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1960年、1965年和1970年先后三次与毛泽东交谈，主题涵盖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并通过报道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斯诺对毛泽东的成功采访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斯诺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经历了从质疑真伪到重建信任的过程，并进一步形塑了他厚重的人民观、革命的历史观和独立的价值观;斯诺在观察新中国和采访毛泽东之后作出“粮食困难不是革命的终结”“现代文明的基础正在奠定”“中美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存”以及“中国这个伟大民族在时间空间上达到顶点”等历史预判，表现出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洞察力。
与斯诺(Edgar Snow)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的采访和其著作《西行漫记》相比较，对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与毛泽东的交往的研究并不算多。
一种声音认为斯诺对新中国的采访是对延安忠实记录的延续，他的书像之前一样充满了“诚实感”，不仅客观介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对中美政要产生影响，并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
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的采访无论从采访本身还是作品的影响力来说，都“大为逊色”，尤其是斯诺在其新中国采访中出现的一些数据和事实的失真，是其记者生涯的失误。
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把斯诺放置于中美关系发展史中严谨考证斯诺访华过程的学术著作，还是把斯诺本人作为直接考察对象，通过私人档案和文献史料还原斯诺生平的传记研究，都能广泛搜集材料进行客观讨论，也都肯定斯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价值。
正如斯诺本人所自信的:
“很多记者和作家都到过中国，但是没人比我做的更好。”
这样的成绩很大一部分建立在斯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和接触上，尤其是斯诺与毛泽东的历次交往。
仔细推敲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与毛泽东交往的时间，分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动乱前期和尼克松访华前夕。
在战前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群中，斯诺是第一个有机会重访中国的。作为从延安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深入接触的名记者，在斯诺眼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延安时期是否一致、是否还在坚持“矢志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初心？作为因广泛报道中国共产党而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中饱受质疑的美国人，斯诺以何种身份和心境重返中国？他眼中的建设困难、个人崇拜、国际关系等问题又是如何？
这些看似简单对比的历史背后有着斯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深刻理解，有着斯诺与毛泽东“互相不讲假话”的绝对信任，以及中西方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更深层次的讨论。
一、重访中国：斯诺眼中的毛泽东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对革命史观的建构以及内外政策诉求的联动等含有“中国底色”和“中国经验”的观念体系中，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决策者的革命经历和政治经验的巨大影响，在学界方兴未艾。
然而，斯诺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浓墨重彩的叙述中，采用的两个角度就分别是“从孔子到毛泽东”，以及“中国为什么会变红”。换言之，斯诺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革命史来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观察的。
“犀利的历史洞察力来源于犀利的现实洞察力，一个连自身所在的现实都看不清的人，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他具有足以穿透历史时间屏障的能力。”
当斯诺有机会与最高领导人接触时，他并不是一位就事论事的专题式记者，他对他所站立的这片古老的土地充分了解，而且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历史观。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行为法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超稳定的官僚统治制度。孔、孟等人与西方哲学家同样关心统治者的德行，力图创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但得到的答案却不同——等级分明。
斯诺认为，正是由于稳定和等级这两个因素，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自然认为儒家是唯一正确的处理人类关系的方法，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
外侮内腐的清朝被推翻。斯诺认为：
“在这些年代中，太平天国的改革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却继续萌芽、播种，形成了种种形式的地下革命活动。”
虽然列宁给孙中山的复信为“不团结而动乱”的中国打开了新局面，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依然在持续分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由谁去完成？日本侵华战争不但没有实现野心，反而摧毁了中国的殖民势力，削弱了城市官僚资本主义，锻炼了人民群众。斯诺对毛泽东在1936年的预见表示赞同：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由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动员全体人民和他们强大的劳动力去完成。”
中国为什么会变红，即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斯诺通过与毛泽东的交谈找到了“最有启发性的答案”。
首先，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崩溃了的经济使衰落的农民家庭中的几百万剩余劳动力被拋进了继续膨胀的失业劳工市场中去，以至于当中国的青年人读到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劳动者不但没有随着工业的进步而站起来，反而随着他本阶级的存在而越沉越深”这样的话语时，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是1848年欧洲情况的分析，而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环境的描述。
其次，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担任了保护以暴力夺取中国的“权力与利益”的外国警察的角色。因此，当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伪善作藐视性的抨击时，中国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当“爱国主义的观念、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步骤”，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行，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内容。
“毛泽东相信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从客观经验中发展出来的。”
土地革命使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结为一个整体。斯诺总结：
“整个中华民族的经历使共产党的胜利必然到达。”
带着这样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斯诺于1960年重返中国。
在1936年长征后的保安和1939年抗战中的延安，斯诺戏剧性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1960年的到访与1936年类似。像以前一样，斯诺打破了封锁，突破中美的紧张关系和麦卡锡时期的困难，先后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路易·艾黎（RewiAlley）等人，最终重访中国；像以前一样，此时的毛泽东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斯诺需要再一次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解释迷惑。
冷战中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使得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坏消息。虽然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斯诺经历了近十年的迫害，但他还是决定再一次逆舆论而上。
1960年10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庭院中迎接斯诺。在斯诺眼中，毛泽东穿着
“企领的黑灰色便装，脚上穿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双棉布袜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
和延安时一样，毛泽东
“仍然很潇洒，行动从容不迫，敏于分析说话中的微细差别，眼睛充满智慧”。
毛泽东与斯诺谈论的话题虽然包括了从公共舆论到台湾问题、从进联合国到经济封锁、从经济建设到世界和平等等，但是其内核不外乎两种诉求：其一是以自信的、独立的、人民的观点和信念探讨超越时代和所有国家的发展途径和治理方式；其二是以和平、平等、解放为号召和对外政策话语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道义使命和对外行为。
比如，在谈及美国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设置障碍的问题，毛泽东对斯诺说：
“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谈及古巴禁运和延安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对斯诺说：
“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谈及原子弹的问题，毛泽东对斯诺说：
“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要担负。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那种话不可全信。”
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是自1949年来毛泽东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斯诺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准许在军事设施内部照相和拍电影的第一位西方人，也是第一位返回延安的外国参观者。
1960年，按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市长让斯诺参观了上海市最贫穷的地方。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斯诺说，他的访问对别的记者们来说是没有先例的。在这样的“特殊待遇”下，斯诺到达14个省、19个重要城市和11个公社，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多客观记录，包括中国的城市建设、钢铁和工业建设、科学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少数民族政策实施以及文艺和音乐等。
以医疗为例，斯诺在老朋友马海德（(JohnHatem）的带领下参观了中国皮肤性病治疗实验室及其附属医院。斯诺了解到，在全国性的普及治疗皮肤性病的成功战役中，医护助手们受到了诊断和治疗的专业技术训练，在短短两年内，“增加了超过七万名医生或助手，还有六万名护士”，中国城市内的患者绝大部分得到治疗。
依靠“医药上的群众路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对公共卫生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明白每个人在这项工作中都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所以在农业合作社中的医疗队和流动教练中心都取得了农民们的充分合作。同时数达30万人的中医力量也被充分使用。长期身处医疗工作一线的美国人马海德对斯诺说：
“中国永不可能以另一个方法站起来。”
“差不多每件工作都是必需的，而差不多必须做的工作都已做了。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成功的。”
马海德清楚新中国建设中的一些挫折和失败，但是他同时又充满信心。这也帮助斯诺更加理解：
“在所有宣传的后面，有着几百万不为人知，以及沉默地埋头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成功地并且忠诚地进行着把数亿人民自无知，迷信，疾病，文盲和贫困等不幸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这件工作当然远未能称做完毕，但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已打下了基础。”
斯诺的认识是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不断深入的。当他把医疗方面的进步和国外报纸关于中国已没有苍蝇蚊子的报道与毛泽东交流时，毛泽东说：
“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毛泽东对斯诺说：
“人民还不能吃饱。”
这样的诚恳使斯诺意识到：
“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中国不会迷恋莫斯科”。
斯大林在集体化过程中任意残酷地对待农民，
“当毛泽东认识到为取得样板伤害了农民时，他就从不好的政策中退了回来。粮食短缺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失误，而不是因为领导背弃了农民，在长期的非难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是在走向进步，尤其是粮食产量稳定的地区不是毫无进步”，
所以，
二、质疑与重建：著作出版与1965年再访毛泽东
1962年，斯诺根据1960年在新中国的采访和旅行写成《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
这本书既是珍贵的资料文献，反映了一位非共产党员记者对新中国的直接印象，也是一部考察新中国及其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执政10年后如何生活、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研究著作。
该书刚上市就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销量出色。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哲学家们喜欢批判，认为
“哲学史就是一些努力建构理论的人和另一些努力将那些理论推翻的人之间的辨证历史。没有批判对象，批评家就无法进行批判；没有批评家挑剔的眼光，理论建构者也不可能有效地建构起他们的理论”。
同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在和这些评论者们辩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质疑到重建的过程。
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斯诺在写作中的政治倾向性；二是斯诺在报道中的数据真实性。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诺思(RobertC.North)评论：
“斯诺需要眼光更敏锐，叙述更严谨，分析更有自我约束力。”
曾经是敌后抗日游击队无线电技师的林迈可（MichaelLindsay）评论斯诺“仍然停留在30年代的政治经历中”。对书中数据和调查的真实性讨论也没粮食危机和广泛饥馑报以尖锐批评。
当然，任何评论都是毁誉参半的。有赞扬的声音认为斯诺的报道得到了中国的信任，又兼具批判性。费正清（JohnK.Fairbank）说：
“在30年代，人们很容易就能够穿越四分五裂的中国，而在1960年，在动员起来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艰难得多。”
斯诺与新中国的联系和撰写报道的才能也再一次受到肯定。
与斯诺政治立场相关的身份危机其实由来已久。由于在延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报道，斯诺在麦卡锡主义时期一直被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者”。斯诺在初访新中国时写道：
“一个人并不总是知道事实真相，而一旦他知道了，首要的责任就是忠于事实真相。”
斯诺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朋友，还是在政治上独立的新闻记者，把共产主义国家的客观情况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读者介绍，内心的顾虑和困境是可以想象的。
对于斯诺来说，担任“可靠中间人”的角色，的确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行动。所以他在重返中国之时拒绝一切来自中国方面的资助，在每一笔资金的使用上都尤为谨慎，为的就是强调自己独立记者的身份。
与报道真实性相关的现实质疑在斯诺本人身上同样存在。他在中国期间就曾对朋友抱怨，尽管他得到了“许多材料”，但是如果缺乏“背景材料”和“真实情况”，这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
“没有人对前不久和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坦率而诚实地讲出来”。
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斯诺写信对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说：
“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如实介绍中国的农业问题及其成就，但由于缺乏具体材料，因而很难回答。”
斯诺上述论断的意义在于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绝对真理或谎言。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斯诺在1960年访问中国期间确实不曾看到大片荒芜，甚至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各地粮食危机的严重性。最终，斯诺在他的书中承认写作的角度是建立在
“中国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她的政府明确地决定哪些事情是人民应该认识，哪些是不需要知道的；哪些地方准许记者去和哪些地方禁止记者前往”，
目的是
“想使人们了解这个特别的政府为什么和怎样诞生在这个特别的国家里，她的专政权力是否做出比她所推翻的旧政权更光明的目标和结果”。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斯诺在书中的解答无疑是肯定的。
在这一重建信心和信任的过程中，斯诺采用了不同寻常的远见和考察问题的角度。第一是深厚的人民观，第二是革命的历史观，第三是独立的价值观。颂扬一个统治者的做法与斯诺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认为老百姓处于历史事件的中心。
1936年，红军对斯诺说，他们所到之处人民都称他们是“穷人的军队”，毛泽东笑言，这就够了！斯诺在一次演讲中说：
“革命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革命是由于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领导下，不能容忍的条件所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也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使更多的人民相信，他们有某些东西值得为之奋斗和牺牲。”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在中国革命的经验造就了他感性与理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使他不仅能找到合理的报道角度，而且给了他衡量中国的成就的正确标准。他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历史观，同时保持了他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斯诺曾对一位朋友评论到：
“民族性比政治更为重要。中国人正走在现代化的长征道路上，这将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必须把中国的今天，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远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在时间与空间上所达到的一个顶点。”
在美国30多个州进行了50多次宣讲之后，1963年斯诺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觉得我有责任在中美两国未来一些关键性的事务上起到作用。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或者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可能都不会导致双方持续的敌对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以我从中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相信和平与竞争将会在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共存。”
斯诺把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经历称作“荒废的十年”，他认为自己在打破中美隔绝敌对状态中肩负责任。带着这种使命感，斯诺于1964年再次回到新中国。
三、在创造历史中书写历史：斯诺和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互动
历史学家认为，
“那些真正能观察到历史真相的人也很可能是那些对参与历史创造有相当热情，乃至有一定直接创造历史实践经验的人”。
斯诺毫无疑问是这样一个兼具历史创造热情和历史实践经验的人。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斯诺和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互动是建立在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备以及由此推动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及其影响下的战略决策体制变化的基础之上的，抛开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去讨论单个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中美关系是不切实际的。
回溯中美从对抗到开始和解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知中的战略优先排序出现过两次关键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从1964年夏季到1965年秋季；第二次是从1968年夏季到1969年夏季。
两次转变的关键内容和结果：一是断定苏联作为全球新的战争策源地，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压倒了其他安全问题；二是美国的威胁在下降。
这两个共同因素导致其后与美国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一系列过程都极富戏剧性。具有历史偶然性意味的是，这两次转变正好与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时间重合。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美国在越南的问题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毛泽东对斯诺讲：
“美国应该把军队撤走一些。美国把手伸到了全世界。反动派到处需要他们帮忙。到最后，他们必须统统回老家去。”
也就是说，只有美国停止那些被视为威胁中国安全的措施，先从越南撤军做起，才有可能在安全和外交领域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当斯诺问及中美两国因越南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的答复是没有犹豫的：
“不，那不会发生的。中国军队是不会越出国境去打仗的。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当美国进攻中国的时候，中国才会应战。”
从历史的长时间段来观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针对控制中美危机和避免中美冲突的话语，他对斯诺谈话中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以及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都可以看作是对美持续的危机管理的一部分。
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在中国停留了6个月。
1970年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毛泽东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合照，报纸右上角的《毛泽东语录》栏内刊登了一句话：
“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为何要对斯诺给予如此高的礼遇时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现有的大部分有关这次事件的研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向世界发出一个确实的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准确地说，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要追溯到更早。
毛泽东在1967就阅读了尼克松那篇发表在《外交》杂志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认为尼克松上台会“改变对华政策”。
在1969年，尼克松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达改善关系的信息。比如，3月份同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deGaulle）谈从长远看需要与中国交往;6月份鼓励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访华；7月份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和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这些信息渐次被中国决策层收到。
1970年1月20日，在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方主动提出举行部长级会谈。2月10日，在美国使馆举行的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美方部长或总统特使。中美高级别会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对美的战略性转折已经迈出关键一步。所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站上天安门观礼，并且在《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既是对美国释放的欢迎信号，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毛泽东与斯诺于1970年12月18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当斯诺问到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人来中国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
“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毛泽东说：
“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1年4月30日才由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公开，但其谈话内容很早就传到了白宫。
在20世纪30年代，斯诺一直认为一个独立、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他笔下既是爱国者也是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和支持。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年代，斯诺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使中国的民族利益服从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努力缓和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
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如果超越直接的政治考虑、个性和冷战策略的角度，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显然证明了斯诺的正确。通过与毛泽东的深入交往他知道，大国能够干预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俄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例外。
结 语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依然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战前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群中，斯诺是第一个有机会重访中国的。比起1955年来访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波伏娃夫妇与1958年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弗朗斯，彼时一五计划完成，全国斗志昂扬，他们的直观感受只有“这个伟大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以及“一种普遍的活跃氛围”。在延安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打过交道的斯诺，更能客观观察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变与不变。完成政权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还坚持自己在延安窑洞里的人民初心和改革形象，斯诺通过毛泽东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其次，比起其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是特殊的。毛泽东对斯诺讲：
“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不讲假话。”
斯诺1936年秘密进入苏区时，毛泽东就告诉斯诺，张学良已经和红军达成协议，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迫使蒋介石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斯诺从党内局势到新中国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到“个人崇拜”、从台湾问题到中美关系无所不谈。这种信任和私人交往给了斯诺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机会，使得斯诺在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在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步伐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斯诺之所以能成为深度参与中美关系发展，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信任，在国际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记者，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费正清曾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序言中说：
“《红星照耀中国》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生平故事，以及这场鲜为人知的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言性的。斯诺的这本著作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是因为它在两个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一是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
斯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录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他从长征后的保安看到了抗战时的延安，从延安看到了十几年后的新中国，看到了未来世界将要崛起的新力量。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变化和光明前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穷人政府”的初心坚守，在冷战年代就看到中美将在和平和竞争中走下去。斯诺与毛泽东交往的历史遗产还不仅于此。
斯诺去世后，他的好友克拉克（GrenvilleClark）筹建了斯诺纪念基金会，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
斯诺纪念基金会从改革开放后开始不定期资助优秀学者赴美国学习交流。由斯诺纪念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在中美两国每隔两年交替主办的斯诺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8届。斯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学术研究、艺术、教育、卫生、中小企业等，广泛促成了中美两国在多领域多区域的合作交流，开辟了中美民间交流的新模式，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补充和沟通桥梁。
斯诺在遗嘱中称自己为“世界公民”。
历史学的两个崇高理想，其一是通过国别史追溯民族和国家的来龙去脉，形塑认同，加强凝聚；其二是让历史活起来，真正成为“全球的”“人类的”的故事。
在建构大国形象的过程中，如何重新认识漫长历史中那些闪耀着精神光芒和历史价值的人物，使之成为具有“中国底色”和“世界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故事，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作者系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本文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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