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广：日本人历史观的深层分析

点击：作者：崔世广来源：《东北亚论坛》发布时间:2015-06-03 1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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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不断升级，与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日本的错误历史观，既根源于战后处理的不彻底，也受到政治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与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着内在关联。抵制批判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

　　随着日本以修改战后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为主要表征的“正常国家化”不断提速，历史问题也成了日本特别想超越的问题，近年来由日本挑起的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如何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应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挑战，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日本人的历史观做一些深层分析，其现实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一、日本：在应忏悔的历史面前

　　众所周知，日本在近代走了一条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74 年进犯台湾，1894 年挑起甲午战争，1910 年吞并朝鲜，1931 年策动“九一八”事变，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遍及整个亚太地区。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统计，仅日本侵华战争就给中国人民造成3 500 万人的重大伤亡，其中死亡2 000 万人；如果按1937 年的比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 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 亿美元。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不仅残酷镇压抗日志士，还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犯下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侵占南京时，屠杀中国军民30 多万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还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等等。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暴行，同样也是罄竹难书。

　　那么，日本在战后是怎样面对这一历史的呢？

　　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战败和处于美军占领之下，日本不得不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在各交战国设立的战犯审判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美国虽然不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也不能不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算。但是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目的考虑，不顾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国家的反对，开始策划缔结片面媾和条约来结束日本的占领状态。1951 年9 月8 日，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该条约于1952 年4 月28 日正式生效。但就是在这一偏袒日本的媾和条约第11 条中，也明确记载：“日本接受在日本领土内外之‘远东国际军事法院’，与‘联盟国战争罪刑法院’之判决，并承诺将执行就前述拘禁于日本之日本国民之判决。联盟国对前述拘禁犯之赦免、减刑与假释，基于单一或多数联盟国政府之个别考量，或基于日本政府之建议，得不予执行。受‘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判决确定者，除经法庭之联盟国政府代表多数议决，以及基于日本政府之建议，得不予执行。”［1］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政府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向世界承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以及应该受到的审判的。

　　但是，尽管日本政府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对外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在国内非但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和谢罪，还于1953 年在日本第十六届国会上，修改了以对旧军人进行补助为目的的《援护法》。根据这一修改后的法律，对受刑战犯的遗族也发给“遗族年金”。此后，靖国神社与日本政府厚生省串通一气，不仅将受刑的乙丙级战犯（1）亡灵祭祀于靖国神社，还于1978 年10 月17 日，趁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 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这为以后靖国神社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另外，日本政府还在国内一直公然进行与东京审判内容相反的教科书审定。日本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建立了以行政手段审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露骨地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干涉。1958 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基准进行修改，为“教科书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不断被曝光，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1982 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删改和淡化有关侵略的记述，酿成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当时，修改后的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他国的行动说成是“进入”，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愤慨。由于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的强烈批判，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宫泽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邻国。1982 年11 月份，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表示“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1985 年8 月15 日，中曾根康弘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韩等亚洲国家强烈抗议，中曾根也不得不中止了参拜。1993 年8 月4 日，围绕慰安妇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二战期间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以及强征“慰安妇”史实，并表示反省道歉。1995 年8 月15 日，即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 周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有名的“村山谈话”。该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当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需要，是在当时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造成的，并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而且，就连这样的有限进步，也受到各种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正是在右翼势力的阻挠下，在战后50 周年之际，日本众议院通过不伦不类的所谓“不战决议”，由于其未能正视侵略战争的历史，遭到了日本和世界各地舆论的强烈谴责。与此相联系，日本在战后由国家对战争中阵亡者的遗族等给予了高额补偿，但一直拒绝对原殖民地的随军“慰安妇”、被强制服劳役者等以国家的名义给以正式赔偿。另外，就是在1995 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公然跳出来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如原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等，这些人与民间右翼势力一起，竭力抵制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曾掀起过一股不小的逆流。

　　1996 年以后，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更是日见嚣张。从2001 年开始，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连续6 年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近年来，日本政界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不断升级。2013 年5 月，日本维新会

　　代理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然表示在当年战争中“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为战前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制度辩护；2013 年12 月，安倍晋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13 年至2014 年，在靖国神社的春秋大祭期间，日本上百名众参两院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联系到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新动向，这必然引起日本国内正义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极大警觉。

　　二、与德国的巨大反差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同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德国，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却与日本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鲜明的对照。

　　战后，民主德国自不用说，就是在联邦德国，也对历史采取了比较负责和反省的态度。战后初期，盟国军事占领当局对纳粹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给以严厉惩罚，这对铲除纳粹的主要骨干力量、推进战后德国民主制度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其后德国也一直依靠社会力量搜查纳粹残余，然后送交国内法庭审判。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由于认真揭露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使有纳粹背景的政客在联邦德国受到很大压力。这种立场鲜明、除恶务尽的做法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 年，联邦德国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表示忏悔和谢罪，博得波兰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1985 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著名讲话，再次表明了对纳粹德国罪行的反省态度。

　　冷战结束后，针对右翼分子的猖狂活动，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政策。1994 年5月，德国国会修改了刑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事实都将被判罪，根据这一法律，否认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在德国已经被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因此，战后至今，虽然德国右翼分子依然存在，但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能达到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的地步。1995 年，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明确表示，德国人将牢记纳粹以德国人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德国领导人又重申要牢记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2013 年1月27 日，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上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应该一代一代保留下去。”［2］

　　德国政府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不仅向战争受害国认罪进行赔偿，还向犹太人以及强制劳动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德国国会还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基金对过去纳粹德国强迫服劳役的受害者进行赔偿。2000 年7 月，德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创立“记忆、责任、未来”基金的法律》，用以解决百万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2001 年5 月，德国众议院同意解冻100 亿马克（相当于45 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向受迫害的劳工幸存者们支付赔偿金。［3］德国的天主教会、新教教会以及一些企业，也与政府一起或以独资的方式给被强制劳动的人以补偿。根据美联社2012年的报道，自1952 年以来，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赔偿已经超过700 亿欧元。2013 年5 月，德国财政部承诺将在未来4 年内，向分布在全球46 个国家的5.6 万二战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赔付7.72 亿欧元（约合62 亿人民币）。［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如实地写入教科书，用以教育下一代。在战后50 年之际，德国在4 月份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悼念各地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同时，还通过电视、电影等放映有关节目，图书馆展出有关文件与资料，各种社会团体举办各种活动，来全面揭露当年的纳粹罪行。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 周年之际，作为当年的加害国，德国政府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以牢记和反省历史。现在德国全国有上千这样的纪念设施供人们参观学习，德国教育法还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括足够的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德国对二战历史的道歉和反思，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正如李乐曾所说，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也有一个过程，其自觉意识的产生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即包括盟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还包括德国国内存在较强大的左翼力量、欧洲传统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德国人思辨的民族特性等，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和对时效问题的辩论则发挥了重要影响。从战后欧洲的历史来看，“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复兴和进步，德国人在反省纳粹历史问题上的自觉意识及其传承是其主要动力。”［4］

　　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由上可以看出，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之所以与德国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

　　首先来看历史方面的原因。人们知道，战后对日处理是在美国的控制下，按照美国的意图和需要而实施的，这主要体现为审判战犯和整肃。但是，无论东京审判还是对所谓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与日本的实际战争犯罪规模相比，其惩处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并没有形成对军国主义势力的彻底清算，从而使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逍遥法外。最重要的是，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且在新的宪法体制下保留了天皇制，显示了美国战后对日处理的极不彻底性。

　　特别是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推行一条扶植日本、将日本纳入西方反共阵营的政策，致使许多民主化改革虎头蛇尾、半途夭折，有关战争责任和赔偿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1949 年和1950 年初，原被判了刑的战犯获得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侵略罪行的人重新返回政界和财界担任要职，如有甲级战犯嫌疑的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

　　另外，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仅仅是从国际法角度出发的国际审判，而没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犯罪和国内责任。在德国，“乌尔姆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等重要审判起到了一种对国民进行纳粹历史再认识和再教育的作用，德国人经历了一次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启蒙，虽然这并不是审判的初衷，但却是它的最成功之处。”［4］而日本却没像德国一样设立国内法庭，来追究战犯们的国内责任。这不仅从法律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完善的，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引起日本国民对战争性质认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不但许多政客元老和各种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不断进行翻案活动，而且一些群众也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与日本的战后处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看现实方面的原因。在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不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大国主义思潮”开始膨胀。一些人为了在国民中培植日本民族在世界上的优越感，千方百计想抹去侵略历史给日本留下的不光彩的一页。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无视其他国家在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将那场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的圣战。他们自以为采取“鸵鸟政策”，就可以掩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侵略历史就成为具有“正当性”的了。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国民意识保守化现象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否认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历史观开始卷土重来、不断蔓延。

　　1996 年，自民党重新回归政权核心。1999 年一年内，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三法案，以及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国旗国歌法等；2003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相关三法案”；2004 年，又通过了《自卫队修改法案》、《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案》等七项“紧急事态基本法案”；2006 年，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也获得通过。2012 年12月，一直志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自民党重新夺取政权后，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2014 年7 月1 日，安倍内阁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公然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切均表明，战后以来的禁区正在被打破，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也在动摇，日本正在加速向所谓“正常国家”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右翼及保守势力企图从正面突破历史问题，以便尽快翻过日本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安倍鼓吹“侵略定义未定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否认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就是这股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冷战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政治低迷、社会充满不安气氛，又使日本国民对未来失去自信，成为滋生狭隘民族主义的温床。这使右翼及保守势力企图通过美化战前历史，来“寻回自尊”、找回自信，实现“重振国威”的目的。近年来，否定战后以来的民主化教育，强

　　调和灌输国家利益至上和发扬爱国心的民族主义主张，开始得到不少日本人的响应。在经济低迷、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时候，企图靠反省战后的和平道路，给战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以“正当性”，来号召和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一体感，以此渡过难关，这就是当前日本一些苦于无法救治“日本病”的庸医所开出的一副药方。安倍鼓吹“侵略定义未定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国内的社会现实。

　　四、文化心理值得反省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观也有内在联系。

　　曾经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本达说过，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宗教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5］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日本文化中并没有“原罪”的观念。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与西方的“ 罪恶感文化”相对，日本文化是一种“ 耻辱感文化”，“ 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6］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日本人信仰的神道教中，没有一神教世界那样的普遍、绝对的神，神道中的神都是具体的、共同体的神。与此相联系，日本文化中没有大同思想之类的终极理想和信仰，日本人缺乏基于普遍标准的价值观和道义感，善恶标准是相对的，是以共同体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不管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已有国际定论的问题上，也往往只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考虑，缺乏相应的国际关系常识和道义原则，很少认真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与此相联系，日本人被害者意识过剩，而欠缺加害者意识。在日本政府错误言论及态度的影响下，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表现在极力否认自己的加害事实，对铁证如山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提起战争往往首先想到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苦难，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由于日本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损害，而不愿提及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

　　另外，日本传统的历史观对历史认识问题也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历史观认为，所有历史都是自然而然展开的，而不是人可以左右的，都具有合理性和正统性；人的作为不能改变历史的运势，人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只能服从、顺从。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那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对亚洲的战争和对美开战是不得已的，最后战败只是属于实力对比和实际决策失误问题，而不属于侵略、被侵略的道义和价值判断问题。由于历史都是自然的、顺次展开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反省，过去的事就应该付之东流。

　　还有，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未能得到彻底清除，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死灰复燃之势。特别是由于战后日本在历史教育上的失误，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年轻人中不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之人，对待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人仍然顽固地认为，凡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为国捐躯，都成为“英灵”，理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祭祀。再加上战争遗属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父兄们曾经侵略他国、犯有罪恶的事实，在右翼势力的蛊惑下，也易于同情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遗族甚多，使靖国神社影响很大，有的右翼保守政客也利用这一点，以参拜靖国神社争取选民。

　　五、两种历史观的较量将是长期的

　　面对日本政府和一部分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态度，日本社会和国际上的正义势力一直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并曾取得过可喜的成果。

　　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因日本文部省将自己撰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为“不合格”，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了两次教科书审定诉讼。在长达32 年的诉讼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地方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先后做出10 次判决，除了2 次驳回2 次败诉外，家永三郎有6 次胜诉和部分胜诉。在1997 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中，家永虽然不是全面胜诉，但承认教科书审定中存在违法，这是不可轻视的胜利。

　　家永三郎教授为了正义和真理，不屈不挠地斗争了30 多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这样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家永先生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之外，与日本社会良知之士的长期、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教科书诉讼运动中，日本历史学界、教育界和民间学术团体发挥了巨大的后援作用。很多知名历史学界人士、市民和青年学生与家永先生一起长期坚持斗争，成为家永先生的坚强后盾。

　　正是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的力量的强大压力下，以20 世纪80 年代教科书事件为起点，日本政府关于历史认识的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即开始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承认侵略行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的策略。如前所述，1982 年11 月，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与此同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从80 年代中期起开始不断改善。到80 年代后期，日本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1983 年文部省的审定中被责令删除的“731 部队”也出现在了部分教科书上。而且，从1985 年起，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惯例。另外，从1994 年开始使用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以及从1997 年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都毫无例外地记述了“随军慰安妇”。应该说，这是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国民运动和以亚洲为主的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批判所带来的重大成果。

　　当然，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有限进步，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是在当时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的，绝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这不仅表现在内阁大臣往往与政府的表态背道而驰的“一个政府两种调子”上，也表现在有些政府领导人公开发言与私下表态、执政时与下台后的言行两张皮上。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倾向加剧，日本国内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日渐退潮，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另外，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应也开始淡化，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问题逐渐风化。这为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错误历史观的回潮和泛滥，为侵略历史翻案谬论的猖獗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问题的升温绝不是偶然的。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韩国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还极大地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再联系到日本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新动向，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对日本政治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和抵制。（2）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亚洲和世界正义力量，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就目前来看，尽管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日本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与错误和反动的历史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

　　历史是与现在、未来相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中，可以察知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安倍上台前后，曾狂言要“夺回强大的日本”。［7］但按照他的解释，所谓的“夺回”就是“从战后的历史”中“夺回日本”。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否定战后发展路线，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自然是其核心，而为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也是其重要一环。由此来看，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掀起的历史翻案逆流充满了危险。

　　历史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没有正视和反省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为了获得亚洲和世界人民的信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必须遵守基本的国际信义，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抵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的未来，也关系到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因而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1）按照1949 年1 月19 日生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条例”对战争犯罪类型的规定，甲级战犯是指违犯了第五条甲项“对和平的犯罪”的罪犯，乙级战犯是指违犯了乙项“通常的战争犯罪”的罪犯，丙级战犯是指违犯了丙项“对人道的犯罪”的罪犯。在日本，甲级战犯、乙级战犯、丙级战犯一般被称为A 级战犯、B 级战犯、C 级战犯。

　　（2）2014 年，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整理了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已经正式出版了《铁证如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4 月）一书；从7 月3 日起，中央档案馆将正式公布45 个日本战犯的供词，这些都是对日本歪曲美化侵略历史行径的直接而有力的驳斥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