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宁｜周​总理处置突发事件的卓越能力

周恩来总理长期担任我国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在其领导工作实践中负责处置了许多重要突发性事件。

 

面对危机：沉着冷静

 

突发事件大都呈现出突然、紧急、复杂、情况不明等多个重要特征。这对领导干部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周恩来总理每次在危急时刻，不但有钢铁一般的意志，还总能保持超出寻常的沉着冷静。

 

1945年10月8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伤势严重。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陪同毛主席参加张治中为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欢送活动。周恩来在听到副官报告后大为震惊，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只轻轻对毛主席说了一声“有点事，我出去一趟”，然后出去处理这个意外事件。

 

在场的《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回忆说，他做了安排后，“又轻轻地走进剧场，仍然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京戏演完散场，毛主席向主人道别上车为止。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同志不曾将这个当时尚未查清而又非常震撼人心，也使他本人悲愤欲绝的惨案向毛主席透露一个字。”

 

在“双十协定”即将签订及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前的敏感时期，发生这种意外事件，周恩来不可能不紧张；身边的同志被枪击，周恩来不可能不愤怒。但是，周恩来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冷静，在场内场外俨然两个人。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伟大之处。

 

控制危机：迅速果断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首先和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了解李少石的具体情况；然后要求张镇迅速展开侦察，缉拿凶手归案。尽管国民党相关方面马上开始调查，但由于事关重大，且情况复杂，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出最终结论。

 

为防止发生更大意外，周恩来决定临时更换毛主席回红岩的所乘车辆，要求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用自己的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有效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

 

1963年5月1日，中国开往日本的“跃进号”远洋货轮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沉没。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第一时间部署了营救方案和事故调查方案。现场调查小组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得出“跃进号”沉船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并向周恩来提交了相关报告。

 

对于这一事关定性的重要判断，周恩来主持中央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事关重大，“为了作出最后判明，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自前往一线指挥调查。

 

到达现场后，他在听取相关部门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时，发现某些单位主要负责人没在现场。他对此提出严肃批评，并指出：对于重要工作，主要负责人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处置危机：把握关键

 

皖南事变后，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驻重庆各单位、部门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疏散这么多人员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一个很小的问题，就可能铸成大错。

 

周恩来对这项工作非常细心。例如，新华日报社进行人员疏散时，周恩来亲自到现场检查。他拿着红蓝铅笔和名册，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第二天清早，他又送去一封信，继续补充了几点他对疏散工作的意见。他还要求准备去香港的戈宝权化好装后给他看看，觉得合适，他才放心。戈宝权出发前，他还一再嘱咐戈宝权不要戴眼镜，以防被别人认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突发事件处置涉及多单位多部门，往往要求在短时间内有效汇集各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周恩来高超的协调沟通能力在处置几次重大突发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处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综合考虑敌、我、友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成功协调了张、杨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有效整合了有关力量，使事件朝着统一抗日的方向发展。

 

在皖南事变处置过程中，周恩来利用他在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的巨大影响，和他们就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最终争取了很多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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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建网微平台”，转自“2020年2月10日《中国组织人事报》  原标题《周恩来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领导力》 摘编自《中国领导科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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