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东南方闽西的一个名叫“古田”的小山村。刚刚出生两年多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主导下，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确定了用马克思主义建设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路线方针原则制度，给人民军队注入了灵魂、指明了方向、立下了规矩。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随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展示了新中国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复兴中华的精神风貌。90年艰辛辉煌，90年沧桑巨变。昔日，一个只有50多人的“非法”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使一个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成为繁荣富强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其党员已超过9千万。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时不足千人，久经磨难，一往无前，发展壮大。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者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21国交战无一败绩，成为新中国的坚强卫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其科学有效的组织领导管理。从一般意义上讲，管理就是为了有效地实现某项活动的最佳目标，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过程，协调组织机构内的人员及其他资源，以达到高效率运行的一项综合性活动。管理主体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可能是国家，可能是一个单位包括政党、军队、学校、企业等。管理的效能如何，直接关系到小至一个单位，大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组织领导管理思想理论，即“红色管理”。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在治党治军治国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管理理论。实践证明，红色管理是科学有效的。红色管理奠基于江西的三湾改编，定型于福建的古田会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导致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告诉共产党和人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各地区武装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加上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缺乏经验，各地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1928年5月，朱德和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又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由于部队主要成分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从旧军队起义的官兵，在赣南、闽西作战中，俘虏兵成分又大量增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6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各级领导干部对如何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认识不一致。1929年8月下旬，被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9月28日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请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调查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了一条中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道路。古田会议决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提出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一系列制度，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对新中国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是红色管理的一座历史丰碑。
一、思想领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指战员头脑
组织由人组成，人的思想指挥行动。组织成员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能力素质不同。如果成员思想各异，各行其是，组织就没有战斗力。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组织成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凝聚人心，使大家同心同德，才能高效率地贯彻执行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好组织确定的目标和使命。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首要问题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明确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深刻分析了问题的来源，“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生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决议系统地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分析了其根源，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要求，“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从思想上建党，用思想领军。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指战员头脑，给人民军队注入灵魂。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下的农业国，农民是大多数。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进行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生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思想教育的途径，来处理党员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的矛盾。决议提出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的建设原则，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党的正确路线，灌输到广大党员和战士中去，还要求党员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指战员明确为人民解放打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打胜仗。从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解决了如何使农民由小生产者转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革命战士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先进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建军的活水源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军。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坚定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对全党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思想上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多次进行整党整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思想教育，就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不断扫除党员思想上的灰尘，坚定党的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的使命。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只有用先进的思想统一组织成员，才能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当年，在大庆油田的会战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以“两论”起家，即用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武装思想，发扬“宁可少活20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精神，为中国摘掉“贫油”帽子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寨、南街、华西等农村集体经济，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路。现代的华为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新员工入公司首先上华为大学培训，学习华为的历史、精神、规章制度，还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灌输华为价值观。现在，世界处于百年之大变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党和国家、军队，到企业、学校等单位，要稳定发展，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的路线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二、政治建军——明确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
组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关乎组织的生死存亡。因为，组织是适应具体目标而存在的。不明确组织的性质，不树立正确的目标，这个组织不能基业长青。红军是什么？我们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在古田会议决议之前，这些问题在红军的指战员中，特别是高层领导中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认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不知道红军的革命任务。把军事与政治对立，甚至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从而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群众力量，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导致在执行军事任务中，脱离群众，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打不了胜仗。就是打了胜仗也不能巩固，不能建立或巩固红色政权。古田会议决议批判了 “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倾向，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深刻分析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要求：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念的理论根源。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红四军本位主义。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对俘虏的入伍期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其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古田会议还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和原则。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批判了在组织上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指出，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古田会议决议将政治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阐明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军队同党的关系，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了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政治建军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明确完善。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指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概括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胜利之基。90多年来，人民军队坚持了古田会议确定的政治建军原则和方向，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历尽艰险、绝处逢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建设和保卫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政治建军的思想对一个单位的建设也有指导意义。一个团体、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也要注重政治建设。要从社会发展，国家大局，单位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树立正确的宗旨、目标和核心价值观。有些企业的老板认为，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宗旨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赚钱搞假冒伪劣，缺斤短两，不顾顾客需要和社会利益。这种鼠目寸光、不讲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不会持续发展的。2008年发生的三鹿集团毒奶粉案件就是惨痛教训。一些成功企业把报效国家、服务顾客作为企业宗旨和奋斗目标。海尔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华为只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理想就是争雄世界、世界第一，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利益共享、共同富裕，以奋斗者为本，按价值定薪的经营管理理念；等等。正是这些企业树立了正确的宗旨、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公司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让顾客满意的产品，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企业也持续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环境和任务发生了变化，但古田会议的原则精神不能变，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能变。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军队政治建设的问题。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敌对势力大肆宣扬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造谣抹黑党和政府，大搞政治渗透，企图搅乱思想，动摇官兵忠诚于党的思想基础，以乱促变。面对复杂形势，我们要坚持政治建军原则，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大方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对党的绝对领导的自觉自信，把真正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作为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鲜明政治立场、根本价值取向和本质实践要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
三、组织强军——建立党指挥枪的科学组织体系
一个组织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最佳目标，必须具有科学的组织体制系统，协调组织机构内的人员及其他资源，以达到高效率运行，这样的组织才能坚强有力。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健全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机构，处理好政治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关系，在组织上保证将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坚持和完善了三湾改编确立的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规定了各级党组织“领导的中枢”地位，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大队以上设党委，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大队以上士兵委员会设党团组织，由党支委指导工作。使得人民军队各层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领导体系和双首长负责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联络与指挥机制，不仅实现了党指挥枪的体制机制，也加强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它对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有力贯彻党的指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古田会议决议还对党员发展，党支部建设提出了严格要求。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支部是党的建设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古田会议前曾有一段时间，红四军党基层组织建设比较松懈，党员加入比较随便，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执行党的纪律不够严肃，上下级党组织关系也不密切。这些问题极大地危害着党的肌体健康，必须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古田会议决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并提出了入党新条件：政治观念正确，忠诚党的事业，有革命牺牲精神，没有吃鸦片、赌博等不良嗜好。古田会议在党支部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严格执行纪律、密切上下级党组织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针对性操作性极强的措施办法。这样，让优秀分子入党，把住了组织源头，党的血液焕然一新；把党支部党建设好，夯实了党的组织基础，红军的党组织肌体充满活力，蓬勃发展。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中党组织体系的规定，使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通过其在军队中设置的各级组织，把军队牢牢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一组织体制的确立，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拥兵自重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工具。90多年来，人民军队团结一致攻坚克难所向披靡，军队中科学的党组织结构起到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党的组织，现在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军队的历史上叛军叛将的问题层出不穷。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有逃跑叛变的情况，但没有成建制集体的叛军。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用枪指挥党，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却没带走一个兵。建立科学的党组织体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很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庆油田会战胜利、红旗渠建成、两弹一星成功，大寨、华西、南街、唐约等乡村的发展变化，虽然情况各异，但其共同特点，就是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民营企业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像正泰、均瑶、德力西等企业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请在党政机关工作过的退休干部担任企业党委或支部书记。有些企业还学习解放军建立政委制。如阿里巴巴在管理中建立政委体系，其组织结构分三层：基层为小政委与基层区域经理搭档；中层大政委与高级区域经理搭档；高层总政委任总部人力资源总监，直接与总经理、董事长联系。这些政委既是业务工作的骨干，又代表公司及时了解员工思想状况，听取员工意见，向上级汇报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好公司的决策，促进企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及考验。打铁还需自身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刻不容缓。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从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三个层面着力，保证党中央的命令在全党贯通。特别要在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上下功夫。巩固传统领域党支部建设，拓展建设新兴领域党支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确保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民主兴军——实行军队民主主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兴旺。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创造良好的组织内部关系，调动全员积极性创造性，形成上下一条心，全员一股劲，同心协力，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奋斗。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军队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了实行军队民主主义，体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古田会议决议共讲了8个重要问题，其中就有两个问题讲的是如何对待士兵，就是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问题。这两个看似当时军队里司空见惯的很具体的小事情，却体现一支军队的性质，关乎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自古以来，所有的军队都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实行的“绝对服从”。军队里讲民主是天方夜谭。国民党军及过去的军阀部队都是雇佣制，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都是以官兵对立为特征的，上级欺压下级是天经地义，官长打士兵是家常便饭。红军建立之初，由于旧军队的影响，部队中存在着肉刑惩罚这一落后的管理方式，当时伤病兵工作也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官兵关系紧张，士兵逃跑，非战斗减员增多。毛泽东坚决反对打骂士兵。“三湾改编”采取了一项破天荒的举措，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设立在军、团、营、连的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发表意见、自主管理的机会。士兵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古田会议决议坚持和完善了三湾改编确立的军队民主制度。从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两个具体问题入手，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内部关系。决议深刻分析了打骂士兵和对伤病照顾不周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明确提出坚决废止肉刑，要优待伤病兵。首先要靠教育，讲革命的道理，提高官兵的觉悟，消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明确共产党军队是为人民打天下的队伍，自己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来当兵的。虽然，官兵的职务有高低，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人格上是平等的。在行动上，要举行废止肉刑运动。修改红军惩罚条例。各部队要高度重视卫生工作，多替伤病兵着想，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使官兵有了觉悟，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融洽官兵关系，增进团结，部队才有战斗力。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员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却是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确立了官兵一致的新原则，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旧式官兵关系，从此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人民军队以官兵一致、官兵平等、官兵友爱的崭新面貌，开启了文明之师的历史新篇。实践证明，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增强了官兵团结，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迸发出超强的战斗力。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在长征路上，红军各部队中的官兵之间、上下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将士发扬舍己为人的团结友爱精神，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一些老红军回忆，长征中，党中央的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与普通红军战士同甘共苦，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使红军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战士吃，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入草地之后，带的粮食几乎断绝了。贺龙自己带的炒面一直节省吃，后来分给了伤病员。贺龙会钓鱼，没有鱼杆，就用马尾和针做。每次钓回的鱼，贺龙自己都舍不得吃，都是吃大伙剩下的或者只喝一点汤。这样的事情在长征路上数不胜数。长征的胜利，正是红军将士团结战斗谱成的一曲凯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战争中，干部处处做战士的好榜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部爱护战士，战士尊重干部，官兵同心同德，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许多土战法、新战法，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人民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新中国建设中得到运用和发展。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上世纪60年代初，鞍山钢铁公司于总结出来一套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经验。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鞍钢宪法，受到西方管理学家的关注和称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罗伯特·托马斯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即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民主建设对地方企事业单位的稳定发展十分重要。一个组织要做大做强，需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力量来源于组织的领导与全体成员的齐心合力，而关键在于领导对成员的态度和政策。毛泽东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一些成功企业重视内部的民主建设，处理好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尊重员工，依靠员工建设企业，把企业建设成老板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从根本利益上把企业与员工紧紧捆在一起，有效地凝聚了员工，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的创造力，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有些企业家热衷于精英管理路线和老板专制路线，搞得上下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甚至倒闭。进入新时代新中国的治国理政，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反对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和精英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高生活水平，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万众一心，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组织纪律制度，是管理的工具。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纪律制度并且严格执行，可以保障组织正确的发展方向；保障组织秩序井然，健康运行；保障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发挥极性创造性，有效地完成任务。而坏的制度或有好制度不执行则会使人心涣散，组织松懈，效率低下，甚至政息人亡。古田会议决议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军，从组织纪律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通观决议全文，提出8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指出问题的表现，分析其危害和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而解决的办法主要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加强纪律制度。如，解决“单纯军事观点”，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解决“极端民主化”，要坚持“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还提出了如何坚持好民主集中制的方法： “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党的各级机关“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会议总结出的这些经验，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理论和制度创新，使这个由共产国际移植过来的制度在中国红军得到确立和贯彻，以后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推广和完善，最终成为全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对“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问题，决议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决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红军在思想教育、组织建设、政治工作、内外关系、群众纪律等各方面的纪律制度，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增进官兵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有了坚强的纪律制度保证。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人民军队纪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如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首次明确界定了党委制的概念。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确立了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原则、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建国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结论部分，列举了12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不到3000字的篇幅，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细化，落实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关于政治工作法规。1930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颁发《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抗日战争时期，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并借以影响抗日的友军。八路军政治部于1938年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42年修订颁发。1949年12月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4月、1963年3月修订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关于军队纪律，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一个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才能打胜仗。历史上，有岳家军、戚家军，都以纪律严明扬名。人民军队的纪律与过去一些军队不同的是，这种纪律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反对愚兵政策。广大指战员明确，执行纪律是为了解放人民保卫祖国而战。各级干部模范执行纪律制度，给战士做表率，使纪律制度有效执行。 企事业单位要发展壮大，必须有严明纪律制度保证。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建立科学的纪律制度，培育员工自觉遵守纪律制度的意识和习惯，公平公正严格执行纪律制度，才能形成良好的秩序，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1985年，张瑞敏到海尔任厂长，他规定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不准在车间大小便”。现在听起来感到可笑，但事实是当时没有这条纪律，就没有今天的海尔。华为在1998年制定了《华为基本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修订，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军思想发展成为依法治国的理念。1954年，毛泽东亲自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优势。70年来，新中国面对外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干涉封锁侵略，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国际激烈竞争，乘风破浪勇往直前。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从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诸方面提出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绘制了国家治理的新蓝图和行动方案，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里程碑，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落实，在全党全社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中国一百多年的变迁历史证明，红色管理是科学的，效率之高、成就之大，举世无双。但在当今中国的大学讲堂上，西方的管理学说占主导。而中国本土的管理，特别是红色管理，被边缘化。有些学者说，科学的管理在西方，中国没有科学的管理。这些人要么，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历史和辉煌成就不了解；要么，是妄自菲薄或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在传承中发展，社会在创新中前进。红色管理是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文化基因，学习借鉴各国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的优秀管理理论，是世界管理科学殿堂里的一颗闪亮明珠。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宣传弘扬，不断发展红色管理理论，提高治国理政水平，为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作者系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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