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郎丨西方种族歧视链的最底层：来自中国的华人

▲西方民众羞辱历史上伤害黑人的“名人”雕像。

相比于黑人，其实更饱受歧视攻击的，是那些选择沉默的华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吾辈定自强。

连日来，全球关于“种族歧视”四个字的关注热度一直攀升，相关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欧美各国更是遍地开花，甚至有着一度让西方世界忘却“新冠病毒”存在的味道。

西方社会底层群众站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其实是好事，但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绝大多数相关运动的核心都是“保护黑人权益”，因此示威人群推倒的是贩卖黑奴的白人英雄，呼吁的是保障黑人的平等权益。因此，这场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不全面、不彻底的底层平权运动。

而对于处在西方歧视链条最底端的华人而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对于自己更像是“别人家的事一般”，尽管华人群体历来也饱受种族歧视和暴力攻击的伤害，但多数华人似乎也并不参与这一场平权运动。

尽管有大量铁证证明华人群体“饱受歧视”，西方媒体和民主机构也没有站出来，要求种族歧视势力对华人致歉并反思。

甚至，当中国相关部门对澳大利亚等国出现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事件作出批评，发出“反种族歧视”性质的旅游警告的时候，一些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依旧不以为然，甚至谴责起了要求“保障华人权益”的中国有关部门，丝毫不做自我反思与检讨，与其社会内部高呼“反歧视、要公平”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截图，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过媒体表示，中国所说的“种族歧视”问题是“垃圾”，其毫无悔过之意。

▲4月，一白人女性在悉尼街头辱骂中国学生，并朝其吐痰。

这样的强烈对比，其实和网络上流传的“在某些西方国家华人地位还不如黑人”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很有一种“华人问题不是问题”的味道在里面。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饱受种族歧视困扰的少数族裔，为什么华人在歧视问题面前显得这么被动？为什么华人被歧视、被攻击很难引起西方社会的波动呢？

▲瑞典辱华媒体报道辱华事件截图。

1：华人守平的性格因素

其实海外的“华人”这个词的涵盖范围很广，包括中国留学生、外籍华裔、中国籍华侨等都可以统称为华人，这一群体不管国籍如何，都会形成围绕“泛中国文化”展开的聚居社会，和其他族裔的聚居社区不同的是，华人社区往往是治安环境最好的。

这主要是因为华人普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注重“守平”，追求的是安居乐业。这种思想对自己内部而言是极好的，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骚乱，但在有外部势力侵犯的时候，却显得有些畏畏缩缩，甚至是忍气吞声。

因此，有很多华人在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之后，选择的往往是沉默，与亲朋好友强调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004年广州日报曾援引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呈现了一幅“沉默的英国华人”的画面。当时19名华工不幸身亡，华人社区一片沉默。

我们不去论这种“守平”思想的对错，但这种思想在西方社会的“按闹分配”的环境中，是绝对不吃香的。

因为华人不爱闹，所以在西方辱华成本就比较低，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有很多西方媒体、政客、公众人物会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辱华，而且后续处理往往显得不痛不痒。而如果让他们把攻击主体换成黑人，他们可能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2020年3月，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主席在电视上公开辱华后，不痛不痒地进行简单“道歉”，事情像“没有发生一样”就结束了。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这种社会氛围有种“欺软怕硬”的感觉。

比如笔者之前所住公寓里的一个种族主义白人老太，其自打楼里住进了中国人，就开始了没有休止的攻击与羞辱，墙上留下的脚印被其定性为“肮脏的中国人所为”，院子里的花草被践踏被其认定为“丑陋的中国人所为”，她还几次三番地在屋外对屋内的笔者和华人室友进行辱骂。

我曾劝同屋的三个华人室友进行反击，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相反却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致使这白人老太的歧视性骚扰变得永无止境，但有趣的是，她从来不敢正面冒犯我，原因是我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警告，也狠狠地怒斥过她：如果你不想好好活着那你随意。

后来有一天，她以为我不在屋里，骂骂咧咧地闯入屋内以试图驱逐的口吻对我的室友进行羞辱，甚至要求“中国人不得在天黑后使用厕所”，以保证她不被打扰。面对她的无理要求，同屋的室友一直在道歉。我忍无可忍后从屋里出来，拽起她的衣领往屋外推，然后“哐”一声把门关上，告诉她再不滚就报警处理。

同屋的几位华人室友对我多半是指责的，他们依旧强调“退一步海阔天空”，还说“真闹起来了麻烦事太多”等。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自那以后，那个满口都是歧视用语的白人老太，再也没有发出过一声犬吠。

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个小事件，但它却是欧美社会整体歧视性氛围的一个缩影：欺软怕硬。

说实话，华人群体的“退一步说话”、“不想浪费时间去对峙”的思想，往往就被种族主义者误以为是软弱，因此才会有今天这种在西方社会“华人地位整体偏低”的情况出现。

2：华人移民的本质差异

除了性格原因，很多华人移民的自身性质与外在表现也是其深受歧视的根源。

黑人广泛移民定居于欧美，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三角“黑奴贸易”所致，后期也因为各种西方侵略的战乱问题而不得不选择移民，对于许多黑人而言，西方白人社会是亏欠自己这个种族的。

 

 

而对于一些华人群体，这一移民性质是不同的，华人群体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不代表全部）是为了向往西方生活而主动选择移民的，不是被动的。这一类“主动移民”主要以早期国家贫弱时期的非法偷渡者为主，也包括近些年外逃的媚外公知。简单地说就是“主动跪舔要别人收留自己”。

被迫成为别人的奴隶和主动去当别人的底层奴隶，这是非常不同的。

这一类跪舔的人是很尴尬的，在国外过得不好，不敢和国内的人说，而且还碍于身份而不敢轻易和西方社会的不公待遇反抗。比如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在欧洲中国城普拉托，那里就群聚着一批“崇洋媚外”、“背弃国家”的华人黑户，他们在那过得不好不敢说，被欺负了也不敢声张。而为了成功拿到绿卡，一部分人甚至做起了抹黑祖国的生意，编造各种在祖国的悲惨故事。

也正如有些人评价的那样：没有国家和民族会尊重一群没有根的人，更何况是一群丢掉自己的根而选择当跪族的人。

▲盘踞大量非法华人移民的美国法拉盛。

虽然说不是所有华人移民都如此，但这一批“跪族”是早已成了气候，也成了海外华人的一面“黑暗形象”，例如在意大利中国城普拉托，数万华人中就有四五成的“黑户”存在，美国2018年列入计划驱逐的华人“假政治难民”，总量也是数以万计。

我们不去论述移民的对错问题，因为这本就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很多海外华人移民对母国的贡献也很大。但必须强调的是，那些庞大的无德无能的跪舔派，其毫无骨气的作风，是至今海外华人地位仍旧低下的一个巨大因素。（在当下，这类人很多是“网络公知”，这些网络公知向往国外，甚至还喜欢写一些造谣日记在西方发表。）

 

 

3：华人能力的现实矛盾

西方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歧视性排斥，远大于他们对其他普通少数族裔的排斥。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白人对华人群体的忌惮。

这种“忌惮”不同于他们对黑人群体“会闹事”的惧怕，对华人群体的忌惮则多源于华人群体的工作能力、经商能力和学习能力。简单说就是：排优心理。（排斥比自己优秀的群体）

▲美国USAMO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精英合照”，华裔面孔占一半以上。

前两年有一个在加拿大街头的采访内容，内容的主题是采访西方白人怎么看待华人。结果，有一对加拿大白人情侣表示，自从中国人来了之后生活压力就变大了，因为中国人很聪明、能力很强，还特别努力，导致了很多原本属于白人的好工作被中国人占有，普通白人的竞争压力变大。

而在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华人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好几乎是普遍现象，华商的发展让白人群体的垄断产业逐渐萎靡也是一大现象，比如意大利的工业支柱之一的“纺织业”已几乎被华商垄断。

▲靠近佛罗伦萨的普拉托，被称为“欧洲中国城”，数万华人群聚于此，建立了数千家服装企业，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服装生产链，迫使大批白人企业倒闭。

总结来说，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于其他少数族裔，华人群体的整体能力更强，掌握财富和生存技能的速度更快，更容易让西方白人至上的社会产生“排忧情绪”，因此针对性的歧视性排斥就更容易出现。

4：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

西方社会的“排华”情绪，其实数百年来一直是以“政治正确”的形式存在的，早年和黑人一样，华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被通过以立法的形式被区别对待的，例如体面的工作不能做，不能和白人在同一餐馆就餐等等。

 

 

但我们看到，西方白人针对黑人的相关法案很早就废除并道歉了，但针对华人的法案到了21世纪才被正式剔除和道歉。例如美国罪恶的《排华法案》，到了2012年美国众议院才表决通过了相关悔过决议，但美国的政客们给的表述是“regret”（后悔）而不是“apology”（道歉）。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依旧不认为针对华人的恶毒举措系过错。

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年随着西方整体实力的衰弱，在极端白人至上（或西方至上）的种族主义的驱使下，针对“中国人”的政治正确性的种族攻击变得更加频繁。

例如，在中国出现新冠疫情的早期，一众西方媒体不是去科普病毒的可怕性，而是在挖苦中国的同时，传播大量“吃中餐会得病”、“只有中国人会得病”、“远离中国人就没事”的思想。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因为这种“攻击华人社会”的行为，符合他们主流的“政治正确”。

这种“政治正确性歧视”是很恐怖的，因为这样错误的思想引导，很容易营造一种“排斥中国人是应该的”、“针对中国人不是歧视”的社会环境。

就比如，尽管接收了大量的中国援助物资，美国社会仍有大批人不知感恩地要求中国人就病毒问题“赔偿致歉”，甚至不惜造谣、抹黑华人群体。而在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第大区议会也于近日通过了针对华人的不公法案，在接受华人方面的大力援助之后，该大区议会先是提出“中国赔偿200亿欧元的法案”，再是通过了“中国人致歉法案”，要求中国人必须低头认错。

 

▲《安莎社》报道截图，伦巴迪大区议会决议通过“要求中国道歉法案”，相关内容也剑指华人群体。

这些就是很典型的“政治性歧视”，为了寻求自我的政治利益，而将另一个民族妖魔化，将对其的歧视性攻击行为视为“正确”。

写在最后：

2017年3月，法国巴黎警察闯入一华人男子家中，当着其女儿的面现场枪杀了该华人男子。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该华人男子的白人邻居恶意报警，而警察又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事情发生后，数以万计的旅法华人涌向巴黎，将涉事的警察局围得水泄不通，一连多日，巴黎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华人抗议游行，很多人都称这是“史无前例”，也有人说这事“欧洲华人反歧视元年”。

 

 

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呐喊，向西方白人至上主义霸权说不，其实和这几年来祖国的强大有着脱不了的关系。法国巴黎警察枪杀华人事件发生后，中国有关部门和大使馆方面给法国频频施压，强大的祖国此举给了海外华人发声的勇气。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在未来，随着祖国的强大，也必然有更多的受到欺辱的华人愿意站出来对西方社会的不公说“不”。

至于如何与西方社会的种族攻击相抗衡，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总结：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面子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的。如再遇种族歧视问题，每一个海外华人，都请务必站起来“做个中国人”。

（作者：刘斯郎，郎言志主笔；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郎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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