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的夜晚注定无法平静。“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因肺癌病情恶化，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2岁。

南仁东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作为FAST射电望远镜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主持了工程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为科学目标的编订，各项技术攻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生低调，埋首科研，生如此，别亦此。“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讣告中简短的几句，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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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止是“天眼之父”

“中国天眼”，是南仁东最显眼的标签。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最大的“遮光板”。人们似乎忘记了，抛开“中国天眼”，他是谁？

上世纪40年代，南仁东生于辽源。历经了文革后，他仍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优异成绩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成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一名高材生。而大学毕业，他一头扎进通化市无线电厂，一干就是10年。于他而言，基层前线是磨砺自身再好不过的实践之地。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中华大地，南仁东已完成了硕博攻读，远赴荷兰、日本访问归来。期间，他参与了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首次在国际上应用VLBI"快照"模式，取得丰富的天体物理成果。这为80年代的中国进行VLBI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

他的多年耕耘，国际同行看在眼里。所以在2006年，即便南仁东并未到场参会，他仍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科研无疑是他一生追逐。但在南仁东弟弟的回忆中，南仁东似乎有了更加柔和的色彩。据国家一级美术师南仁刚介绍，哥哥自小爱好广泛，门门功课都拔尖儿，精湛的绘画技艺还令他颇为自得。1990年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南仁东曾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幅《富士山》油画，至今被悬挂在当地天文台的大厅之中。

悄悄地，他走了

再也听不到那嘶哑的喉咙呼唤“中国天眼”的声音，再也看不到那踏遍上百个窝凼的双脚出现在贵州的FAST台址。仿佛昨天，他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才当选科学中国人2016年度人物，然而，他真的走了，只留下他付出22年心血的“中国天眼”。

“FAST”，诞生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喀斯特洼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头顶“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光环，别号“中国天眼”。突破射电望远镜百米极限这件事，令它有可能窥测到星际之间的互动信息，实现对暗物质、中性氢、黑洞的信息观测，推进人类深入探索宇宙起源、演化。

追溯其建设之初，单选址就耗费了13年。1994年开始，南仁东带领建设团队，踏遍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小洼坑，对300多个候选洼地进行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的多学科探讨。那会儿，他们常常走在荒山野岭里，连条正经小路都找不到，每天最多走一两个洼坑，晚上返回县城，白天再继续跋涉。13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积累出一项项珍贵的考察数据，南仁东也在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周边县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了他，打趣说这个家伙好像在这发现了“外星人”。

 “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建设FAST的台址。”只有一步步度量过，南仁东才能这么有底气。

初期勘探结束，当大部分工程人员返回原有的工作岗位，南仁东却还在满中国东奔西走。面对偏远地区山路崎岖等诸多工程、技术问题，他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技术合作。他坐火车从哈工大到同济，再从同济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最终，在他的立项申请书上，20多个合作单位整齐地排列开来。他曾说过，“我要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在最初艰难的10年，他设法多参加国家会议，逢人就推销项目，与其问他去过哪些国家，倒不如说他还有哪些国家没去过。FAST项目就在他的逐日奔波中，渐渐有了名气。

在2006年的中国天文学学术年会上，南仁东介绍着这个庞然大物，“与号称‘地面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它的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未来20～30年，它将会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

 “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人。”姜鹏说，“这个庞杂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就像是为他而生。”作为南仁东的助理，在姜鹏看来他有些过于苛待自己，从FAST的实地搭建、可行性研究，到各个关键技术实验，他无一缺席。想要做到完美，想到达到顶尖，他甚至可以连续不眠不休地盯着编程记录，就一个细枝末节和工程人员讨论至凌晨。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之际，南仁东已罹患肺癌。他不顾众人反对，拖着病躯亲赴贵州，与首次“睁开眼睛”的FAST完成对视。谁知道，这一眼竟成了诀别。

南仁东的一辈子，都在“拒绝平庸”。“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广袤。”话语犹在，而他已渐渐走远，身后黯淡了一片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