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技大鳄与美国国防部的邪恶联盟 - 昆仑策
普雷斯：科技大鳄与美国国防部的邪恶联盟
2019-05-09
【导 言】2017年，谷歌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了代号为Maven的军事项目合作，目的使美国军方的无人机能实现实时精准定位。该消息一经流出就遭到了来自谷歌内部的反对，员工接连辞职，近4000名员工向公司递交了书面反对信。本文的作者亚历克斯·普雷斯（Alex Press）认为，谷歌不是唯一开展与政府开展军事合作的科技公司，科技公司与军方部门的合作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指出，科技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反对力量，他们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对国家的军事及国防政策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刊载于2019年2月7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新闻杂志上。
图片来源：https://newrepublic.com
2017年9月，谷歌开始了代号为Maven的项目（Project Maven），为美国国防部提供用于无人机战争的人工智能程序。超过十名雇员被要求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城市和建筑的、类似谷歌地球的监控系统，以自动将汽车、人等目标分门别类，使美国国防部能够实现实时高空精准定位。不到一年，一些工程师开始对这个项目产生疑虑。2月前，谷歌内部到处流传着质疑的声音，不久之后就有将近4000名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取消项目合同。他们写道，“谷歌不应该涉足战争之事。”5月，十二名员工辞职。一名谷歌员工告诉我，“军方有自己的工程师是一回事，让私人企业发明这种技术并从别人的死亡中获利又是另一件事。”
当然，谷歌不是唯一开展与政府进行军事合作的科技公司。最近，作为公司和大学财团的一员，苹果公司正研发一种用于监控军队和船舶的“可伸缩”电子传感器；亚马逊通过云端处理系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供处理器、数据储存、数据库、软件以及分析算法；戴尔公司也准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使用其程序。
这些公司愿意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公开的爱国行动。10月，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写道，“我们坚信美国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我们希望那些保卫国家的人也能有机会使用这个国家最好的科技，包括来自微软的技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不久前也发表过类似言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需要被保护。”彼时，他正面临外界对Rekognition——亚马逊的一项人脸识别技术——的批评。但是正如组织者指出的，这些能辨别人脸、继而在人群中进行“疑犯追踪”的科技，更像是追踪那些自身需要被保卫的公民，而不是“保卫”美国。今年夏天，亚马逊将这项技术推销给了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官员，引发了人们对它可能会被用来追踪无证件移民的担忧。
科技公司与军方部门的合作可追溯至电脑时代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利用IBM的穿孔卡技术处理日本拘留营中的被扣押者（组织者迫切地指出，纳粹也使用了这项科技）。冷战时期，美国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芯片用于弹道导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ARPA——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机构——资助了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半个世纪之后，它的研究使苹果智能语音助手（Siri）成为现实，并为大多数微软手提电脑提供接口。在某些情况下，科技公司和美国国防部之间的关系相当私人化。莱斯利·柏林（Leslie Berlin）在她所著的《找麻烦的人》（Troublemakers）中详细叙述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将一些早期半导体开创者视为导师，而他们曾在冷战时期为政府合作。贝佐斯的祖父也曾为ARPA工作。
科技公司和国防部门之间长久的合作不是没有受到过挑战。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电脑从事者和平组织（Computer People for Peace）曾在硅谷内部抗议越南战争，指责霍尼韦尔航空航天公司（Honeywell Aerospace）制造用于杀人的杀伤炸弹（fragmentation bomb），同时也将IBM称作“公司种族主义”（因为IBM曾试图将业务扩展至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但是，电脑从事者和平组织只拥有小几百成员。人们很难不感到科技公司与军方之间的勾结太深、联结太强，所以解绑变得尤为困难。同时，也很难预测这些新兴反对者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的。这些运动背后的原因部分源于他们在白宫的反对者。一位过去管理科技部门的女士告诉我，“你看到新闻中边境地区的家庭分崩离析，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公司正在和ICE合作，那种感觉并不好受。”如果由民主党总统执政，或者上述的情景不再出现，那么至少那些罢工、抗议、请愿可能随之停止。
但是，至少一名和我对话的组织者（匿名）并不这么认为。这位谷歌员工告诉我，“即使特朗普明天就被弹劾，事情也不会改善。”他坚信，他将比特朗普坚持得更久，因为特朗普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民主党总统同样也会利用科技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或者监管自己的国家。就像谷歌员工说的那样，他们反对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暴力，而不仅仅是某个公司签署的某个国防合同。他们甚至不只针对美国的政策，例如谷歌员工也曾反对其他国家的审查制度。
相比于在特朗普下台之后失去动力的可能，第一批组织者离开现在的公司、去往新的企业的可能性更大。在谷歌，一些人已经辞职以示抗议，更多的人可能会效仿——毕竟在硅谷，工程师频繁跳槽十分正常。一个强大的联盟也许曾经为第一代组织者输送新的领导人，但是组织反对国家支持的暴力事件须依靠他们自己。尽管如此，这些公司内部正在形成强大的内部网络，包括科技工作者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科技者行动（Tech Action）、科技者团结工会（Tech Solidarity）等等团体在国家各处兴起，他们开展抗议活动、举行集会、建立领袖交流。这些团体提供工会在其他行业提供的作为起步的基础设施。如果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他们甚至会组织一场罢工。在人才匮乏的行业，罢工可能击垮行业的运转。
公司高管永不会自愿放弃利润。即便谷歌在Maven项目上让步，并公开赞扬他们的员工“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私下里却在促使政府减少对员工组织运动的法律保护。如果谷歌得偿所愿，那么它就可以从法律上处罚任何利用公司邮件组织罢工、传播请愿、或者建立联盟的员工（谷歌曾在1月告知彭博新闻社，限制手段正处于提出的阶段，因为它们目前只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以法律摘要的形式递交了一项可能的策略）。即便如此，组织者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科技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们的发声振聋发聩。最终，一场浩大的内部叛乱可能导致战争以及监视层面的政策转变。从现在开始的之后几年里，从仓库到南半球的钴矿，工程师将组织起生产线上的工人，组织起国家强制力直接威胁到的每一个人。
作者：亚历克斯·普雷斯[Alex Press]，译者：张润；来源：昆仑策网， 转自“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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