

 

△《官话合声字母》是清末推行最广的一种注音方案，包含五十“音母”（相当于声母）、十二喉音（韵母）和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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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主张文学要变革，要文言一致，过去写文章是文言文，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不一样，提倡文言一致，即“白话文运动”。

 

汉字改革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要改变首先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汉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汉字本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存亡危机。

 

早期试验新文字还只是一种尝试，还没有想到一定要把汉字替代掉，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废除汉字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一些精英人士大都支持实行拼音文字，主张废除汉字，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陈独秀和胡适等认识到中国方言众多，要搞拼音文字，首先要把语音统一起来，要有国语的统一，所以胡适提出要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他还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统一国语的基础。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拼音文字方案，赵元任等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得到认可的一种方案。

 

 

△国语罗马字方案虽然是官方标准，但是实际推行不广。该方案基于“新国音”，删减了大量音素，合并了尖团音，影响了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方案

 

1928年，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在苏联也开始了拉丁化字母方案的研制。1931年还在海参崴开了一个“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1933年前后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传到国内，1935年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位名流签名表示赞同。此后，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还印制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拼音新文字方案。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推行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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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在西方势力影响下，有识之士想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文字改革的种种方案，这些方案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与此同时，国语运动推进了民族共同语建立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简体字作为拼音文字实行前的过渡办法也被提出来了。1935年国民政府还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没能推行。

 

 

△《第一批简体字表》由钱玄同主持，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很多被今天采纳

 

近代以来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古老的汉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实际反映的是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马上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全国政协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1956年公布了《简化字方案》，据2004年统计，在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而繁体字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广泛推行，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繁体难写，简体不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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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字，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如果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中华文明就有可能中断。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汉字融入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在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如果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甚至都没有地方安放。

 

近代以来，通过简化汉字，推进了教育普及；通过推广普通话，建立了民族共同语；通过汉语拼音，解决了与西方拼音文字接轨的问题。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语言文字实现了现代化，语言文字现代化则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日本，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语文现代化过程，语文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到了21世纪就是信息化。

 

回顾三千多年来，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汉字确实是了不起。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汉字的发展也正体现了一种精神，即《周易》所讲的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汉字从古到今成为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与时俱进，生生不息，永葆生命之树常青，就因为因时而变，不断在自身的文化中寻找新的生存发展的要素。

 

我对我们的祖国充满信心，对中华文明充满信心，所以我对汉字的未来也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