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看清中美关系，不妨读读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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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看清中美关系，不妨读读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信
2019-12-18
【摘 要】尼克松的信中，有两句话可以说是中美两国相处的经验性总结。一句是：“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另一句是：“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归纳起来，不难理解：既然各自国家对自己的制度都有自信，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要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的事情指手画脚。而应当在外交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合作共进。特别是一个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个是潜在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相互敌对，不但对两国没有好处，而且肯定会殃及整个世界。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解冻。这是20世纪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从此，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之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大转折。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见该书第641页）
40多年以来，关于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承前启后关系的话题，一直是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特别是在这40多年里中国经济不断创造奇迹的情况下。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有学者在研讨会上提出对外开放应该从1972年算起。北大中文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零在其著作《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2月）中指出：“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招，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见该书第131页）“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见该书第184页）
尼克松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又是一名坚定的务实主义者。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更加讲究“务实”，少了许多前任的“鸵鸟政策”。新中国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特别是“两弹一星”成功，使之成为了世界上整体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更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卡特总统在决定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时，就把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当初促使尼克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除了应对当时的苏联威胁、越战困局等难题外，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因为没有实力作为基础，其它的都无从谈起，正如毛泽东说的，“说话没人听”。而中国实力不断的增强的根本原因，则来自于中国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能够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成为了万众一心的新中国。这也就预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眼见为实。尼克松访华一周，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物质的匮乏，市场也并不是那么繁荣。但是，尼克松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对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巨大能力。特别是当他发现一夜之间，为了他们参观长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长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扫干净时，（感到）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潜力，这是决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昆仑出版社1988年9月第308页-309页）
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看完体操和乒乓球赛表演后，更加强了他的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亨利（指基辛格——笔者注）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巨大的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配。”（同上书第309页）
1975年12月29日，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丈夫戴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外孙——笔者注）访问北京。12月31日深夜11点半左右，当他们夫妇准备休息时，中国外交部礼宾司一位官员激动地通知他们：“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朱莉和戴维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并带上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31页）
尼克松的信中，有两句话可以说是中美两国相处的经验性总结。一句是：“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另一句是：“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归纳起来，不难理解：既然各自国家对自己的制度都有自信，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要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的事情指手画脚。而应当在外交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合作共进。特别是一个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个是潜在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相互敌对，不但对两国没有好处，而且肯定会殃及整个世界。现在已经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全球化在经济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国与国之间的产业链，顺势而为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尼克松至死也没有改变他的反共立场，他的《1999不战而胜》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不过他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和平演变”（即现在的“颜色革命”）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认为是“专制独裁”的制度。尽管如此，至少有一点他很是很明智的，对中国，来硬的肯定是行不通的。回顾这些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中美贸易摩擦，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方面忽视了尼克松的这些经验之谈。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后，于1972年亲自到北京进行了他自己所说的“和平之旅”。艾森豪威尔1952年竞选总统时说，“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
结果他当选总统后，最终签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作为普通人的他们的后代到访北京，进入暮年，疾病缠身的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至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朱莉回忆，毛泽东晚年身体非常不好，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她决定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伟人，于是坚持把父亲的信亲自送到毛泽东跟前。这个时候毛泽东突然睁开了眼睛，说了一句：后来朱莉出了中南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十里之外就能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2019年12月14，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美关系阐述和表明了中方的基本立场。他认为：美国的“中国观”误入歧途，“世界观”出现偏差。他还指出：
“40年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最大启示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尽管今天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重要的启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中美两国如果能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不仅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当年，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中美两国要如何做才能长久的“在一起”？如果破坏了这个“在一起”又会出现什么样后果？应该说，读读尼克松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作者系独立学者；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察网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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