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苏联解体前400多名高层领导已被共济会收买！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 首先在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国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彰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订专门的计划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19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 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编者注：一般为了区分翻译为迈德韦杰夫或麦德韦杰夫，为当时苏联第一副总理，并非目前苏联领导人)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

 

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

 

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力。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另附：

 

苏联解体原因：

源于精英集团要更大权力和财富

 

以下内容是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的摘要：

 

1、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是由于计划经济和集权制度：

 

（1）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

 

（2）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以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一90％，二战开始后，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面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当然，这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

 

从1975年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没有崩溃。

 

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

 

这时，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左右。

 

1991年，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

 

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

 

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数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

 

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2、从历史事实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苏联之所以解体，真相是统治国家的精英集团的贪婪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是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其主要构成是公务员。

 

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当然并不是这个“精英集团”的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如坚持列宁主义的雷日科夫就与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不同。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

 

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

 

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十年的缓慢发展时期，此时苏共党内酝酿着一种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戈氏在改革初期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

 

具体说，就是政治上实行分权，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一种是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二种是要回到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三种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自由主义代替传统社会主义。

 

叶利钦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他当过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言论和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90年代初，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利钦掌握的俄罗斯政权。由于俄罗斯的人口和领土面积在苏联占绝对优势，叶利钦逐步占了上风。根据苏联宪法，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叶利钦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集团”们。

 

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所以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

 

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目前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关于苏联解体事件，还有许多诱发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事件。再就是党和政府的传媒控制权落人了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各种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是苏共的“精英集团”搞垮了苏联。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

 

实际上，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使得人民群众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时还没有发达的互联网论坛。

 

因此， 当“精英集团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发出反对的呼声，也无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的，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叶利钦说，他要通过政治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官僚集团的特权。这种欺骗很得人心，这与那些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自由化革命的人比，无疑是高明的。

 

3、军备竞赛搞垮苏联的说法不符合历史真相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是由于美苏军备竞赛“倒逼”使得苏联经济崩溃而解体。

 

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苏联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

 

这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如果这是里根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但是据美国的资料显示，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的绝对数虽然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

 

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和改变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体系。进而改变了苏联国家的领导路线和政策。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比西方人更坚决地主张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冢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国际博览”）

 

目前中国的危险也是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精英集团广泛接受。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点，主张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

 

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事实证明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终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