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其后，他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不失时机地让中国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五强’核导俱乐部”，为中华民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他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份贡献！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是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是国际航空航天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他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与喷气、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等领域，都有先驱性的卓越贡献。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冲淡价值。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特有的科学精神。这特别体现在：
好学求真，具有超乎寻常的求知精神。钱学森一生是渴求知识的一生，在学习上，他所追求的几乎是完美主义。打从上学起，他就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3年在交大求学时，在一次考试中，全卷6题，钱学森全答对了，老师原本要给他100分，可钱学森却发现自己在一处连续等式后将“Ns”简写为“N”，主动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了他96分。任课的金悫教授很受感动，就将这份试卷珍藏起来，如今仍陈列在交大“校史博物馆”内，成为难得珍贵的文物。在美国学习阶段，他更专致精进，心无旁骛。据同学和亲友们回忆，他总是与孤独相伴。每天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绝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仅有的爱好只是听听古典音乐。回国从事国防尖端科技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工作再繁重，照样手不释卷。儿子钱永刚回忆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
严谨治学，具有超乎寻常的求实精神。钱学森治学最讲严谨，追求精益求精。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严密，仍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反复验证。发现有误，立即修正，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直到取得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钱学森总是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尽一切可能把失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他深入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随身带着一本《工作手册》，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正是这种异无寻常苛刻的求实精神，才保证了他的成功。
无畏求索，具有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钱学森认为，科学就是创新。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从不保守、从不满足；他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人窠臼；他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
钱学森早年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后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晚年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这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无疑都是他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理论，是代表最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提倡的是一个“公”字观。只有彻底改变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真正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一边，与“私”字观作彻底决裂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是一切崇尚英雄史观的人，内心保留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那些口头革命派、两面派，永远也达不到的一种境界。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学森就对“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1935年交大毕业、留美前夕，他曾对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戴中孚吐露：“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他还对另外一位同学、好友罗沛霖讲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正是受这句话的影响，罗沛霖后来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并成为党的技术干部、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学森早年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就是一种“公”字观的基因，这也正是他能从一位爱国者升华为共产主义者的内因；回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受毛主席的六次接见的谈话，这一切又成为促使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外因。1958年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就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晚年他所以能对人类现代科学体系和科学史的正确理解，就得益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掌握。他认为这不仅是哲学的核心，而且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
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摒弃知识分子常有的英雄史观，切实地转变立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融入于普通劳动人民之中。他原本可以享受科学家的待遇，可改善居住条件，困难时期可接受特殊照顾，出版著作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稿酬。
可是，这一切钱学森都拒绝了。他一生俭朴，不住部长房和将军楼；困难时期与人民群众共患难，拒吃特殊照顾的红烧肉；他把稿费、奖金，或作党费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义捐出。他最为激动的事，不是享受荣誉，而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诚如他在1991年“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表彰大会中所讲：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能为自己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能为自己能成为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齐名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激动。这就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境界！ 这是什么？这就叫知识分子“转变立场”！这就叫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这就叫《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 晚年的钱学森，作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者，始终不忘初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忠贞不渝。面对一切背离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现象，他立场鲜明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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