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2020年9月3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2020年9月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总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4年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尽管这时的抗战还是局部的，但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最早举起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冲在最前线，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对唤醒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率先开展抗日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收复东北。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出省委、省军委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杨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赴南满、东满、北满等地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多次“讨伐”，歼灭大量日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积极支援抗日活动。在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援国民党爱国军队和各抗日武装的斗争。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发动群众，有力支援前线。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基层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民受到极大振奋。这些抗日活动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兴起，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握这一历史要求，自觉承担起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1935年8月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并于10月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向全党发出指示，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首先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扭转了中国时局。1937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必要的让步来争取国民党抗日，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就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和积极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团结抗战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了一股动摇妥协、反共分裂的逆流。国共合作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扩大，成为事关抗日战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击退了国民党发起的3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夺取抗战胜利正确方向的引领者

　　

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抗战全局，对抗战的进程和策略作出卓有远见、高人一筹的谋划和部署，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战略措施。为了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工会、农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救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同时按照工作性质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侦察队、战地服务团等，真正实现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抗战中，之所以出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坚持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

　　

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一时看不清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为驳斥社会上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系统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而取得胜利，并科学预见了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了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人民军队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的特长，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游击战、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战略格局。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何以“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发挥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坚持持久抗战，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构成，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战略防御阶段的重要力量。全国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战役。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参加了各战区防御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被迫将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这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日军开展大规模进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隧洞和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在抗日局面低沉的时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近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这充分表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促使中国渡过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

　　

战略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进入恢复再发展阶段。以晋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发动的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为起点，开始集中较大兵力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继续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220万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各项建设，不仅成为游击战争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敌后战场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至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事实证明，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后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较量。抗日战争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成就了抗战胜利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铸就伟大抗战精神。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著称于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感召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出现了“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的生动局面。中华儿女“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不畏强暴、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汇聚起气势磅礴的伟力，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彰显伟大抗战精神。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鲜血写就的英雄史，就是一部伟大抗战精神的彰显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奋战于抗战最前线。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充分表现出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英雄的感人事迹，犹如一面面彰显伟大抗战精神的旗帜和丰碑，飘扬在祖国的天空，矗立在人民的心间。在追忆八路军击溃日军的黄土岭之战时，作家魏巍曾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整个抗战期间，从白山黑水到珠江两岸，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人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

　　

75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的记忆永远铭刻。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求是网”，原刊于《求是》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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