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在察网上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沈志华2017年3月19日在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讲座的文章。个人认为，这九篇评论文章还算是比较全面的对于这个讲座的各个角度进行了剖析。

不过，沈志华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欺骗性，除了前面所说的符合苏东剧变以来的政治正确和某些人的大力扶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大量解密档案。很多人都误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具有权威性。笔者前几天写的《金日成真的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吗?》一文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美韩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留言宣称这些都不算是证据，只有沈志华手里的档案才是证据。沈志华也经常把这个作为自己的标榜。例如，在这次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讲座中，沈志华开头就强调自己承接了档案研究的课题：

【我们现在承接了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究》，大外也是一个工作站。】

档案研究真的可靠吗?不仅不懂历史的很多人喜欢被这种解秘档案弄出来的秘史唬住，甚至历史学界很多圈子里边的人也自认为档案是历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核心。然而事实上，依托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并不是始终具有权威性的，而19世纪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所衍生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以前，档案只不过是众多历史材料中的一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崇高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以德国的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把档案提升到了历史学研究的中心。今天，史学界强调档案的作用性的观点非常流行。诸如沈志华就明确表示，不使用档案，就不让他带的博士生开题(虽然沈志华只有初中毕业，但是现在的确是一个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即使是开了题，也不让通过：

【我现在研究生挺多的，加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个。有些学生我从本科开始就看中了，从硕士、博士一直跟我学，我从头开始教他们研究方法。做我们这行，首先要有兴趣，没兴趣做不下去。兴趣主要靠学生自己。第二就是方法，老师的责任就是传授研究方法。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就是怎么找档案、怎么解读档案。我刚去华师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学生写论文都用二手资料，不用档案。这在1980年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刚刚开放，可用的档案也不多，思想上也还比较保守。但到了21世纪，各国的档案都已经开放，德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的档案都能看到，你还蹲在图书馆里看二手资料，就是给中国学术界丢人了。所以我的原则是，不用一手档案就根本不让你开题，即使你开题了，我也不能让你的博士论文通过。现在，华师大的学生就形成了很好的风气。至少我们冷战中心，从选题开始就先看材料，如果没有相关档案就不能选这个题目。】

其实，如果是我们跳出某些历史学界政治正确的话语，就会发现档案并不是真的可信的，甚至其可信度在众多的史料当中属于是偏低的一种。笔者在去年的一篇谈沈志华利用档案发明创造历史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一下关于著名反共人士沈志华研究的所谓解密档案显示历史的真相是金日成挑起战争这种流行的说法。其实，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受众面越小，可信度也就越低，改起来也就越容易。比如说，一个学生考试没有及格，他毕业的时候很容易让老师把档案改一改，但是他却无法改掉当时他没有及格的新闻和在同学们心中的印象。另外，在档案公布的时候又有非常高的选择性。比如说，有三份档案，第一份说的是，金日成表示面对美韩的压力，为了国家的统一，要做好战争准备。第二份说的是，金日成表示韩国发动了战争占领了海州，朝鲜准备自卫。第三份是说的是，金日成表示朝鲜节节胜利攻占汉城。那么，如果要是公布档案的人不喜欢金日成，完全可以只公布第一份和第三份。这样一来，明明是南方挑起了战争，就变成了金日成挑起战争。

历史的书写本质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而这种话语权垄断性越高也就越容易被操纵。所以档案尤其是秘密档案这种垄断性最高的东西，只能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并不能表明历史的真实。或者说，解密档案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只是解密者对于历史的宣传而已。相反的，新闻虽然也可以作假，但是因为受众面非常广泛其作假的难度要大得多。在第一时间发生的新闻，如果要是各方面的看法和报道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时期，舆论操纵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对新闻进行修改。所以，战争开始时各方的报道均是认为韩国大举进攻占领海州这一事实是不能被沈志华用所谓解密档案推翻的。】

如果是朋友们还觉得难以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举沈志华自己作为例子，在上一篇评论文章中，笔者其实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沈志华自称关于自己的档案是不可信的。百度百科上沈志华的相关介绍是这样的：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 。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30多年前自己的“档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时他是部队里的技术尖子，却始终入不了党，最后被勒令复员。当时，团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

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档案里的那份东西不拿掉，你永远都没有前途。”原来有人揭发沈志华曾经杀过人，部队虽然查无实据，但却将这份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

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问“你认识我吗”?对方说不认识。表明身份后，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瞎编的。沈志华让他写了证明材料，这才把“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因此，如果要是我们做一个关于沈志华的历史研究的话。在四十年前的时候，查阅沈志华的档案，就会发现沈志华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而今天查阅沈志华的档案，就会发现沈志华不仅从来没有杀过人，而且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博士生导师。同样是依托于档案研究沈志华，就会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以小见大，从沈志华自己的例子中就可见利用档案研究历史是多么不靠谱。

另外，依托档案研究历史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关于档案的编写者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因此初始的档案必然是对于档案的编写者有利的。比如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关的一些档案，本身就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为了后世的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所保留下来的。如果要是斯大林觉得某些材料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不存入档案，斯大林和其他的苏联领导人都是有这个权力的。因此，如果要是斯大林时代那些档案全部保留下来并且解密了的话，必然会得出一个斯大林英明伟大的结论，因为这些档案本身就是斯大林等人为了后人研究历史而特意保存下来的。

但是，为什么沈志华和今天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用所谓苏联的解密档案，把斯大林研究成了一个魔鬼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些解密档案已经不是原初的了，也不是全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这些所谓档案解密的过程中，本身就加以了一重选择。而沈志华在购买档案和通过档案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又加了一重选择。经历了双重选择之后，档案已经不再体现档案编写者的意志，而体现档案公布者与档案使用者的意志。于是乎，本来斯大林特意保留下来证明自己英明伟大的材料，却被今天的这些档案揭秘者们用来把斯大林证明成了一个魔鬼。

其实，用档案证明金日成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要比用档案证明沈志华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要不靠谱的多。因为包括沈志华本人都承认，最初的原始档案的确记载了沈志华是一个罪大恶极杀人犯。而沈志华那些关于所谓证明斯大林挑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档案，显然不是最初的没有经过选择的原始档案。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档案为主要材料研究历史其实是一种很不靠谱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的方法。那么，为什么历史学界近年来非常看重档案的作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重视档案有利于某些高级学者对于舆论话语的控制，或者更明确的说，是有利于有钱有势的人对于舆论话语的控制。

比如说，笔者在以前的评论文章中谈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沈志华说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二战以后跟着苏联的都穷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改革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假如沈志华说这句话来源于《邓小平文选》或者《邓小平年谱》，那么我们只要随便一查就会发现，他是在胡说八道伪造邓小平的讲话。但是，如果沈志华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来自于一份秘密档案，那么我们不可能把邓小平相关的档案全看一遍，甚至连看其中任何一份档案都很困难。于是，档案中究竟有没有记载这句话，就完全是掌控档案的几个专家可以自由发挥的。

简而言之，以档案为中心研究历史，其实是提高了历史研究的门槛，特别是增加了对于发明创造历史的专家们进行批判的成本，而降低了有钱有势的人通过选择与篡改档案来掌控历史的成本。甚至某些人只要是有钱，能够花钱买到一批档案，马上就可以从一个识字不多的初中生成为历史学大师。沈志华本人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因此，档案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至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绝不是偶然的。

另外，档案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某些人渴望阅读秘史的心理。一些人总觉得掌握一点儿隐私秘史就可以高人一头，这种下流的市侩心理也是资本控制器之下消费主义掌控学术的一个重要基础。说到底，依靠各种秘密档案研究出来的历史，无非是打着历史学标签的地摊文学罢了。

当然，并不是说档案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使用档案研究的历史，必须要明白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档案必须是公开的可验证的，最好是低成本可验证的，研究成果才是有价值的。所以笔者多次呼吁，希望沈志华能够把自己家里的那些档案扫描到网上。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验证沈志华所说的出自某某档案到底对不对了。如果要是像现在这样，所有的档案都在沈志华家里，要经过沈志华本人同意才能去看，不同意沈志华观点的人根本看不到，那么这种无法验证的档案，其实际价值是近乎等于零的。

第二，是在使用档案做历史研究时必须要明确，档案并不是真正的客观的，没有偏见的，相反，其主观性在历史材料中恰恰是最强的一种。档案的编写生成过程其实就是编写者用来给后人研究自己的相关历史的，因此必然会体现编写者的意志。而档案的管理过程与档案的紧密过程，同样是档案的管理者与解密者精心选择的一个过程，体现的是相关人士的意志。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进这两方面的因素对档案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对于档案的影响更加明显。当然，对于解密档案使用者的主观性，这个就更加不需要笔者再重复一遍的了。

第三，使用档案研究历史只能将档案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材料，而不能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材料。其中的一个原则是，公开程度越高，验证起来越容易的史料，相关的研究成果可靠性也越大，其价值远远高于使用档案一类的垄断性史料研究出来的成果。因为档案的垄断性决定了其修改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公开性的史料。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沈志华是否杀过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依据七十年代的原始档案里面记载了他杀过人就断言沈志华是个杀人犯，也不能依据今天的档案里面记载沈志华没杀过人，就断言沈志华杀人问题是一个冤假错案。这两个时期的档案都只能做一个辅助的参考，到底沈志华杀过人没有，还需要我们经过实际调查，以及多渠道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