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云鹏：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隋云鹏：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2020-07-04

【摘要】中华文化起源于天文学，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尤其是心性之学，其本质是追求内心光明，其方法论是允执厥中，其信仰是天命，这一传统持续了上万年之久，呈现独特而经典的发展规律。在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时，太阳、月亮的光明成为他们身心两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为天人合一的同义词和内在本质。这一追求也推动了心性之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华文化经历了春秋末期和清末民初两次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实现了从自卑、自强到自信的伟大转变，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有着四千年传承不绝的文献史”【1】，在世界文化史上书写了绚丽的篇章。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史上，构建理想的天人关系始终是其着力解决的基本主题、主要命题和根本问题，其主体思想和主要实践始终是天人合一，呈现独特而经典的发展规律。春秋末期和清末民初，中华文化经历了两次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中华文化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

中华文化起源于天文学。为了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逐步产生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尤其是心性之学，其本质是追求内心光明，其方法论是允执厥中，其信仰是天命，这一传统持续了约万年之久。

（一）天文源头

文化一词来源于“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与天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实际上人文出于天文，中华文化是伴随着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产生的。这种思考首先是为了确定“时变”，即时间和节气变化，从而服务于先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周易》忠实记录着人文与天文的这种密切关系，忠实记录着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国先民关于天人之际的思考，也就是天人关系的思考。关于这种思考的记录贯穿着整个《周易》，充分体现在《周易》的方方面面。乾坤两卦作为《周易》的根本，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种记录。陈鼓应、赵建伟两位先生认为乾字本义是指日之上出，而“《乾》卦以龙之潜、现、飞、亢取象日之升落”【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继承了闻一多先生关于乾卦龙的本质特征的学说，认为乾卦与坤卦构成了古人对于东宫苍龙星宿周年运行的完整的观测体系，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无首等卦爻辞实际上描述了“苍龙六宿的周天变化所体现的季节特点，皆为公元前二千年黄昏之后所见的天象。”【4】实际上，古人是根据太阳和包括东宫苍龙星宿在内的二十八星宿的运动规律一起来确定时间和节气，即“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周易˙乾˙彖》）【5】。“大明”即指太阳。很明显，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根据时间和节气进行，所谓“应乎天而时行”“顺天休命”“与时偕行”，等等，从而形成了初始的天人合一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周易》成熟地将天文研究引入人文领域，引申出君子之德，为人文源于天文提供了文献证据。

（二）光明本质

考古学证据显示，观象授时在中国有着超乎想象的悠久历史，“大约距今万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经被先民奉为尊贵的天神了”【6】，中国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的历史则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纪的新石器时代【7】。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当一代又一代先民为了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时，太阳、月亮的光明成为他们身心两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为天人合一的同义词和内在本质。《周易》中关于光明的论述比较丰富，“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周易˙履˙彖》）【8】。“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周易˙谦˙彖》）【9】。“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周易˙艮˙彖》）【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先民对光明的追求也推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独特、最瑰丽的学说——心性之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天文与人文中的“文”字本身忠实记录着先民的这种追求。商周古文字的“文”像人形而特彰明其心【11】，因而文明一词的本义为内心光明，文化一词的本义为通过教化使人内心光明。所以，文明实际上兼有文化和光明两者的涵义，《周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2】孔颖达《正义》解释道：“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13】这种光明由内而外，所谓“君子之光，其晖吉也”【14】，从而实现内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三）允执厥中

中国先民关于天文与人文的思考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考虑，是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的内心，实现个体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或者说人的思维领域的天人合一，从而创造了中华文化独有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的内在灵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学的外在逻辑。儒家尤其是宋儒，认为心性之学的来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而后世有学者认为此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为伪造，实际上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有着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允执厥中的“中”字来源于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立表测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确辩证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涵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国、中华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中庸中和的哲学观。“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也同样表达了“执表而求天下之中，并居中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15】。《中庸》作为全面总结“中”的思想的篇章，已经将“中”的思想从天文学扩展到政治学、哲学等人文领域，例如“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16】正是由于这个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在宋代之前，儒家对于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允执厥中”；直至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心惟微”，并以此构建了道统论。实际上，“道心惟微”是形而上，“允执厥中”是形而下，而在上古时期，两者是一体不二的。

（四）天命信仰

天命信仰起源于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中国先民在很久远的年代已经发现天体是有规律运行的，而且天体运行规律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时间流逝、季节变迁、生物繁衍、粮食丰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篇第二十》）【17】说明4000多年前，天命信仰已经成为国家（中央邦国）层面的文化信仰，这已被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证实。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距今约43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的中央邦国都城，已经是在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观指导下规划建设的，体现最高统治者天命所归、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赞美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篇第八》）【18】有文献记载，商汤为祈雨甘愿自焚祭天。大量殷商卜辞、两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铭、春秋秦公簋铭、秦公钟铭等，出现了统治阶级关于天命、天、上帝、上、“（其）严在上”的文字。《尚书》通篇涉及天、天命，《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天命的话语权由统治集团垄断的局面。天命从统治者的话语权转变为民心力量、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孔子继承发展了这一信仰，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19】随着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学说和主流思想，天命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最高文化信仰，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东传中国后，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其宗教信仰被打上了天命信仰的底色。

（五）守正传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下，中国先民创造了上古时期辉煌绚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距今数千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但都毫无例外地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灿烂文化，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并强力辐射周边，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格局，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制度的共同源头。及至后世，“从易经及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乃至道家学说、汉地佛学等，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孜孜以求、前赴后继地深入研究和阐析发扬，形成了蔚为壮观、叹为观止的文化现象。”【20】这种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文明以止”的守正传统。对此，冯时先生指出：“天文学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直接促进了传统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与科学的形成，这些观念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宇宙观，体现了古人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显然，天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之源的事实相当清楚。”【21】

由于天体运行规律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也以自然之天、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宗教之天、运命之天、义理之天、德化之天、哲学之天等等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不同思想流派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缘起，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的不同流派，如天人玄同、天人一义、天人相分、天人感应、天人一气、天人一理、天人一心等，进而衍生出心性之学的不同流派。

二从天人合一到心性之学

中华文化至春秋末期一大变，可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孔子兴办私学为标志，中华文化从此前的圣王中心转变为君子中心。在上古时期，统治集团掌握着天文学尤其是历法知识，以维护政权合法性。随着春秋末期私学的兴起，知识从统治集团手中全面转向知识分子手中，诸子百家开始兴起。《周易》作为全面总结上古以来天文与人文关系的学说，在经过孔子赞明后，忠实记录着这一伟大转变：“《象传》把《彖传》的‘圣王’中心论改变为‘君子’中心论，进一步强化了《易》学的修身之道和《易》之用的普泛化。《象传》中的‘君子’都是‘有才德之人之称，无论其有爵位与无爵位’（高亨《周易大传今注》）。”【22】君子也从对观象授时的统治者的通称转变为对文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的通称，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李鼎祚《集结》引干宝曰：“‘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相不息矣。’”【23】周易成为君子之德的渊薮和“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是在“总结历代易经和前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演进而来的，是易经发展的最高峰。”【24】在《周易》之前，《河图》、八卦、《洛书》等无字易经和有字易经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阶段，并忠实记录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先民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对于天人合一的发展。在中国，天人合一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一样悠久，《河图》、八卦、《洛书》《周易》等易经起源于天文，是先民研究宇宙体系和天体运行规律的学说，是上古以来天人合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河图有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石龙【25】、距今6000年左右的湖北黄梅河卵石龙【26】；发现的最为经典的洛书，是距今53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玉版和玉龟【27】。河图通过至简的黑白互回图案，直观地显示了东宫苍龙星宿回天运行的星象图，展示了先民建立在授时恒星运行规律基础上的宇宙体系；洛书通过至简的黑白点图案，展示了先民的数学运算体系、数学几何知识、方位体系、节气知识和原始宇宙模式。距今7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28】、距今5500年左右的辽宁建平牛河梁三环石坛和三重方坛遗址【29】，也都成熟地显示了当时的宇宙体系以及恒星观测、太阳运行规律和数学几何知识。《周易》最终成书的年代可能较晚，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保存着中国上古以来的文化、思想、制度以及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不愧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也成为后世天人合一理论以及心性之学的渊薮。

老子、孔子均对《周易》有过深入研究，《孔子家语》记载子夏曾向孔子非常详细地请教易经，孔子回答说：“然，吾昔闻诸老聃亦如汝之言。”【30】老子辩证法深受天文数术的影响，“根据对郭店战国楚竹书《太一生水》的研究，可明道家哲学的思辨基础实在于宇宙生成论及天文数术思想，老子借宇宙生成论思辨出玄虚的‘无’，又据太一行九宫的天文观创立了无名可名的‘道’，而淮水流域深厚的天文数术传统无疑为这一哲学体系的诞生准备了条件。”【31】天文数术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关系，是《周易》的核心表达方式、表现形式和方法论。程朱理学也是在《周易》的框架和范畴中发展起来的。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大师通过《周易》中的太极概念构建和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而他们深入研究的太极图实际上是东方苍龙七宿回天运转的星象图【32】，是中国上古先民的原始宇宙图，也是《周易》研究的主要对象、理论来源和科学基础。朱熹的诗句“归命仰璇玑，寥阳太帝居……愿倾无极光，回驾府尘区。”【33】显示了他对天文学的关注。

正是由于《周易》的这种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以及《周易》在中华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枢纽作用，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的内心，实现个体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或者说人的思维领域的天人合一，成为诸子百家学说以及宋明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心光明作为中华文化的本质被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成中英认为：“《周易大传》宣称，人类本性的力量可以完成道的伟大工作，进入神圣光明（神明）和微妙变化的终极至上的境界。据此而论，实际上天的内在本性恰恰派生于人类本性的潜能以及实现这种潜能的能动力量。人不仅具有天赋的全部潜力，而且他也具有实现其潜力的原动力。”【34】因此，“神圣的至上的光明（神明）是一个应该实现的状态。它是人性中内在固有的，然而它应该由每一个人在其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去努力实现。”【35】老庄道家学说是中国的自然哲学，在个体生命精神世界天人合一方面或者说心性之学有着独特主张和思想。《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36】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与精神世界的运动规律统一起来，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应当致虚守静。《庄子˙人间世》曰：“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37】陆德明《释文》引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庄子认为内心光明是非常吉祥的精神境界，主张用精白道德对抗物欲世界，实现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

儒家是心性之学的主要发展者，一以贯之地主张内心光明。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指出：“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38】。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39】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思想提供了从天人合一到心性之学发展脉络的文献证据【40】，在心性之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41】通过人性沟通天命和人道，实现天人合一。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2】孟子良知良能的思想也来源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43】。宋明时期是心性之学在先秦时期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最为兴盛的阶段，中华文化内心光明的本质表现的更为突出。杜维明认为：“作为人性的最高的和最深刻的表现的圣是宋明儒学思想所关注的一切主要课题的哲学的辐凑点”【44】。而宋明理学创立者周敦颐指出“明”是成“圣”的次序和环节之一：“静虚则明，明则通。”（《通书˙圣学第二十》）张载在《易说》中指出：“定然后始有光明，惟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为止，止乃光明。……定则自光明，故《大学》定而至于能虑。人心多则无由光明。”朱熹将太极引入道德涵养领域，认太极为心，“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45】，创立了一种极光明的内心境界，“尽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体之不蔽，而有以顺夫理之自然也”【46】。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47】他对天人合一和心性之学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48】公元1529年1月10日，阳明先生逝世，临终遗言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49】。作为一代心学宗师、传统社会三不朽的代表性人物，王阳明用其人生最后一句话为中华文化做了经典注释。

三从文化自强到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至清末民初是第二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华文化开始了“三个走向”的伟大转变：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对周边地区和国家保持着巨大文化优势，几千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演化和发展，形成了经典而独特的农业文明，长期占据着世界文化的巅峰。随着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这一局面不复存在，中华文化面临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强势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这种局面是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0】《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1】在这样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如果不能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成为世界文化体系，它必将被世界文化体系所抛弃，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从鸦片战争开始，关于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学、人文与科学等问题空前凸显，并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无法绕过的对象，延续至今，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直至新的文化形态创造出来。

在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为推动中华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进行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努力，“近百年在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梁簌溟、杜亚泉、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张君劢、钱穆、方东美、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都具备广博的中西学术修养”【52】，他们不分思想派别、学术派别，都在力推中西文化对话、会通、融合，力求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发生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文化自救、自强的运动，是中华文化适应世界潮流的文化革新、文化启蒙、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科学与民主的新鲜血液。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53】在这一历史时期，革命老区文化建设尤为艰苦卓绝。革命老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在新中国成立前20多年的时间里，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革命老区，可以说无一日不打仗或在准备打仗，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老区丝毫没有放松文化建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54】革命老区在扫盲识字、理论宣传、文艺创作、新闻出版、科学普及、妇女解放、移风易俗等文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不断向纵深发展，思想文化领域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西化三大思潮，出现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新启蒙、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等各种主张，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社会科学理论综合创新，“在‘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思想史中，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并存，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各拥有自己的资源优势，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势。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互相竞争、互相论战，又互相渗透、互相吸摄、互相补充，有时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三大思潮对立互动’”【5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实现了从自卑、自强到自信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优秀文化、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56】，中华文化面貌焕然一新，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57】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均有论述，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8】，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9】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60】同时，由于他们处于革命或革命余绪的时代，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也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全面总结只能留待将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不断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共同文化支撑，为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国家推进文化现代化提供指南和参考。

当前，中华文化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期，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看，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推动天人合一理论尤其是心性之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推动文化现代化，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人文与科学紧密结合，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必须在解决中、西、马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序列里可称之为道学，在这里，“道”是指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自由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上也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深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科学的关系、人与工业的关系，创造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业文明，创造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业文明。天人关系或与其同等概念的死生关系、心物关系是一切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的核心。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必须实现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全面对接。也就是说，天人关系即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必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当然，天文也是科学，而且是最初的科学。这个转变是万年未有之大转变，也是万年未有之大继承。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工业文明的核心。因此，应切实加强对文化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文化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作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深化对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

注释：
【1】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自序。
【2】《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207页。
【3】《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前言4。
【4】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321页。
【5】《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7页。
【6】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138页。
【7】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93页。
【8】《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110页。
【9】《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148页。
【10】《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458页。
【11】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3页。
【12】《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14页。
【13】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3页。
【14】《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563页。
【15】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243页。
【16】《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57页。
【17】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第350页。
【18】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第267页。
【19】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第299页。
【20】隋云鹏：《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21】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2页。
【22】《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11页。
【23】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321页。
【24】隋云鹏：《夸父追日：从伏羲到牛顿--兼论理性主义的发展》，《人文天下》2016年第23期。
【25】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00页。
【26】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00页。
【27】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22页。
【28】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01页。
【2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78页。
【30】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第301页。
【31】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503页。
【3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03页。
【33】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学与西方哲学》，中华书局，2003，第137页。
【34】成中英：《论儒学与新儒学中的宗教实在与宗教认知》，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宗教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第559页。
【35】成中英：《论儒学与新儒学中的宗教实在与宗教认知》，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宗教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第560页。
【36】《老子·庄子》，吴兆基编译，京华出版社，1999，第23页。
【37】《老子·庄子》，吴兆基编译，京华出版社，1999，第139页。
【38】《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612页。
【39】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第308页。
【40】刘钊：《郭店楚简校释˙性自命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第88页。
【41】《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46页。
【42】《孟子诠解》，曾振宇校注，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第297页。
【43】《周易今注今译》，陈鼓应、赵建伟注译，中华书局，2015，第569页。
【44】杜维明：《宋明儒学的本体论》，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学与西方哲学》，中华书局，2003，第373页。
【45】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学与西方哲学》，中华书局，2003，第129页。
【46】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学与西方哲学》，中华书局，2003，第131页。
【47】《传习录全译》，于民雄注，顾久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34页。
【48】《传习录全译》，于民雄注，顾久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44页。
【49】《传习录全译》，于民雄注，顾久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52】韩钟文：《导言》，载《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学与西方哲学》，中华书局，2003，第51页。
【5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5页。
【5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页。
【55】杜运辉：《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到“马魂中体西用”论——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56】隋云鹏：《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5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0页。
【5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5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页。

（作者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

隋云鹏：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