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的遗产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时，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执掌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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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来源：察网，原载“活字文化”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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