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四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眠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六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其倒行逆施，令人发指。国内舆论，对我党坚持大义，深表同情，期望我党能负起抗日大任。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九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坐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按罗镇和通渭墟。十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村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窃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五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绰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这时，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坐，再次过雪山草地，八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袍住胡宗南的尾巴。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
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过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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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原载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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