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8月20日来到张掖市高台县，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与西路军作战的马家军军阀手上不仅沾满了红军将士的鲜血，马步芳说：“我们家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青海各族人民鲜血染红了马步芳的红顶子,也成为马家富贵的养料。
一丘之貉
1933年，蒋介石授予马步芳新2军军长之职，许其扩军，但为了遏制马步芳在青海“做大”，只给番号，并不发饷。为了向蒋介石讨要军饷，在1935年，由马步芳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罗堪布、青海省特派员郭学礼、民政厅长谭克敏、第100师少将顾问魏敷滋、青海省各法团代表韩海蓉5人组织了一个“讨饷团”去南京活动。
“讨饷团”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蒋介石自踞上座，先问班禅大师好。罗堪布起立回答说：“托委员长的福，很好，佛爷也有电吩咐代问委员长好。”蒋说好。随后韩海蓉将提前准备好的措辞说了一遍——青海财政如何穷困，然后说由中央给子陆军第一百师的番号，军费就应由中央负责统筹，以便将地方收入用作建设和教育经费。蒋对这些说辞，不置可否，说：“斟酌再看”。韩海蓉想得个具体答复，但所得答复仍是“斟酌再看”。然后便无下文，“讨饷团”等了半个多月。先后托各种关系找何应钦、孔祥熙无果。
一日魏敷滋过足了大烟瘾，韩海蓉也喝的微醺对魏敷滋说：“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或略高一筹，但是天下老鸦一般黑，走门子，钻狗洞，送礼瞎客，戴高帽子，灌米汤，仍然是免不了的。……现在我们要饷的事，与其找这个、拉那个，不若专攻一点，只要委员长夫妇答应了，……”这话提醒了魏敷滋。过个两三天，魏敷滋突然要去北京，临行前对韩海蓉说：要饷的事等他回来再说。
过了几天魏敷滋回到南京，带回一个箱子，箱子里的东西起了大作用。箱子里是毛色一律的十数张海龙皮。这种海龙皮，一顶帽子价值千元，一条皮大衣领价值数千元，但还不是新的。如果以崭新的海龙皮十数张做成一件女大衣，价值不菲也是极难办到的。讨饷成功不仅仅是给宋美龄送礼，更为主要的是蒋介石需要马步芳围剿红军。蒋介石对马步芳一是加以利用，也想借机夺其地盘，蒋与马即互相勾结，也互相提防。
1943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邀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是”, 马步芳疑惧不安，与部属多次密商，最后他自己作出结论：“不去不利，去也不利；与其不去不利，不如去了还可化不利为有利”。携带许多黄金财物到重庆，从多方面结交权贵的眷属。何应钦等从最初责难颇多，后来就变成“请马主席参考”。马步芳对他的随员阵显荣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从窝里挖!”通过行贿马步芳争取到国民党内部多数人的好感，稳固了其在青海的封建统治。
挑动民族仇杀
青海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教，主要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交通的落后和闭塞，使青海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很少，宗教就成为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思想工具。
惨死的西路军将士 （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步芳父亲马麒开始利用宗教维护其封建统治，马家军内部一些人为了其权势、地位，都选择信仰青海当地的新教。马家军内部的军政官员，大都信仰新教。为了博取马家信任，有的汉族部属，也信仰了新教。1936年11月12日西路军西进的时候党中央致电朱、张：“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徐陈除回复所在位置还汇报：“甲.毛、周真(十ー日)十ー时电悉。……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为汉人。……丁、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①马家军是以汉族士兵为主体，上层军官以回族为主。单以回族人口数量不足以支持十余万军队。青海各民族人口组成1930 年青海全省统计编户人口统计数字为98379户、560739 人，其中汉族人口占53.6%， 回族人口占21.2%， 藏族人口占14.6%，土族人口占9.2%，蒙古族人口占1.4%。但这个统计表登记的人口数也没有包括青海牧业区各少数民族。经当时的青海省民政厅调查牧区藏族各部落及蒙古族29 旗人口，汇总得全省总人口为1361678人。②
为了取悦马步芳有些人竟提出了“护国先要护教”和“真主是我们的主宰”、“胡大相助主席（指马步芳）”、“天下穆民是一家人。”地主和佃户绝不是一家，马步芳虽然表面上装作一个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不抽烟、不喝酒经常做礼拜，然而挥起屠刀对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却没有手下留半点情面。
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新疆镇西一带哈萨克族因为反抗盛世才的统治，迁移到青海一带，其中，散居于青海边境的有5800 余户、37000 余人。哈萨克族迁移到青海一直与当地的蒙古族、藏族和平相处。1938年马步芳为加强对牧区各族人民的统治，采取挑拔离间手段，扬言：“回、哈同教，蒙族是外人。”给哈萨克族发枪，煽动哈萨克族抢劫蒙族的牲畜；在蒙族地区却又扬言：“回、蒙都是青海本地人，哈萨克族是外来的。”给蒙古族发枪，煽动蒙古族抢哈萨克族的牲畜，制造民族间的仇杀。
可里沟原有蒙族3500多人，在马步芳挑拨哈萨克族劫掠后仅余 2000 余人，大牲畜由20多万头（只），仅剩两万余头；台吉乃原有1800余人，被惨杀1200余人。大小牲畜 20 多万头，只剩 60多头。剩余蒙民流亡于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一带。反过来蒙古族又仇杀哈萨克族，民族之间互相仇杀使得哈萨克族也无法生存，1939年8月间约有三百户移往共和县大派坝。其余约一千户拟进入西藏，因缺乏驮运什物的牲口，在马步芳所设茶卡骆驼场中夺得一万多峰骆驼。但因牲畜仍不敷运输需要，只有约九百户按计划西行，剩下约一百户赶到都兰希里沟躲避。西迁的约九百户人行至阿尔顿曲克地区(今青海省格尔木市)时，马步芳驱使蒙、藏民兵一千余人为先锋，夹击哈萨克族，包围这九百户哈萨克族人民的毡房。适逢哈萨克族人民沿途缺乏食物，有四百名青年在昆仑山附近猎取野兽，马步芳的部队恐这支青年武装力量反击，未敢向迁移中的哈萨克族人民遽下毒手,深出专人诱这些青年回到包图,以便一网打尽。这些青年洞悉马军的阴谋，坚決不愿返回,要求马军放出被包的家族,否则愿决一死战。诱骗未成，马步芳又从西宁派去了个伊斯兰教阿訇,以宗教名义诱骗哈萨克族人民重返茶卡,并保证今后友好相待。在宗教幌子的迷惑下，哈萨克族四百名青年携带枪枝下山与被包的老小会合，由马军押送返回都兰茶卡。行经巴隆、宗家一带时，被马步芳预先布置的军队包围缴械,以呼家汉、恩格尔巴依等人为首的哈萨克族青壮年八百多人,不顾一切，于一个夜晚,以铁锹、头、斧子、木棒为武器,分头袭击押送他们的马步芳部队。被掳去的哈萨克族青年妇女也夺取战刀，割断帐房绳索，里应外合。一夜之间杀死马部官兵三百余名，马步芳派去指挥的团长和诱骗哈萨克族人民的阿訇也未漏网。次日马步芳大部队到达对哈萨克族牧民大肆屠杀，约一百余户被屠杀，死伤六百余人，三百多妇女被马家军掳走，财产全部被马步芳所得。有人做过统计马步芳挑动宗教仇杀达3万多起。民族之间的仇杀使得各个民族的力量被削弱，不能联合起来反对马步芳的封建统治，各个部落的财产也就全部进入马步芳腰包。仅1940年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之间的仇杀，马步芳就从中渔利羊两万余只、牛550 头，骆驼 1000 余峰，马300 余匹，还有许多金银财宝。哈萨克掠自于蒙藏人民，转手之间，却为马步芳所有。从1934年开始陆续迁入青海的哈萨克族有一千七八百户，到1949年只剩下约六百户，一千余人。③
血流飘杵
青海产金，大都在藏民所聚集地，自马麒开始为了金矿就对藏民挥舞屠刀。马步芳所经营的义源祥商栈随着马步芳权力、地位的稳固将其亲叔叔的马麟开办的协和商栈挤垮，逐渐垄断了整个青海的兽皮、羊毛毛及药材等土特产贸易，马步芳官僚资本形成。为了获取暴利马步芳步其父后尘，将屠刀对准藏区牧民，其中以对果洛族最为残酷。
1936年，西路军失败，马步芳因为剿共的“战绩”，权力益发稳固。青海南部玉树方面，已驻有马家军重兵。北部都兰一带，蒙古族日渐衰弱，无足轻重。马步芳将目光转移到了果洛地区，打通青海和川康的交通线，搜刮果洛的皮毛，套购川康地方军的军械和物资。先由马朴作为马家统治果洛地区代表，后喇平福接替其工作。喇平福比马朴的统治更为残暴。康赛部落曾以水獭皮50张、大马30匹作为见面礼。喇借此摊派了牦牛1000头、驮牛1000头、马500匹、羊毛10000斤，限期缴出。迫不得已又送了元宝25个，请求宽免。最后缴纳了身高9卡（伸开拇指尖和食指或中指尖的长度）的马70匹，犏牛、驮牛共1000头，羊毛10000斤，才算了事。
为了便于搜刮藏民，1938年2月，马步芳派遣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三旅旅长喇平福率兵一个营，在白玉寺附近的额勒沟口建立果洛行政督察公署，实施武力镇压。康赛仓的大臣萨苟等七人在对喇平福的到来进行慰问时，却被关进监狱。在修建营房时，征康干和班玛的许多牧民做苦工。其中有民工四人，先后被喇部杀死。大多数男女劳工背部磨破，手臂皮破，血肉模糊。民工中所有漂亮些的妇女，都被奸污。喇本福本人逼走了康干头人俄尔扎的女婿，将其妻
保霸占，生下了一个女孩。所征的牛税、马税、羊毛税等，一年中就达七次之多，藏民称之谓“天税” 。
以调解各部落之间的纠纷为名，把许多敢于反抗马步芳残暴统治的头人关进监狱，严刑拷打和虐待，甚至在脖颈上缠绕蘸有油渍的羊毛，将其点燃至死。为了修建营房强迫藏民服劳役，那些官兵们对藏民服劳役的妇女，不避其父母或丈夫，公然强行奸淫。妇女怕家人遭到马家军的屠杀，含垢忍辱，不敢反抗。由于对果洛妇女蹂躏太甚，年青的妇女更换破烂衣服，有的面部涂上污垢，用种种方法丑化自己，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是年春天，一名叫马团副的军官对百姓残酷的虐杀，使康干雅秀部落的牧民马德前无法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状况，打死马团副后逃离他乡。此后，喇平福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待藏民。对于这些残酷行径，果洛藏族的上层头人，虽与马步芳独霸果洛的野心抵触，但仍采取了委曲求全、以待时机的态度。在不得已中，他们在一些牲畜的内脏里加入虱子、灶灰之类的东两，掷到监工住的地方去，低声咀咒，以发泄内心的怒气。
喇平福起初还布营设防，随后以为果洛藏族已经驯服，松弛了警备，且以给养运输困难，遂减少人马，仅留驻了一个骑兵连，专心致力于征派军马、垄断皮毛，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囤积羊毛一百万斤，牛、羊两千余头（只），军马八百余匹。增加藏民生活必需品粮食和茶叶的税率，这样也加深了果洛藏族上层统治阶级的不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康干土官康万庆（解放后任青海省委秘书长）以征缴税款为名，召集各部落。康干和康赛部落的头人，与牧民们商定了趁马家部属出发收税，分散于各部落的机会，从各个角落一致行动起来 进行武装反抗。所获财物，即归各自所有。同时将驻扎在木扬地方的骑兵，予以重点突击，以摧毁主力。果洛群众突然进攻，喇平福猝不及防，把驻守在牧场的骑兵连消灭，迫使喇平福在白玉寺战壕投降。藏民对喇平福恨之入骨，用马鞍置于其背，让妇女轮番乘骑，发泄多年郁结于内心的愤怒。当天晚上将喇平福拉到鄂曲河边，推到水里又拉出来，在他的脖子上缚上麻绳，勒紧又放松，责问他：“你再要不要9卡高的马匹，再要不要栗色牦牛？”
喇平福再无往日的威风，低声下气苦苦哀求藏民饶他一条狗命，藏民恨其入骨髓，岂能轻易饶过他这个罪魁祸首，连续三天这样惩罚喇平福至其一命呜呼。事变传至西宁，马步芳衔即派马忠义、马得胜骑兵团前往报复，从而再次制造了果洛历史上的大屠杀。
马忠义、马得胜率部于1938年6月下旬由西宁出发，这时的果洛白玉寺已成真空地带，马得胜即驰至康干、康赛地区，向阿什羌部落展开进攻，包围了麦玛、秀玛。这两个部落以妇孺和牛、羊拖累，不及撤退。仅唐赛、康干两土官及其他首脑逃入山林，余众纷纷投降。但马得胜挥起屠刀大肆杀戮藏民，两天之间惨杀善良无辜的藏民一千余人，其中妇幼即占六百余人，逃脱了仅二百余人。马得胜部追踪逃亡的藏民，凡有烟火和帐幕之处，刀光骤起，无一幸免。马得胜部有一士兵在一天之内竟杀死牧民六十多人，刀柄为血所浸，不能执握，锋刃卷缺。被杀的约在1000人上，被掳去的妇女儿童也有数百人。
马步芳部马朝镛在旺庆多巴强征牦牛5000头，其他部落也强征牦牛无数。凶残的敌军撤退时将约100人拉到喇平福身死处，用绳索捆绑排成一列，一一砍去头颅，取头祭喇。撤退时，马军每过一个山口就杀一个人，而且给死尸手中捏一把灰，用筷子撑开嘴巴，面向家乡。掳掠牦牛两千余头，羊两万八千余只，马匹四百余匹，各种什物五百余驮，捣毁、烧毁了白玉寺、加贡巴寺、扎喜果莽寺等大小十几座寺院，帐房二百余顶，使这些部落的家园成为灰烬。马得胜继续向黄河两岸搜索，虏去康干等部落的妇女二百余人，小孩一百余人，抢牛五千余头，羊五万余只，马六百余匹，悉数解往海晏。这次大屠杀总计杀死两千余人，带到西宁二百余人，解放后只有一名妇女有幸返回外，其余全部杳无音信。果洛东南部遭此浩劫，几至人烟断绝，如同鬼城。马步芳将这些牲畜拨归海晏、门源，成立或扩大了三角城和皇城滩牧场。妇孺和小孩变成奴隶，少数人拨往工厂当苦工。他们在连年的苦难中，衣食不足，疫病侵袭，不断死亡。
逃亡的牧民，因为未能随带帐篷以致冻死和饿死的人不少。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只得走入探山密林，虽在万不得已时，也不敢到附近村庄里要一碗茶喝，深恐连累那些村的牧民，使他们遭到马步芳的屠杀。康干部落头人康万庆、康赛两部落的土官，收集各部落余众，流亡在四川境内的松潘、理番境内。康万庆他们向拉卜楞的甘加郎柔，贷款银元五千元，买恙皮和马匹计划到重庆控诉，道经成都见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赞绪，给他送了很多礼物，如石沉大海，后来甚至不让康万庆登门。转到重庆，见到了喜饶嘉措格西和冯玉祥将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终于见了蒋介石。
马步芳与蒋介石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康万庆向蒋介石要求：准予将果洛划归四川，脱离马步芳的管辖。委员长见了康万庆一面后就再无下文。过了两个多月，蒋介石随后给了“告御状”的康万庆和银元三千元元的纸币，说：“你们不用害怕，不久我将派代表去，为你们和马步芳之间划分地界。”派一姓鲁的川军司令，带领了一些步兵，将康万庆送回果洛。鲁司令要康万庆“协助”他买身高七尺的大马一千五百匹。果洛部已经被马步芳搜刮殆尽，康万庆转向毛儿盖方面如数买齐，交给了鲁司令。话说鲁司令做人“精细”，每匹马只给了川茶三包的代价，国民党大小官吏无耻可见一斑。康万庆带领果洛部族东躲西藏直到解放。对果洛藏族同胞的屠杀不过是马步芳兽行中的一小部分。如1940 年，玉树防务司令马绍武进攻仁保、布庆两部落失利，马步芳派马得胜率部前往，将已归降的仁保、布庆百户、随行人员等 60 多人枪杀，掠走全部枪支、牛羊。洗劫龙喜寺和查龙寺，将冶巴寺尼姑 170 余人全部奸污，其中大半惨死。马得胜以凶残获得了马步芳的赏识，1941 年7月3日到玉树，他路过河东八庄，年仅十余岁的邦卜寺活佛久保，在通天河乘马闲游。马得胜操起机枪隔岸射击，久保中弹而死，僧侣 4 人颤栗于尸旁，亦被打死。马得胜抚掌大笑，大呼：“活佛还能死吗！”像这种草菅人命、杀人取乐的事在马步芳统治的青海屡见不鲜。挑拨民族内斗、屠杀藏民除了得以获取财物，更将蒙、藏、哈萨克族的牧场划为己有。
民族矛盾本质是阶级矛盾，马步芳对普通藏民大施淫威，对藏族统治阶级”礼遇有加”。1937年九世班禅死于赴藏途中，1941年十世班禅“转世’循化，皆予以安置。比如：大通县藏传佛教寺院共占地6万亩，仅广慧寺就有地3.6万亩。④佃户租一亩地，正租占产量的1/3，还有很多苛捐杂税。如广慧寺出租一石地之前，先找佃户要青油3斤，肉3斤，还要12 两重的馒头120 个；还要负担寺庙强加给佃户的劳役，广慧寺的佃户要给寺方代雇长工，工钱由佃户分担；广慧寺佛爷外出时，佃户要自备食粮和役畜，当差夫。正租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负和劳役差不多占产量的2/3。藏族群众反映是“一个萝卜三头切”，除向寺院、国民政府交租交款外还要代寺院向国民政府交款。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普查青海土地情况，青海省内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基督教教堂、祠堂庙宇占有的土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4% 。宗教是皮，里子还是阶级。马步芳在湟中大厦等处举行宴会或舞会时所用的各种大量葡萄酒，即由天主教神父夏思德亲手监造，专门供应。马步芳得以在青海作威作福成为青海的土皇帝，最根本原因他本身是封建大地主阶级，而国民党是封建大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的代表。
敲骨吸髓
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靠出租土地榨取农民的血汗，1947年，大通县仅转嫁给佃农的粮款两项负担就占产量的1/3 。互助县高寨乡农民范生秀种地24亩，每亩地产粮6斗，纳征实征借粮1斗，煤车、差骡、夫儿款2斗，每亩地负担占产量的一半，再加租粮，收获所剩无几。对交不起租子的农民，地主用各种“花样翻新”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折磨。
1950 年5 月在青海省首届各族衣民代表会议上，湟源县农民代表陈世海用自己亲身遭受的迫害，控诉马步芳封建统治。他遭受的残酷刑罚有8 种：（1）踏雪寻梅。十冬腊月交不起粮款，赤脚站在冰块或雪堆里，受冷挨冻；（2）龙王出府。严冬时用冷水浇头：（3） 围手熏虎。两人对面两手相握，用绳扎紧后，用辣子、豆荚皮燃火薰烤；（4）黑鹰单展翅。手大姆指与足大姆指捆在一起搭在房梁上：（5）披麻胶烤。用牛皮绳或麻绳抽打后，用热胶烤身；（6)青蛙重千斤。令双手后背爬在地下，拿绳扎紧手足，背上压上石头吊在空中；（7）光棍抱火柱。双手被捆在柱子上，用火烧膝盖。（8）烟人吸鼻，关在充满烟雾的空房中或厕所里。
农民还有负担各种劳役、兵役。1945年互助县先后出驮炭骡子4次， 共计1750余头（次），随骡民夫1100余人次车4800辆（次），随车民夫4 800 人。另有其他运输、劳役方面的民骡8900余头（次），随骡的役夫4000余人次。⑤
马步芳统治集团不仅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他们手中的官僚资本为了榨取更大的利益，对待城市的商人也刮地三尺。湟源皮毛商忠德永号，自皮毛买卖被马步芳控制后，尚存有羊毛一万三千三百斤，驼毛八千余斤，牛皮五百多张，大黄二千多斤，不愿以低价售给官僚资本的兴海商栈，遂把这些商品积存起来，准备私自贩卖。还没出青海即被税局发现，以囤货居奇，不纳捐税的罪名，迫令仍以低价卖给该商栈。总计原值银元一万九千四百九十六元的货物，仅得银元二百四十八元。
广大农民和工商业者除了被迫交纳天价地租、劳役、税收，还要服兵役。从马步芳围剿西路军开始，按人口比例，六抽五、五抽四、四抽三、二抽一的方法，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一概征拨充作壮丁，成立了“国民兵团”，作为嫡系部队的外围。壮丁除了随时准备被驱使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外，平时在营内为马步芳淘金、修路、开荒、打猎、挖水渠、编毛织物等无偿无休止的劳役。农村中的谚语说:“背炭（马步芳的煤窑挖煤、运煤）是埋下者没死，当兵是死了者没埋”。马步芳所拔的兵，民间又称作“父子兵”，士兵年纪老了，则被拨到马步芳的牧场、牛队或大车连去放牧牲畜或赶车，终身不能退役。如因疾病或劳累而死亡，则迫令其家庭内年龄相当的子弟补充。若其家无男子，则迫令本族本村的壮丁代替。
不堪忍受马步芳军队虐待，逃跑的，执行连坐法，即在其同家族中挑人顶替，或予重罚，每兵罚白洋300——500 元。入营后逃跑被捉者，要施以“揭背花”、“拔断筋”、“砸骨拐”等酷刑，有的受酷刑后又被处决。人民群众之间流传着谚语：“马家兵，万年赃，一辈当罢一辈当”。
有钱人家最初一个兵的卖价，约在银币三百元至四百元，换兵贿款，约在二百元至三百元，其后竟达到卖价一千二百元，换价八百元以上。这个所换的兵，连顶替人本身雇价合计在千元上下。由于换兵对军额并无妨碍，营长以下军官，借此向富有的家庭索贿，促令更替，成为普遍现象。因卖兵手续较繁，营长以上军官才能插手，因之换兵远远超过于实兵的数额。1947 年 5 月6 日，马步芳将西宁16岁以上、45 岁以下的男子全部集中到大教场拔兵在年龄范围内者，即使患有重病，也得到场。不限人数，也不限年龄。工商业界被征拔者居多。有的商号花2000 多银元，才赎出1名常备兵。很多富裕家庭因此破产。
为了逃避马家军兵役，壮丁成批逃亡，现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大湾地方的四十三户土族农民，就都是在马步芳统治时从青海省互助县一带逃亡去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原有农民十三户，为逃避拔兵，迁走七户，到解放时只剩下了六户。
为了逃避兵役，有壮丁家人趁着壮丁不备砍手、拿针扎瞎眼睛；壮丁也以种种方法进行自残，如弄瞎眼睛、割掉手指或用火罐烫伤面部、用巴豆抹在下体装梅毒，不一而足。
民国时期青海人口最多的是1944 年为1384958人，人口最少的1949 年为952671人（民国统计数字极为不准确新中国成立后统计49年应为1483282）。⑥人口基数在那里摆着，强行征兵也没人，于是马步芳想出一个“妙计”——“以马代丁”，西宁东关地区有1200多户，摊派马50匹，折银币1. 5万元，折款按一二三等户强行征收，一等户20元，二等户15元，三等户10元，限期交清。对无力支付马款者严刑拷打、逮捕关押，直至逼其丧命。东关小什字的一个小商贩，赤贫如洗，无力缴纳摊派的马款，被迫悬梁自尽。北小街客店年逾七旬的王某，将12岁亲生女儿以20枚银元的身价卖掉，缴了马款。这些被欺压的不仅仅是汉族、哈萨克族、藏族包括广大的回族都受到马步芳无休止的封建压迫。前文提到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的电文，“士兵三分之二为汉人。”青海解放前夕，仅西宁湟中地区游民、乞丐多达六万二千八百多人,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三十八。马步芳是青海所有穷苦人的大敌。
解放临夏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回民群众欢迎我人民解放军（图片来源《解放青海画册》）
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七十五岁高龄的胡锦云老先生题诗赞颂：“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这是青海人民的心声。曾任青马师长的马扑先生（因与马步芳不和寓居家中）目睹我人民解放军秋毫无犯，行军途中宁肯自己喝飘满牛马粪便水坑中的水，也不去回民水井取水，这一切使旧军队出身的马先生极为感动，他明白这只队伍确实是为了天下穷苦人得解放的队伍。于是号召群众欢迎、支援解放军，还帮助我人民解放军劝降马步芳残部。同样被解放军严明军纪所感动的还有不少宗教界人士。马明基阿訇主动请解放军住在热炕上，自己在地上铺稻草睡觉。49年10月一些不甘心失败的马步芳残部准备攻打大通县，马明基先生得到消息及时通知人民政府，减少了损失。积极劝说一些不明真相被胁迫的群众放下武器，叛匪说马明基是“共产阿訇”。
撒哈族同胞勇救我抢渡黄河的解放军战士，图中误写为回民。（图片来源《解放青海画册》）
各族人民认识到两个政府的本质不同，坚决与马步芳残部斗争到底，为此不惜牺牲生命。溢中土匪强迫王克利木阿匐父子蛊惑群众参加土匪，他们严正拒绝而被杀死孔窖润庄。该村附近有六个回族青年拒绝参加土匪跳井自尽。还有许多群众冒着被叛匪杀害的危险掩护我干部和伤员。回族群众张计岗就曾掩护过率庄区委书记。马全禄曾经掩护过我军六个伤员。汉族群众马得清曾掩护找六名战士脱险。藏族群众纠木纳曾经救护我掉队迷路的战士安全返回部队。他们把这叫“救得英雄送英雄”、 “自己军队自己救”。
50年解放昌都战役的藏族支前民工（图片来源《解放青海画册》）
马步芳与蒋介石乃至所有封建统治者一样将人民视同草芥，而这些草芥一旦抱成团遇到火星会将整个荒原烧的干干净净，到了春天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文资料选自：
①《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81-882页。
②⑥《青海省志.人口志》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西安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61页、162页。
③《青海历史纪要》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69页
④⑤《青海省志.农业 渔业志》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62、第61页。未见标注的见《青海文史资料》《文史资料选辑》等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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