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为什么说西路军失败原因是“国焘路线”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3]

西渡之初，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先南后北”于不顾，只想渡河不愿打仗，甚至要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致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给河东河西都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

渡河之后，又孜孜于西进，执意独立自创局面，“企图在另一方敌人薄弱的地区，保存或展开他的实力”，还向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却对中央“东返”之询不作只字答复；

“西安事变”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胜利信心，对和平局面的争取和实现是悲观地”，不愿意参与他们认为“败北性大的剧烈战斗”，“算定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4]，对中央“东返”之议预设难以企及之条件而仍然执意西进，待到发现西进困难时又将责任归咎于中央，而中央再度指示西路军东返并给予“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后，却又游疑徘徊乞求于外力相助，直至全军覆没之时仍然孜孜于斯……

（一）西路军渡河乃至渡河后的行动，的确有党中央基于既成事实乃至西路军自请任务后的认可和批准，简单地说成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确不妥。

（二）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尽最大可能缩小党内斗争的波及范围，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4]”。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则陷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9]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11]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12]。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13]

“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14]”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