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2015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李慎明、张顺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所撰写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该文其中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旨在回答国共两党，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此后，作者又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写拓展成书《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兼论国共两党抗战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本院公众号和昆仑策网曾于2018年8月16日编发该文的全文。现经作者授权，重新编发，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
李慎明 张顺洪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1]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取得的第一场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重大结果总是有着多个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如同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一样，否则就是“二元论”。现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样一个共识，但追根溯源，这一结论是不是问题最终答案或顶层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2]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针对林彪“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观点，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3]
我们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真正认清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正确总结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丝毫不否认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的重要贡献。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国共两党有一些相同点；但也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的差异。对国共两党和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少的争议，本文试图结合对主题的阐发，对相关问题也顺便作出一些解读。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1、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正式对日宣战。而国民党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对日宣战之后，9日国民党才对日宣战。这比中国共产党晚了近10年。国民党政府不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毛泽东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4]
并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比共产党整整晚了十天。1939年6月，毛泽东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反对投降主义》，针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指出：“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实地，而不知其他。”[5]
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迎着喧嚣的日本侵略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这些事实，不仅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坚定性和全面性，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仍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要把整个东北和华北一部这一大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寇蹂躏。[6]这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坚决抗战，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形成鲜明对比。“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7]他们只看到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8]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更是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十分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9]
这一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政治路线。全面抗战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宗旨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10]
3、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诚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全国人民宣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达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避免了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这比共产党晚了两个多月。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1]
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9000多人被国民党80000多人包围，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把民族存亡看作山重，对国民党以德报怨。皖南事变一发生，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12]
此后，毛泽东还指出：
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13]
皖南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确定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14]
在抗战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都尽全力避免军事冲突，避免与蒋介石决裂，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团结全国各类抗日民主力量，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1937年10月9日，就在敌后和迫近敌人地区是否没收大地主问题，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15]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行性。1938年 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时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16]
中国共产党还力争建立和维护与美国的统一战线，有力地促使蒋介石政府留在统一战线之内。1944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对董必武、林伯渠说，蒋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17]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1941年，蒋介石政府制造皖南事变后，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18]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苏联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19]仅此就可以充分说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在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党一直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早在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20]
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共合作。1937年11月，毛泽东又尖锐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等。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21]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能引用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极少一部分的精彩论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在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国内外机遇与挑战都前所未有的情况下，重温毛泽东以上有关论述，对于进一步指导我们建立、巩固、发展国际和国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22]
正因为我们党毫不动摇地始终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才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而伟大的胜利。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关于“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论述如果是真实的话，笔者认为，这也是在充分肯定“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所讲的。离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去谈论人的多少，正如毛泽东所说，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4、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抗战初期，当国民党的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具体实际，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体战略部署下，党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指挥人民武装。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3]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4]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遵义会议后，主要是纠正党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路线的错误还来不及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下还有新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纠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坚持从团结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后纠正了以下四个原则错误即路线错误：一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是放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主张运动战。
坚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党内在抗战战略和统一战线方针上的错误观念，坚持把全党团结统一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上，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成功主导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遵义会议后，逐渐拥有了符合自己国情党情的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一条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上，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为两期进行。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2万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六、七千人，占总人数的2/3以上。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25]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好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才保证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首先，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存在着鲜明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即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后，则存在着鲜明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和党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2、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面临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长期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是我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最坚定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26]“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27]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确、清晰的阐发，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8]
毛泽东当年制定和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纲领，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9]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30]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3、中国共产党紧紧捉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1]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军队奔赴抗日第一线。1937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32]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33]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位置。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出了极大的忍让精神，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捉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坚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分裂，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4、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都是这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对立，说到底，本质上是根本立场的不同，是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的不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正因此，共产党人具有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34]
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当年的这一题词，我们不能不说，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3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与敌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正是这样一群优秀分子的集合。党的领袖带头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937年 11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其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其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36]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就是共产党人的突出代表。他领导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时，看到的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了其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唯其才能组织、调动千千万万广大民众，使得抗日战争才有了力量和胜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精辟明确地阐述。他说：“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7]
而中国国民党是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38]这在当时，完全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义特性，又具有极强的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这决定了这个阶级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还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些构成了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总基调和价值目标。蒋介石集团“爱国”的“国”，是镇压剥削人民之“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国”及其观念。
政治路线首先是阶级路线，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阶级利益上是对立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才能理解国民党政府不仅把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不择手段，把苏联、美国等国的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39]
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态势，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远离前线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随时逃跑。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进占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有了长官。“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40]
一些被金钱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虏的国民党官员们，口头上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实际行动却是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靠这样的官员，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
三、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41]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毛泽东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42]
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了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43]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组织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既是被剥削被压迫半殖民地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民族坚决抗战”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相对立。全民族坚决抗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全民族的、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彻底的救国路线。而国民党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其本质则是对外乞求西方资本主义救援，对内依靠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镇压人民并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亡国路线。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四个阶段。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国军。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以下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一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所谓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44]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丰饶的大地和丰厚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中，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着英勇的游击战争。二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日本军队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
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总体上是态度积极，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
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在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使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京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财富转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战，但又必然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战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本质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狙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国民党军与日军2万余兵力在此血战，赢得毙、伤敌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己基本搬空南逃。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45]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惨遭杀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于1939年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曾发动过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46]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散。蒋介石政府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也才正式对日宣战。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轨道。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蒋介石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
为配合美英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国在华空军加强，日本在中国东海的船只损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断。为挽救失败，日本提出新的作战设想：东面在太平洋各岛屿尽力阻止美军的进攻；西面在中国战场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湖南、广西会战，日方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
此时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败，战斗实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是不堪一击。在豫湘桂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望风而逃。这次豫湘桂大溃散，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散，美国看到作战能力如此不堪的国军，才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由苏联出兵东北，完成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代价则是外蒙古独立。在此阶段，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更是拚命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之财；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散，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47]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48]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前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被重新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令人不胜唏嘘。但毛泽东当时就已经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49]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招待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50]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51]
有人说，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位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丧失国土共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52]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53]
日军开始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并不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改为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他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54]
“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55]
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地位与作用。而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牵制日军超一百万，东北抗联牵制日本关东军七十万，国民党军却仅牵制住侵华日军约五十万。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只有5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多达120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组成部分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军队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56]
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57]
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58]
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为摆脱日军追击，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阻日军，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89万百姓葬身洪水，39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接着，日军绕道沿长江继续进攻武汉。武汉失守后放火焚烧长沙城，烧死无辜市民3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害，南京城被日军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处过“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过“砥柱”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前期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先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之时，他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任何私利，唯有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蒋介石集团是让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从于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抗战，还是反共，或是妥协，等等等等，其目的是为着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起着和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八年抗战，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1、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始终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成为了抗战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保障，成功地将民族危机转化为民族开始复兴的契机。
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关键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今天，根本的出路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国情世情相结合，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文化传统，而决不能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搞“马教条”，也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搞“西教条”，还不能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指导思想搞“古教条”。2、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坚持始终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基，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一道理。党既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又是最先进的部分，必须始终紧紧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引导和团结人民群众，以紧紧抓住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机遇，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要求我们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做到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着他们，依靠他们，他们才会跟着党披肝沥胆，一往无前，去创造无比灿烂的明天。无论何时，不管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只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和危险。这也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给我们的宝贵启示。3、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正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规律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并始终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启示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我国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当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及时根据变化着的形势，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4、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最终导致党的轰然倒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之所以得到制定与贯彻，党的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根本的保障之一。这一本色的本质就是要克服私心、出以公心。周永康等人现象，很值得我们的深思与警惕。果断坚定地反腐，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的根本缘由之一。5、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党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必须绝对忠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必胜的信念。抗战时期，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都始终表现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坚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59]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心目中同样应该悬着为现在的阶段性纲领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和为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也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这一阶段性纲领而对它怠慢，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0]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总和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在人的这一因素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素养更具重要性。这一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以公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这两个要素决定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则更具根本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巩固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刻不容缓、迫在眉睫。[2]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册，第242页。[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卷，第2页。[5]毛泽东：《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07页；参阅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第83-84页。[7]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见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720/c85037-27328790-2.html。[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9]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10]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32页。[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54页。[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9页。[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2页；毛泽东：《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30页。[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0-51页。[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53页。[18]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中央党[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3页。[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1~392页。[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2页。[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38页。[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79-480页。[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2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8页，第694-698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1062页；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8-160页，第593-596页。[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5-156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52页。[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9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709页。[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335页。[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666页。[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671页。[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34页。[3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0-42页。[3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158页。[38]参阅杨津涛：《蒋介石究竟有多少财富》，《时代人物》，2014年11月，第116页。[39]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是贼，他们每个都是贼》，见观察者网站：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3_01_05_118358.shtml。[40]蒋介石：《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参阅仲华：《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44]《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页。[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07页。[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第548页。[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65页。[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21-522页。[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35-536页。[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46-547页。[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48-549页。[52]陕西省《东方红》杂志2005年第3期46页。[53]费正清、费维恺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7年重印），下册，第11章第3节，第567页。[5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304页。[55] [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56][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57][日]藤原彰著，林晓光译：《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58]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332-333页。[6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作者：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张顺洪，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重新编发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2018年8月16日所发的全文，原文载于2015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内部资料，后《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人民日报》2015年9月15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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