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未防范黑天鹅事件。
对于外界环境的风险，尤其是小概率事件的防范和避险不力，但是这些小概率事件对于财富可能产生的却是摧毁式的重创。所谓“黑天鹅”事件，指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在意料之外，却可能颠覆一切。在财富管理、政府决策、企业运营中，虽然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但是如果没有充分防范和对冲风险的机制，就可能遭遇万劫不复的后果。此类小概率事件不胜枚举，例如美国的“9.11事件”、次贷危机等都对于资产的安全管理提出挑战。
除了法治、政治环境导致的小概率事件，当然还有金融、商业领域的风险，例如产能过剩、宏观调控、政商人脉发生的逆转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都可能催生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企业家以及家族完全可以通过必要且合理的手段降低和对冲这样的风险。例如，采取必要方法将家族企业资产和家族其他资产进行必要的隔离，将资产分散配置，进行国际化的安排，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2.资产混同，未隔离风险。
对于小的企业，需要敢闯敢拼勇于突破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对于大企业来说，风险控制就变得至关重要。包括整体资产规划和资产配置、流动性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法律风险。
纵观这些风险，把个人家庭资产与企业资产混同的风险在中国企业中尤为突出和普遍。家族财产和企业财产混同的法律风险，便是信息透明、两者同时遭到查封冻结，给企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对方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逼迫企业首脑就范，尽快订立“和解协议”或者尽快交代问题，“立功赎罪”。
殊不知，这样的资产混同方式，可以在一夜间让人倾家荡产！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对方当事人可能要求家族企业的老总以个人资产提供担保；家族企业可能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或者几家企业互相提供担保，产生企业间“连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重大风险。在税务合规方面，不少企业不直接分红，而是股东个人通过向企业“借款”的方式来达到少缴、不缴所得税的目的。甚至有企业索性让付款方把款项打给个人而不是公司，偷逃营业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这些都能使得企业主突遭牢狱之灾。在对合同和公章管理上，部分企业为获得蝇头小利，“外借”营业执照和公章进行所谓的业务合作，收取“管理费”。殊不知这样的安排，如果“合作方”突然“消失”，企业乃至家族可能要为此支付的代价和学费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还有，因为某些原因，个人的股权交给他人(有时是亲朋好友)代持，但是即便有某种代持重复协议，往往各方当事人没有咨询过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专业人士，要么代持行为没有发生实际效力，要么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安排没有充分考虑代持人的死亡、丧失行为能力以及离婚的风险，一旦发生上述意外，被代持的股权或者其他资产都有可能沦为他人待“继承”或分配的财产，有可能导致流失。
上述这些风险因素很大程度都是和资产的“混同”有关，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因是，企业家无法抵御高回报的诱惑，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某一个特殊行业或者特殊项目上面，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遭致满盘皆输，回天无力。针对这样平时并不太容易察觉的风险，一方面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来降低和化解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对家庭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进行划分，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把一部分资产隔离出去，在企业和家族遭遇重大打击的时候，该部分资产不会被认为是企业的资产而被冻结、抵债。
3.欠缺规划导致财富缩水。
相比不可预见、难以防范的“黑天鹅”小概率事件，离婚、意外、遗产分割等事件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法律安排和资产筹划进行有效避险。然而，相当数量的高净值人士则觉得这样的问题比较遥远而不愿直面这样的风险。
针对意外引起的遗产纠纷，2007年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突发心肌梗塞离世，据传其拥有大约8000万巨额遗产，但女儿侯瓒曾表示，因没有完全明确财产继承，两姐妹无力偿付巨额房贷，且遗产被他人非法侵占和窃取，无法完成继承。如果侯耀文先生能够在生前对自己的资产进行适当规划，通过遗嘱、保险、信托等多种工具进行安排，子女就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尴尬和落魄之境地。
那么是否起草一份遗嘱就可以轻松化解这个风险？许多人误以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记载的遗嘱是最可靠的财产分配方式。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来说，通过一纸遗嘱决定家族命运的方式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首先，由于老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订立过多份遗嘱而导致遗嘱存在多个版本，这在实践中并不少见，从而产生争议甚至诉讼。在心智康健的时候订立的一份公正合理的遗嘱，很可能在老人暮年由于遭到某些亲人的胁迫或者欺骗而被新的遗嘱所取代。
其次，遗嘱的伪造和骗取在技术上并非难事，即便是经过公证，也可能被法院以各种理由推翻，在香港发生的围绕女富豪龚如心的遗嘱真伪的“世纪大案”便是一例。龚如心过世后，风水师陈振聪突然手持一份神秘遗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其手中的遗嘱为龚如心生前最终的遗愿并将其家族资产转让于陈振聪。双方进行了数年的法律鏖战，幸而法院不相信陈振聪所提供的证据证言，千亿资产物归原主。
另外，不少富豪，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认为遗嘱只要清楚书写，把财产处置的意图表达清楚即可，殊不知没有专业的帮助，将会对未来遗嘱的效力和执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不少遗嘱没有罗列财产清单，只是说明财产的分配比例，这就导致部分资产可能在正式进入遗产分配程序之前，就被身边熟悉资产状况的亲人侵吞。有的遗嘱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就会导致部分无效。有的没有满足遗嘱的形式、程序要件，则可能被认定为完全无效。如果财产涉及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份额、境外资产，遗嘱处置和转移则更为复杂，并涉及不同国家法律而需要不同国家的律师一同参与筹划。有的国家或地区存在遗产税，如果遗嘱订立不当，就会不小心把自己的资产纳入到国家或地区的遗产税范围内，资产可能要损失过半才能完成过户。
和“ 家事”有关的财富缩水的“ 快速通道”，除了遗嘱继承方面安排不当之外，同样常见的则是婚姻纠纷所引发的财产纷争。恩爱夫妻一朝劳燕分飞，带走的不只有感情，还可能是家族巨额的财富。新闻大亨默多克为结束与第二任妻子安娜长达32年的婚姻，展开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法律战。根据美国当地法律，30年以上婚姻中的一方在离婚中拥有对半分割家产的权利，但就这样“白白”将家族一半江山拱手让与他人对于默多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最终，在同意支付高达17亿美元的分手费并对遗产分割做出保证后，默多克终于换取了前妻放弃半分家产的要求，虽然损失巨大却也勉强保住了自己家族财产的传承。
于是，当默多克再度与邓文迪走入婚姻殿堂时，他汲取了上次失败婚姻的教训，一方面通过拟定婚前协议对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详尽的安排；另一方面，默多克也利用了设立信托的方式成功地隔离了家族财富和他的媒体帝国，并详尽约定了家族基金所持有股份的投票权和收益权继承规则。当默多克第三段婚姻也走向了破裂，精明老道的邓文迪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也只能接受仅2000万美元的分手费，并且她所生的两个子女在未来也得不到任何家族公司的投票权。
4.交接班不力与治理不善。
根据《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十亿美元以上级别的华人富豪共有457位，平均年龄为59岁。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约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企业传承问题。而企业面临传承困难根源之一，就是家族企业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力无法有效传承。
根据公开报道，2014年5月，上市企业海翔药业发布公告，公司创始人罗邦鹏的儿子罗煜竑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18.31%的股份，标志着罗氏家族正式退出了这家罗邦鹏苦心经营四十年的家族企业；原来，此时罗煜竑已经因为嗜赌而让家族背负上高达5亿的赌债，不得已卖公司还债。自罗煜竑继位以来，公司内部和投资业界也批评他缺乏足够的战略眼光、执行力和管理能力来领导企业。种种内忧外患之下，公司易主几乎难以避免。
然而这样二代接班失败的故事并非个例，麦肯锡冰冷的数据之下揭露的是一个残酷事实：在中国，不少一代创业者将大量精力放在打拼天地上，而对子女的关注相对较少，常常只是花重金将孩子送往国外最好的学校让老师来教育。这样一来，接班人可能自小就分割了与家族企业联系的纽带，成年后并不一定适合承担领导家族企业的重任，而且并不以家族企业为豪。子承父业的思想又根深蒂固，一旦面对子女不适应企业的情况，“不行也要上”最终导致的是企业和家族财富双损失。
如果企业家经过研究和判断，企业必须交棒给下一代，那么企业家将面临一个更为艰巨、长期的任务，借鉴欧美财富家族的做法，包括进行完善的接班人培养，聘请专人制定详尽科学的接班人培养计划，聘请专业律师和财务规划是对企业和家族资产进行规划，这包括：制定家族宪法；对家族资产进行全球税务筹划安排；对于作为未来继承人的资产管理和受益的权利进行分配；通过设立信托等手段隔离家族财富和企业资产；将家族成员设定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与此同时与企业就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和获取投票权的规则达成一致，给予有能力的家族成员晋升接班的机会，亦设计模式防止败家型的后代对企业以及家族其他资产造成的破坏。
5.股权设计、规划不善。
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的设计、筹划必须考虑到家族企业和财富的今天和明天。一方面，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例如中国不少家族企业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自然会给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瓶颈，另一方面，当企业或者家族掌门人健在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一旦掌门人无力掌控局面或者撒手人寰，争权夺利的豪门内斗就会出现，甚至会到达失控的地步，会对财富以及企业造成巨大的创伤。
含混不清的家族利益分配、错综复杂的族内关系、感情淡薄下的勾心斗角，往往成为不少家族企业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宿命。香港某著名地产集团的郭氏三兄弟在接班父辈后曾一度带领企业再创辉煌，超越众多竞争对手成为了香港业绩最好的地产企业。然而好景不长，大权在握的母亲联手两位幼子将长子郭炳湘赶下了主席之位。心有不甘的郭炳湘旋即破釜沉舟，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了郭家贿赂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一事，并愿意作为污点证人欲将两位弟弟送入监狱。2014年12月陪审团作出裁决，许仕仁8项控罪中5项罪名成立，郭氏兄弟郭炳江1项罪名成立，而郭炳联则全部控罪不成立，当庭释放。据悉，为获得香港和英国“顶级大律师”的代理辩护，郭氏兄弟所花的律师费已高达8亿港元，连同许仕仁、前港交所高级副总裁等被告方，动用近百名律师，花10亿港元的天价律师费，创下司法史上最高的刑事审讯案件的金额。
这样的兄弟阋墙、亲人反目的例子虽然极端，却并不罕见，不少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专注于管理企业，而没有意识到家族也需要一套相似的治理体系。虽然郭氏家族在父辈安排传承的时候，也采用了西方流行的家族信托，但是设计筹划的架构和方案却存在瑕疵，没有对信托方案进行充分的“订制”安排，为财富和企业管理的“明天”留下了隐患。
另外，在西方，家族宪章往往是确定家族内部治理的核心框架，家庭的争端和财产权利分配都依赖于这个框架所建立的规则和体系。但家族宪章这一理念在华人社会至今仍不甚流行，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一家人之间的亲情何必用冷冰冰的条款束缚。其实中国自古即有“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之说，而家规家训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治理和子女教育至关重要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千百家族企业的迅速崛起，如何在家规家训这一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家族宪章”的优点，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发展家族治理体系，成为了摆在这些家族企业面前的新难题和挑战。
6.投资失败，用人失察。
无论是外聘理财顾问还是安排信托设立，都离不开专业的顾问人士，但是寻找到合适的外聘顾问，并且能够有独立的判断，充分利用好外聘顾问的脑力资源，防范顾问的利益冲突，这对于喜欢做“甩手掌柜”的高净值个人士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
举例来说，前几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欺诈案的华尔街麦道夫(Madoff)事件导致许多富人资产深陷其中，而相当数量的高净值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资产配置中有麦道夫的产品。有的高净值客户，找了三家国际银行帮其打理资产，本来以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麦道夫事件的影响，即便有也是资产配置中的小部分。然而，令人扼腕惊诧的是，三家银行都为这位高净值客户配置了麦道夫产品，总和高达其总资产的20%。资产缩水接近三成不是一个小的损失，然而对于这样的损失，银行是不可能承担责任的。
如何不被所谓的大型国际银行的光环所迷惑，如何选用合适的财务顾问、私人银行，防止成为金融潜规则的牺牲品，降低资产大幅缩水的风险？对此，高净值个人应该聘用真正属于自己的顾问，包括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欧美比较流行的“家族办公室”起到的是这样的作用，仅仅从客户(家族)那里收取服务报酬，而不得从第三方包括资产管理公司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回扣、佣金。当然，中国现在亦出现鱼龙混杂的“家族办公室”服务机构。建议高净值客户询问清楚这些“家族办公室”，是否从第三方机构收取佣金。如果保证不收取，是否应该写在服务合同里面.
7.税务风险。
税务风险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这并不等于高净值人士对于合理、科学并且合法的避税与逃税的区别能够清楚地鉴别和认识。不少富豪对于税务安排完全没有整体规划，而且采取能逃则逃侥幸心理。对于资产配置的国际化，所涉及的各类税欠缺整体概念，例如在境外购房，很可能在继承的时候，继承人先要缴纳接近50%资产价值的遗产税方能实现资产的过户，这往往是中国的富豪在一掷千金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遗产税可以直接让财富缩水50%以上。虽然中国的遗产税仍在论证阶段，但是如果一位中国个人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地购房，身故之后该房产就会产生遗产税(除非进行了必要筹划)。如果这位中国公民经常居住在美国，身故后根据美国当地的州法律被认定为该州的居民，那么其个人遗产也将可能被要求缴纳该州的遗产税。
如果要设立境外信托，那么就不得不将境内的资产(例如公司股权、房地产)转移到海外的类“红筹”架构中，这就必然带来转股产生的巨大税负，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帮助设计合法的方案并进行高效的税务筹划，就会导致信托架构无法搭建而被搁浅。
台湾曾经发生过关于遗产税的真实案例。台湾北部的新北市，一名黄姓当地人在过世后留下了大量土地遗产，然而其继承人却没有按照规定申报及缴纳遗产税。台税务当局在七年后发现了这一事实，并就这些遗产核定总价值2.4亿元。可怜的黄家继承人在补缴遗产税、缴纳罚金、滞纳金以及利息之外，还需缴纳增值税的巨额税款，最后继承的财产竟然只有61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家族传承的税务筹划，并非仅仅通过找税务、财务顾问所能够一揽子解决，更要找到一个精通高超资本运营手段以及税务筹划的法律顾问，形成一个法律、税务、财务和保险的专家团队，通过运作家族企业、家族基金会、海外信托投资、境外公司以及高端保险产品，方能将各种资产高效、安全、无税地传承给继承者。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