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抗战。不过，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苏先后卷入二战，并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边下赌注，也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联系”。
淞沪会战，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一场震撼中外的重大战役。会战历时三个月，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其间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70万左右的兵力，日本军队亦陆续增兵至30万左右。尽管淞沪会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结束，但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鼓舞下的顽强战斗，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
虹桥机场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
1937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该声明称：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施行自卫，抵抗暴力。”“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企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发动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在后来的大部分史书中，提到“‘八一三’淞沪战役”(下称“淞沪战役”)，一般都会提到虹桥机场事件;而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描述，一般都会以该声明的中的内容为基础。
但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浦淞警察所所长的董昆吾回忆，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日方两军人于1937年8月9日下午驾车闯向虹桥机场的大门。哨兵向空中鸣枪示警后，日军驾车沿机场东面的铁丝网向北行驶。后都被身着上海保安队服装的国民党部队独二旅(一称该部番号为独二十旅)士兵击毙在警戒线内。由于此事件发生在董昆吾辖区内，董昆吾带领警员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据董昆吾回忆，事件发生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即提出将警备司令部中的一名待决死囚调出，将他换上保安队的服装，打上绑腿，拉到机场东面的铁丝网内击毙，以为对这一事件的交涉有站脚地步。
董昆吾在和日方人员交涉时说：
“起初是这辆汽车意图冲进飞机场大门，不听守兵拦阻，并先向场内守兵开枪，击毙我方守兵一名，场内守兵为自卫计才向汽车开枪”等。
当晚10时，上海市长俞鸿钧为此事亲赴日本驻沪总领馆交涉。俞鸿钧表示，对虹桥不幸事件殊深遗憾，盼日方力持镇静，尽力勿使扩大，循外交途径以谋圆满解决。日方同意将该案交由外交途径解决。第二天，中日双方就该事件展开调查。俞鸿钧除派人调查、搜集证据外，还详电中央报告与日方商谈经过。外交部训令以外交方式解决，避免扩大。日方也派员调查，海军武官并将肇始经过电海军省报告，请求善后办法。同日，日本海军省与军令部开联席会议，协商对策。
事件的激化出现在应日方要求的验尸环节上。据董昆吾回忆，事发当晚日军军医曾在现场验尸并质疑。1947年5月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收集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图片和报道资料。其中有两副图片分别显示了中日双方人员在夜晚和白天到出事地点调查的情形。其说明文字为：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傍晚，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水兵斋藤要藏驾汽车经徐家汇至虹桥，欲冲入虹桥机场，击毙卫兵;布防该处之保安队乃开枪射击，将日官兵击毙，形成所谓虹桥事件。图为双方至出事地点调查的情形。”
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杨纪采访过虹桥机场事件，他有这样的回忆：
“我赶到真如(沪西地名)的法医研究所时，已经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和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术台上躺着一具尸体，背部有两个小洞，显然是手枪一类的兵器打的。法医们每当工作告一段落时，四个日本人不约而同地总是摇摇头，表示很不相信的样子。一是死尸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此人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两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三是此人蓬头垢面，指甲过长，不像是军人……。”
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中方人员替身问题，时任国民党参战部队之一的第九集团军的作战科长史说，在其回忆中也有类似董昆吾回忆的内容。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发生后，张治中立刻在其苏州的住所召见独二旅副旅长杨文瑔，要杨文瑔亲自到上海调查事件真相。经杨文瑔10日上午实地调查核实，发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制造替身，其结果弄巧成拙，反被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的事实。杨文瑔认为：此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属于突发事件，并非中日两国蓄意而为之。
尽管上述人员回忆所述具体细节有所差异，但这个替身问题的确是激化了双方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日方态度强硬。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提出无理要求：一、将上海保安队撤退;二、将上海保安队已设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鸿钧表示，中国政府必将此事照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际大举增兵上海，是赤裸裸的威胁。
除了驻上海的日军在调配兵力备战外，东京方面也在筹划增兵上海。8月11日，日本首相及外、陆、海三相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派两个师团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首脑会议主张抓住时机，“在近期内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避免“留下祸根，贻误将来”。当夜11时55分，日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指示。
8月12日，蒋介石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谈判中日方态度强硬，为防日军在上海发动挑衅行为，积极部署上海军事。张治中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张治中在部队输送完毕后，曾请示是否可以在8月13日拂晓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复电：
“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
对于张治中的这个先发制人意图受阻一事，许多史家认为错过了一个的最佳的作战时机。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会晤日使馆参赞日高，商讨虹桥机场事件解决办法。
在当时中国国内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日本又急切希望尽快使中国屈服的情况下，中日双方态度都很坚决。双方交涉的内容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开端，延伸到对方的备战举动，相互激烈指责对方破坏了1932年双方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因此，不管虹桥机场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但它突然引爆了淞沪战役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还可以说，以就事论事而言，虹桥机场事件是淞沪战役(日方称为“上海战役”)的导火索;而点燃这个导火索，则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0年代，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撰战史部门)曾派员访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收集中日战争日方资科，访问人员见了十多位当年曾在中国作战的日本高级将领。有访问员问道：
“请问日军攻略上海的战略目的是什麽?”
一位叫今本的将军回答：
“日军最初并无攻略上海的计划，由於大山勇夫在上海被杀，惹起双方冲突，日军在上海作战，最初是只保护侨民，不料日军在上海遭到中国军猛烈围攻，日军才增兵上海，演成上海战。”
改变日军入侵方向
不是蒋介石的作战意图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而中国方面只能由上海保安部队(2个团)及警察总队(约1个团)维持秩序。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尽管中日双方在交涉中言辞激烈，但此时双方并无开战大打的意图。
先来简述一下日军。由于自九一八以来，日军的侵华受到的阻碍很小。因此“七七”事变后，日方有人认为只要一个月到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而且只要搞定华北即可。1937年8月31日，在淞沪战役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临参命第88号》命令称：
“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以达到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的目的。”
陆相杉山乐观地认为，
“这次华北会战将是结束中日战争的一战。”
至于上海，尽管驻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也提出了“华中作战，应以必要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但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华北，未予同意。7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对7月11日制定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作出说明，该说明指出：
“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青岛、上海。本作战限于保护侨民及夺取飞机场，但力求避免向上海派兵。”
因此，直至淞沪战役开始后，日本还没有在上海“大打”的意图。另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摘译》记载：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方最初仅想以第3、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应对，但随着对中国军队决心在上海“大打”的意图逐渐明了，而被动地向上海增派兵力。这与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今本将军的说法是一致的。
同时，中方一开始也并没有大打的意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了防止日本再次由上海入侵，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防御日军攻击南京的工事，即吴福线，锡澄线和乍嘉线以及以城垣为核心构筑的核心阵地。不过，直至1937年，其修筑质量仍令人堪忧。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
蒋介石还给出了具体例子：
“官方报告称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飞机上往下一看，事实是十个里有九个还暴露在外，极易遭到空袭。”“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它事情了。”(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新世界出版社 2014 第91页)。
1937年1月的国民党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26年(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指出，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阻止敌之上陆...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
在同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决定在华北部署三道防线进行抵抗。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了“七七”事变以来的中央军事准备报告，在谈到弹药储备时，称：
“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江南囤积三分之一。”
顺便提一下，8月10日行政院通过了关于《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案》。关于这个工作案的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工厂，123家左右进行了迁移。其它大部分工厂，同平、津一样，均沦入敌手。淞沪战役开始后的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提出：
“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在参加淞沪战役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回忆中，还有这么一个内容可资佐证。第九十八师二九四旅长旅长方靖回忆说，他们于1937年8月12日由武汉乘轮船开往南京担任警卫，13日抵达南京下船后得悉上海发生战事，于是在14日下午乘火车奔赴上海。在这里首先是奉命警卫南京，到达南京后才改变了目的地。而宋希濂担任师长的第三十六师，8月13日晚在驻地西安接到的命令是：
“火速开赴上海参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引发淞沪战役的虹桥机场事件，是与国民党军队秘密增兵上海和秘密修筑工事分不开的。“七七”事变后，张治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制定的作战预案，拟进行“先发制人”，决定在上海发生战事时，“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争取“一举破敌”。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军委会，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的时机。电文称：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下)症候之一，如：......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
于是，张治中派正规军，即独二旅的部队，穿着上海保安队的服装进驻虹桥机场。此事被日方察觉后，向中方提出抗议，还向中方提出要查看。但日方的要求均被中方拒绝。同时，中方也指出了日方的“敌对行为”，即日方在上海的一系列备战举动。因此，关于日军人员私闯虹桥机场究竟出于何意，就这个具体事情而言，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然，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
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开始中日双方都没有大打的意图。作为中国，不过是吸取了日本惯于寻找借口搞突然袭击，进而得寸进尺的教训，采取了事先防范措施。一旦可以“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即“先发制人”。而日本，一来没有把上海作为作战重点，二来认为“七七”事变后，三万日军几天就攻陷了北平天津，在上海只要“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就肯定可以达到消除“祸根”的目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下了决心在上海开战，是有战略目的的。简言之，就是将主战场和日军主力吸引至长江沿岸，防止日军从华北南下直扑武汉。后来不少大陆学者也多多少少认同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还延伸到大陆的文学艺术界，以至于有些名作家的纪实类作品甚至说大批日军“稀里糊涂”被引向上海时，“蒋介石眼见日本人中计，止不住暗自窃笑”，云云。
这种关于蒋介石有调动日军入侵方向的作战意图(亦称战略意图)的说法，实际上陈诚早在1946年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就曾提到过。至于大陆不少学者认同这种说法，则主要还是依据1987年大陆公布的关于陈诚的回忆史料(就像现在流行的“档案解密”)。下面是这则史料的有关内容：
1937年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建议：
“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
蒋立即表示：
“一定打。”
陈说：
“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这则蒋介石和陈诚对话的史料来自于《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据刊载此资料的大陆《民国档案》季刊介绍，该回忆资料是1945年由陈诚本人口述、经其左右记录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内。1948年，“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指派专人从重庆到南京，携回回忆资料的全稿，摘录其中部分章节交该会编纂组用于编写抗日战史的参考。
笔者以为，研究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包括事后发表的日记等，固然很有参考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要与其它史料相互印证，特别是与发布在同时期的资料印证。事后发布的文字资料，由于个人记忆问题，个人情感问题或者其它问题等等，不一定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是否能作“铁证”，非常值得商榷。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此书有陈诚在淞沪战役期间发表的论述。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1937年11月14日，即淞沪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出版的书籍，由上海战时生活社编辑兼发行。该书收录了陈诚，洛浦(张闻天)、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其中有陈诚的三篇关于淞沪战役的文章。第一篇是陈诚的《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其发表时间是在淞沪战役进行到两个月的时候。该文写道：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我们就窥破了倭寇这一次的企图，很明显地是在倾其全国可能兵力，运用大炮战车的威胁，求达速战速决之手段以遂其一面占我整个华北，一面发动淞沪战争，以牵制我军力，甚至妄想‘威胁我南京’，造成所谓既成事实，使我们屈膝求和，使列强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认。”
陈诚同时对战事进展充满信心，称：
“经过两月的苦斗，敌人已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儒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
“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崩溃，引起内部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通读陈诚的三篇文章，找不到任何陈诚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那样的内容，倒是有陈诚发现日军的作战意图是“牵制我军力”。这与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导方针中的“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也是一致的。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关于陈诚和蒋介石的那段对话，早在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就记载过。因为《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是抗战胜利后的文件，无论是该文件本身的内容，还是与《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的陈诚文章的内容对照，都可以发现不少难自圆其说之处。例如战略意图，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一方面说：
“日寇认为侵犯上海，是击中要害，射人先射马的绝招，必可使中国早日就范。”
另一方面又说中方要“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既然“窥破了倭寇这一次的企图”，竟然还以“引诱”倭寇以增兵的方式帮助倭寇完成其“企图”，这叫什么战略意图?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说日本“毁灭了上海，可使中国经济崩溃。”但在《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又说日本发动的淞沪战争是“自毁其市场与产业。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纱厂，停顿毁灭，更为其对华经济侵略之致命打击。”不知这到底是“毁灭”了谁家的经济?顺便再提一句，实际上，是在淞沪战役结束后的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才向大本营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现在趁敌人处于颓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介绍陆军作战计划时称，华中方面军要“利用上海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因此可以说，如果陈诚在写《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时能够知道这些史料，他的论述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关于蒋介石战略意图之说，直到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面世二十年后，台湾方面才又有人提起。到了1970年代初，则形成了一个流传颇广的新论点，即蒋介石主动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是抗战初期的“战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战致胜的决定性战略作为”。1987年大陆公布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后，大陆的一些学者也认同了“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之说。但不知大陆是否有学者认为其作用可以达到决定“抗战致胜”的程度。这种以历史事件发生过后的某些回忆性质的文字资料为定论的研究，一般是有先天性弱点的。
因此，要还原这个历史真相，最好还是回到类似《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这样的同期史料中去。毕竟这些都是当时公布于众的，原汁原味的。看了这本书中陈诚的三篇文章，再联系到的淞沪战役整个过程，同样可以发现，陈诚在著述中强调的日军“威胁我南京”和国民党期待“国际的干涉”这两大热点问题，贯穿了淞沪战役的始终。这倒可以说是体现了蒋介石的主要作战意图。
关于防范日军进攻南京，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民党的两个指导作战文件外，后面还有9月6日制定的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指出日本“以图威胁我首都”，因此要“保持经济中心，巩固首都”。直至结淞沪战役束，第三战区11月16日下达的《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因台湾当局有时故意篡改档案，在出版的战史中改为了11月8日-------笔者注)提出作战方针是：
“为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压迫敌人于钱塘江附近而歼灭之。”
至于国民党期待“国际的干涉”方面，自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当时英国在华投资的72%、美国在华资产的64%都集中于上海，国民党认为在上海开战必然导致英美出面干预，造成停战结果。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学者一般也都认为国民党是怀有这种期望的。例如当今被称为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新一代权威的英国教授拉纳.米特，在其新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下简称《盟友》)中认为：
“蒋介石怀着很大的期望，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引起外国势力重视并赢得支持。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
作为一个弱国，有这种期待有其正常之处。但问题是对这种期待的过高，又促使了蒋介石在战役进行期间多次徘徊于战、和之间，以至于贻误战机。特别是在战役最后阶段，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有学者指出，溃退造成的兵员伤亡甚至超过了双方对阵期间的伤亡。
淞沪战役对抗日两个战场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坚持到胜利，在于两个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撑。尽管“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是1943年7月才由共产党正式提出来的，但这两个战场的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却是起始于淞沪战役。
由于当中国是贫弱之国，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妥协的打算。就在11月5日日本增兵登陆金山卫的那一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第二，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第三，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货物的进口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日本的这种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什么人当政，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陶德曼在同一天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转达了蒋介石的拒绝，同时透露了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见《中国抗战画史》第104页)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抗战。不过，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苏先后卷入二战，并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指英、美、苏---笔者注)一边下赌注，也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联系”(《盟友》第294页)。
尽管如此，但淞沪战役期间蒋介石在数次战与和之间的徘徊后，还是选择了战。这就为正面战场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他调集了黄埔系中央军基本力量和空军、海军投入淞沪战场，成为战斗主力。在蒋介石的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善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和在中央军的表率下，川军、桂军、粤军、湘军、黔军、鄂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都纷纷奔赴淞沪战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当时张闻天所言“中国亡了，你们的局部利益也没有了”的因素)。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全国性的“共御外侮”阵线的建立，成为了正面战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如果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的话，那就是曾经经常造成军阀混战的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军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让位于一致对外了。
“在相对和平时期让蒋介石大感头疼的国家统一进程，反而在战争期间聚沙成塔地得到了加强。”(《盟友》 第98页)
当然，正面战场在形成之初就暴露出来不少先天性的不足。不少亲历过淞沪战役的国民党将领在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时，发现“友军之间常怀猜忌，不特中央军与非中央军之间，即同为蒋之嫡系亦如此。”在后来的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尽管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等大批军政官员投日组织伪政权，国民党部队六十余万人降日成为了伪军，还有1944年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造成的盟友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盟友》第310页)等严重问题，但正面战场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其功不可没。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每次都是最终因统治集团的屈服而告失败。只有这次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没有屈服，这对于中国坚持抗战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外交的主渠道，一直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想方设法调动世界上一切积极因素来共同抗击日军。中国率先呼吁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抗战后期，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作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当然，蒋介石本人也知道，虽然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但国际间对中国评价很低。而且开罗会议以后，随着中国在美国眼中的远东战略地位的降低和冷战的初起，美国逐步改变了在开罗会议的承诺。但是，作为一个弱国，能够应邀与世界列强在同一个会议上共议世界大事，其本身就说明了国际社会不能无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就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的淞沪战役本身而言，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至于指挥失当、官兵素质差、汉奸猖獗和溃军乱成一团以致还造成难民生灵涂炭等等，尽管也都是事实，但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得大于失是的结论是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加快了合作进程。但由于蒋介石提出的共产党取消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分割陕甘宁边区等要求一一被共产党拒绝，直到1937年7月中旬，两党谈判仍未取得较大进展。
淞沪战役的爆发促成了谈判的转机。8月18日，最棘手的红军改编问题得以解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此宣言为中共方面文件，蒋介石始终未承认过国共是合作关系，只是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关于这个谈判出现的转机，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称：
“...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
有的学者在有关著述中则指出：
“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这时都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反响，因此态度上多少趋于软化。”
“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自然颇多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人坚信目前这是红军争取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唯一办法。”
“果然，因战争形势所迫，国民党方面终于拖不下去，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有各种观点不足为奇。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国民党当时有200余万(一称300万)军队，但对共产党的4万余人的部队，却是格外地重视。由此可以看出，这支军队所蕴含的的能量确实不可小视。关于这一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此文收录在《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着各方面的限制。今天，它在前线的抗战中，只能肩起民族革命军的模范作用，而不能起决定作用。”在这里，“模范”两个字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即便是“最少数”，张闻天在接下来的文中满怀信心地指出：
“但是共产党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学者杨奎松统计，八路军1937年8月底出动抗日时，只有34000余人、10000条步枪和极少数量的机枪。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光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120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近300至400万人，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
淞沪战役的爆发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而国共合作又加快了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的步伐。鉴于上海久攻不下，东京日方作战部门于10月4日开会，决定从华北调用兵力。这在客观上减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压力。忻口作战是全国抗战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在战区统一部署、密切配合下取得的正面坚守与敌后机动作战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役。在忻口作战开始不久，日军的第五师团的主力国崎登第九旅团就被调往上海，作为金山卫敌前登陆的突击部队。进犯山西的日军因此长时间未能突破卫立煌在忻口的防线。日军的后方则屡遭八路军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师在平型关、阳明堡、雁门关一带伏击其增援部队、飞机等，使其腹背受敌。特别是平型关大捷，使全国军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是可以战胜的(尽管后来有人考证只歼灭了200日本后勤军人)。蒋介石两次致电祝贺，一电称“歼敌如麻”，另一电称“毙敌遍野”。后来何应钦亦在总结中指出：
“我朱德部在的后方袭击迭次予敌重创。”
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
“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甚嘉慰。”
八路军一面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当正面战场在淞沪战役期间形成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亦开始形成。其主要标志有：
一、八路军的游击战很快打出了军威。淞沪战役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抗战》三日刊指出：另外，《中国抗战画史》还有堪称最经典的一句话：
“利用游击战术，可以制敌人于死地!”(曹聚仁 舒宗侨 《中国抗战画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182页)
《中国抗战画史》初版于1947年5月，被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海的《前线日报》认为是“战后的一大辉煌巨著。”淞沪战役期间美国的《民族周刊》刊载的《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关键》一文，介绍了红军游击战的发展并赞扬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
二、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展迅速，仅120师359旅，就由9月初出征时的两千余人迅速发展到一万多人，而且新发展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
三、淞沪战役上海沦陷前的11月9日，山西的太原保卫战失利。阎锡山率部退吉县，卫立煌率中央军退晋南中条山，傅作义则率部回绥远。而八路军却迅速在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阻击日军进入中原和大西北，对坚持八年抗战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
两个战场的形成，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在战略上相互支撑，使得日本无法倾其全力进攻和摧毁其中的任何一个战场。这就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几十年来坊间盛赞的“屈原”(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和“苏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毫无疑问是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侵华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结束也是确定无疑的。早在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就已经感到形势不妙：
“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应付了?”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我一向认为打败日本的不是美国。日本想在广阔的中国大陆称霸，根本就是一场妄想。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这才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当然，有的日本人会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参与，日本一定会打败中国。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是没能看到整体。”
2015年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的《产经新闻》撰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构想，指出：
“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在长期抗战中增强实力，并促使国际形势变化和让敌人内部土崩瓦解的方式，达到战略相持的目的，并最后转为战略反攻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两个战场的屹立不倒，是中国抗战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得以坚持的基础。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50万(一说100万)的日本军队拖在中国战场，使日本既无法征服中国，也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和亚洲其他战场。虽然长期以来，西方的一些著述，过于注重中国战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而忽略了整个中国战场的重大贡献这个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战场的贡献，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政权的的腐败非常不满，但他完全肯定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他高度赞扬说：
“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抗战还挫败了日本的北进政策，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苏联方面对此高度肯定，承认日本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因此可以说，尽管中国抗战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临近胜利时豫湘桂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这样的严重问题，但从全局来看，并不能也没有实质上影响到中国战场贯穿始终的世界性战略地位。就以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为例。尽管国民党丢失了大片国土，但这些被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又不断被共产党发展成了新的解放区，使日军依旧还是首尾难顾，无法脱身。总之，两个战场的始终坚持，是中国在国力贫弱、外援极其不足的情况下，为盟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的始终如一的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淞沪战役，如果把它放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与思考，应该可以发现，淞沪战役在客观上产生的战略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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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研究，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12期，原标题《淞沪会战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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