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团结往往被视为革命运动可有可无的额外选择，即如果你有时间你才会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真理的了。在斗争中与他人团结一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承认，国际主义不是不考虑自己——相反，在我们本国国情中，国际主义对革命运动的胜利至关重要，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爱尔兰人寻求法军的军事援助，或者更务实一点地说，就像复活节起义时爱尔兰人向帝国主义德国寻求援助一样。

团结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道德上的。在英国对我们造成的种族灭绝期间，乔克托美洲原住民向爱尔兰人捐款，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慈善和团结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

在爱尔兰，正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压迫经历使我们本能地同巴勒斯坦人、巴斯克人和其他人团结在一起。反过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爱尔兰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表示钦佩——尽管这通常是对爱尔兰斗争过于浪漫主义的看法，也是对最近发生在爱尔兰北部的冲突持乐观态度的看法。

不幸的是，在爱尔兰和其他地方，许多人似乎对国际主义抱有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的看法。在左派中，没有什么概念比国际主义的概念更被异化了。许多人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对自己国家感到羞愧，或者说是对我们自身独特条件的漠视。但是这些人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际主义只有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它是彼此友好但独立的国家之间的一种团结。他们想象的是一种超国家主义，而不是民族国家。 

这种趋势主要存在于帝国主义核心地区，这些核心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已经使大多数国家达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展阶段，这并非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持同样的思维模式的人也支持留欧。它不仅体现了对工人阶级投票赞成脱欧的粗略看法，也显示了自由世界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支持了欧盟(EU)实施的堡垒欧洲政策(Fortress Europe policy)，让难民陷入困境或垂死，同时通过廉价的欧盟过剩粮食排挤小型生产者，让非洲无法发展和依赖。

在被压迫的国家，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能为自己而战，又怎能为他人而战呢？这是帝国主义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的一个例子，即如果不 “检查我们作为白人的特权”，我们甚至不能与美国黑人团结一致。

事实上，激励世界各地同志的，并不是爱尔兰人和征服我们的人有同样的行为，而是我们对殖民的反抗。在帝国主义国家人为地引进左翼的政治观念，是对我们在爱尔兰所面临的情况的极大误解。我们的历史表明，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我们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斗争者有更多的共同点。

我们表现出与其他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的最好方式，就是为我们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去创造康诺利（Connolly）所说的“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爱尔兰独立战争的胜利将是全世界工人的胜利，尤其是英国工人的胜利。

在国际主义方面上，古巴的做法可谓是无与伦比的，它向世界各地派遣了医生和医务人员。即使它是一个处于恶性封锁之下的小国，但它所拥有的资源都是共享的。与此同时，古巴是一个极富爱国人士的国家，其民族口号是“祖国或死亡”（Patria o muerte）。也许这是值得学习的。

随着新冷战的来临，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古巴、越南、中国、老挝和朝鲜——要必须得到保护，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革命国家也必须得到保护。

在我们走向多极世界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将试图用法西斯主义来粉碎那些反对它的人。反共主义已经被用来对付中国(注意到在提到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政府时的微妙变化)。在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共产党人被与政府勾结的极右翼准军事组织谋杀，就像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那样。对古巴的封锁也已经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共产党也遭受了镇压。

特伦斯·麦克斯韦尼(Terence MacSwiney)写道，“如果爱尔兰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镇压他人来赢得自由，她就会得到自己多年来对暴政的唾骂。”胡志明年轻时在伦敦工作，在听到麦克斯韦尼（Macswiney）因绝食而死亡后，他说：“一个有这样公民的国家将永远不会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