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田富达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
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毛泽东，另一份出自蒋介石。这使那个元旦在历法以及更广的意义上，都属于辞旧迎新的一天。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他的头一句话就洋溢着自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毛泽东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做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他的记忆已不太完整。谈到兴奋之处，他身体前倾，向着空气伸出双手。用这双手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包括政权的缔造在内，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个会场里决定的：国旗上有无必要出现黄河、斧头和镰刀；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当国歌；国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国号可不可以简称“中华民国”。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而田富达本人在那决定性的大会上的发言磕磕巴巴——当时他是没怎么受过汉语教育的台湾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赶快解放台湾人民”。这个愿望至今也还没有达成。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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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这一年说出了他流传最广的名言。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那次会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地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宣读《新年文告》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失去了“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他的众多文稿出自陈的手笔，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名句。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1948年最后一天，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酒，吟诗，落泪。两天后，胡适将他们吟诵的陶渊明的诗句抄在日记里：“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份新年献词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到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厂工人李向东说，他们在茶壶上面不再画金鱼、美人和兰花，画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打到台湾去”。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这年除夕的前一个寒夜，一艘叫“太平轮”的巨轮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随它沉没的有纱厂的机器、银行的文件和近千人。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目睹蒋介石“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话——日本刚刚入侵中国时，那位大使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但20岁的田富达在华北军政大学校园里读到毛泽东的新年献词时，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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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预计的要早。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时间打倒国民党。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只隔了两天，在天津得胜的解放军士兵罗士杰在家书里说，“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田富达的同龄人牟明亮，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书里说：“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蒋介石就在今年灭亡……”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点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发现卧室进了几个士兵——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两天后的夜里，解放军的指挥官邓小平、陈毅等走进了总统府。在蒋介石从前的办公室里，邓小平讲了个笑话：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南京政府还找过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强国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但是，其他国家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的几十年，国民党军官陈宝善一次次反思过失败。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落败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解放军的训练不如他们，补给也不好。“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么会垮得这么厉害呢？”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田富达曾是俘虏。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很痛快”，他挥着手，回忆起战场上的对话，以及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他还记得上战场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回去，部队会发给三块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军。
田富达少年时的名字是“富田达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陈毅曾形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援前线的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伯涛被俘后的见闻，部分印证了这一点。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烟阵阵，人声鼎沸，“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他明明带领大军经过同一个地方，所见的是门窗紧闭。杨伯涛感慨：“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司徒雷登也承认，尽管自己在国民党中有很多好友，但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拥有了它当初推翻的那个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里说：“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里，仅有9人赴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做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受蒋介石邀请同乘飞机赴台，他的学生周恩来托人捎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上学时的笔名。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分手时，蒋介石因为失望，没太留神，将头磕到了车门框上，“咚”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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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一位92岁老人也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签字欢迎解放军入城。他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中，他任北洋水师副将。很快，萨镇冰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协商的662人名单里。3年前，重庆有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都参加过。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语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忆起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又一次发出了号召。有别于旧的，这次提出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发出邀请，他提议开会的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1948年秋季。哈尔滨是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它陆续见到了从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民革领导人之一朱学范曾在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调研了40天，他写信告诉李济深，他在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沈钧儒等人是从香港乘苏联货轮来到的，先到朝鲜的罗津港上岸，再到哈尔滨——他们要躲开国民党的封锁。抗日名将冯玉祥的骨灰后来也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已与蒋介石决裂，在美国访问时就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当时的报纸标题为：“冯玉祥离美归来参加新政协确信民主必胜”。这年9月1日，冯玉祥搭乘的苏联“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他不幸遇难。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李德全带着骨灰盒到了哈尔滨，呼吁他的老部下“掉转枪口”。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解冻的奇观。沈钧儒赋诗一首，称赞“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中国的局势也在“冰雪消融”。随着时局的演变，这些人持续向南。他们在哈尔滨繁华的马迭尔宾馆里谈过政治协商的事项。辽沈战役打完，他们又在沈阳谈。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人在乘船赴约的途中，还是从鲁迅与许广平年幼的儿子周海婴摆弄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沈阳解放的消息。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的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两天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决定起义，交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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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北平的居民从收音机里听到：“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人们一分钟后听到，国民党守军与解放军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入城式。队伍经过前门箭楼时，忽然拐弯，进了东交民巷。人们惊喜交加。那里过去是外国使馆区，是中国饱受欺凌的象征之地。10天后，第一次到北平游览的解放军军官宋云亮，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他介绍了这座城市里的电车和“比驮粮的小毛驴还多”的汽车。这一天最使他兴奋的是，去了东交民巷。“听说原先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外国地’，中国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们也再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告诉恋人。关于北平，田富达所能记起的是傅作义的参会资格问题。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傅作义要当代表，很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通。”解放军与傅将军的部下刚刚在战场上互为死敌。有人说，见到这些国民党，就想起牺牲的战友。田富达说，在政协会议之前，他所在的军队党小组议论过傅作义的资格问题。组长朱德作了表态，平息了议论。“朱老总说，想不通也得想通。他虽然杀了不少共产党，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安安静静，他有功劳。”就此，毛泽东也曾说过：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傅作义到政协会议报到时，是开幕前两天，他刚在绥远和平协定上签完字，赶回北平。饭店的房间不够用，陈毅把房间让给了他。所有代表里，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最为特殊。北平是孙中山逝世之地，她本不想回到这里。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去上海接她，周恩来信里的“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略”字被毛泽东改成了“谨”字，更显恭敬。毛泽东自己的信，干干净净，无一处涂改，与他平日风格迥异。为了等到这些人，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三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毛泽东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说这番话时，他左手拿着发言稿，右手不时挥舞。说到“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他手臂上扬，做了个向上划的手势。当说到中国“如太阳升起”，他的手臂更大幅度举起。这3个月里，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产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662人的名单。根据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李红梅的研究，中国当时有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并非所有团体都会接到邀请。例如，“中国农民党”“青洪帮”等超过20个党派就不在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无党派人士约占26%。662人里，国民党名将杨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协会议开幕两天前，国民党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经过一番伪装暗杀了他。会议代表名单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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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晚七点，第55号代表没能抵达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费孝通说。周恩来的履历表填得很准确，他没忘记填写自己用过的两个别名，学历一栏填了“南开大学肄业”和“留学法国”。宋庆龄的那张表格显示她来自上海，属于“特别邀请”代表。但毛泽东填错了，学历写了“小学”也写了“师范学校”，没有填写年龄，反而把籍贯写到了年龄一栏。这时他56岁，会后，他和他的画像都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会成为这个古老国度一个新生政权的领导人。提交表格时，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签到、验证。开会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事先请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了改建：在天井上加了顶子，改成了会堂。否则，容不下那么多人。在这个地点，慈禧太后驾崩，八国联军设立了指挥部，袁世凯的灵堂也设在这里。但此时，旧的地点迎来了新的事物。主席台上对称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中间是政协出炉不久的会徽，两侧是解放军军旗。毛泽东以政协筹备会主任的身份宣布大会开幕。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响起礼炮，全体代表鼓掌，时长5分多钟。主席团成员谢邦定记得，台上未设座位，不说“就座”，主席团登台时，说的是“就位”。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里回荡：“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气象学家竺可桢记过人们的发言时间，比如，刘少奇讲了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华侨司徒美堂加上翻译13分钟。几年前曾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过执政“历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黄炎培记得，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散会。晚上有“大雷雨”，等到会议结束，雨已停了。文史学家宋云彬的日记里说，宋庆龄的演讲词“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说的是上海话，有失力道。她发言时，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而不久又亮了起来。宋云彬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些点评：梅兰芳善唱戏，但读演讲词“不成”；陈嘉庚方言太浓，必须靠人翻译，他逐字念稿，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傅作义的发言“最坦率”。傅作义在会上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他赢得了20次掌声。作家刘白羽认为，国民党高官傅作义等人的发言之所以博得掌声，并不是由于他们做了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如百川之趋大海”，显示了人心所向。48岁的农民代表李秀真，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她穿着对襟上衣，上台颤抖着说：“我们开这个大会不容易啊！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血汗换来的，我的儿子没有亲眼看见新中国，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国。”黄炎培把新中国比作“新建的大厦”，由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他20岁，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发言后，他情不自禁过去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对他说了什么，他因为心情激动，一句都没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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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将要决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它是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决定了国体、政体等大事。这份纲领的草案，最早是李维汉起草了一个版本。然后，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呕心沥血，写出了另一个版本。先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更名。毛泽东批示其中一版时，曾提醒为他送件的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在最终通过的版本里，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据谢邦定回忆，有些代表曾建议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明确写入，周恩来解释，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在现阶段应该通过宣传、解释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人民看。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在纲领的草案里，周恩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与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产生方法、政务院的架构等相比，国号是引发争论最激烈的。毛泽东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认为，“人民”已经表达了“民主”的意思。黄炎培和张志让则主张要用“民主”二字，并认为以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至于简称，提议“中华民国”和“中华民主国”的都有。在一个征求意见的场合，年过八旬的司徒美堂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最终决定，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中华民国”简称。周恩来在这天补充说明不再写“简称中华民国”时，会议记录专门提到，此处有“掌声”。
这一天，还决定了国旗、国歌等事项。筹备会此前登报发布了征集启事，国歌收到632件曲谱、694首歌词，但没找到满意的。马叙伦、徐悲鸿、郭沫若等人主张，暂用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但有人说，歌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郭沫若、田汉等都认为可以修改歌词。张奚若、梁思成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主张不改，保持完整性。周恩来也赞成不改。他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次讨论，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中结束，合唱者包括词作者田汉。国旗的应征图案在一个月里收到了2992幅，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23幅，还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征集启事明确要求“红色为主”，应征图案里三分之二是红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蓝、黄等为底色。朱德设计了一个版本，旗子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星；陈嘉庚设计的那面，有镰刀和斧头图案；郭沫若设计的国旗上有两个长条，象征长江和黄河。他们都落选了。张治中坦言，他不欣赏旗子中间带有黄杠，认为有国家分裂之感。正式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将累计收到的3012幅图案选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第32号当选，但是作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最大那颗星星上原有的镰刀和锤子元素。因为像模仿苏联国旗，这个图案本来是被淘汰的，几经讨论，又复活了。它的设计者、上海市民曾联松，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来的政协纪念刊一册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9月27日，《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通过：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开会期间，田富达住在另一位代表、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家里。很多同乡来打听消息。“人们最关心的是谁当主席，”他说，“也关心首都在哪儿。”人们猜测，毛主席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庄就不会是首都。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投票者576人，每个都很慎重。据刘少奇报告，无人弃权，没有废票。毛泽东当选主席，得票是575张。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谢邦定“有点意外”，他没想到，会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先烈，悉数纳入“人民英雄”之列。这几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这个国家。就连马叙伦在请假缺席中提出、由鲁迅遗孀许广平代为转达的一个建议，最后也影响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田富达是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在他印象里，9月30日，宣言很快就获通过。“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份宣言说：“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那天晚些时候，北京饭店里举行了近800人的庆祝宴会。根据孙起孟的记录，“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田富达那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因为，“要开国了”。10月1日下午三点，那个湖南口音拖着长腔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城楼上的田富达流下了眼泪。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而那位曾在参观东交民巷后兴奋不已的炮兵宋云亮，迎来了他更难忘的时刻：在开国大典指挥鸣放礼炮。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广州的一个公馆里，静静地听到了无线电波送来的湖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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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李红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书，4月曾去医院探望谢邦定，约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访，一个月后，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别邀请嘉宾，坐在头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过后，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他仍存着当年的代表证和纪念刊。脱了线的纪念刊里收录了他1949年的发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今年，他庆祝了90岁生日，他的弟弟专程从台湾到北京为他祝寿。他已极少出门，但仍准时收听《新闻联播》，这个时候他会谢绝打扰，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关注外界信息，他解释，“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70年后，田富达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从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东倾斜，分成了3个阶梯。这个国家，从南到北跨过了5个温度带。这个国家，拥有众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这个国家，地球上大多数动植物都能找到栖息之地。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身高要比现在矮很多，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海军司令员去甲午海战标志地刘公岛考察时，因为没有船只，租了一条渔船。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4架飞机是携带实弹飞行，如遇敌机偷袭，要“立即进入战斗”。那次阅兵前，受阅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一年之后，北京真的破获了一起轰动的案件——有人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炮轰天安门。这只是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之一。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至于台湾，解放军对金门岛的炮轰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才会停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但9年后才会竖起。士兵们在10月1日这天的阅兵式上接到了新的进军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其中的很多人将在西南、西北或东南的战场上，像纪念碑所铭记的前辈们那样战死。在毛泽东的计划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说的“赶考”刚刚开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从西柏坡出发之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在这座古都建立政权，但只维持了40天。1949年，中国有132个城市。从农村壮大的执政党要试着学习接管和治理这些城市。党的工作重心要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他的盟友、他的敌人都承认，这会是一个挑战。“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说。这一年，到北京访问的前苏联代表米高扬发到莫斯科的电报里，这样报告他的见闻：“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在报道里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在10月1日这天，天安门见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轻的许德珩在它面前喊过救国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30年后，他经历了协商建国的整个过程，登上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典礼举行时，许德珩未来的女婿邓稼先还在美国留学。再过几个月，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上，就会启程回国，日后他将成为中国原子弹的设计者，被同学杨振宁誉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年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归国。他们面前，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得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作者：张国；视频：王荣华 鲁冲 袁怡帆；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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