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6日，北京东直门医院接诊传入北京的“第二例”非典患者，11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青年主治医生段力军牺牲。可是，同样参加接诊的急诊科主任刘清泉的经历却很神奇。他也发烧被隔离，但他在发烧前就开始喝中药，发烧后继续喝，两天后烧退了，连“疑似”的症状都没达到。刘清泉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曾获北京市抗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获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

奇迹不止出现在刘清泉一人身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两个中医院：东直门医院和东方医院。东方医院得知东直门医院遭袭击，紧急购买了20台呼吸机，最后一台也没用上。因为收治的1100多例发烧病人，没有一例发展为重症，没有一例需要使用呼吸机。他们创造了：零死亡、零感染、零后遗症。不仅是全院医护人员零感染，所有勤杂人员、住院病人都无一例感染。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就给全员，包括所有住院病人和收治的发烧病人用中药，最后在千余发烧病人中只出现22例确诊和疑似，继续用中药，全部在轻症阶段就好转了。

奇迹在继续。东方医院成为北京战场参加了抗非典而始终无一减员的唯一集体。于是，东方医院有几十名医护人员被派往4个定点医院去支援，全部在最前沿，全部安全归来，始终无一人感染。其中，去长辛店医院援建定点医院，他们把“喝预防中药”带到了长辛店医院，那里的西医和护士听说东方医院医护人员喝这中药无一人感染，宁可信其有用，也喝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没喝，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集长辛店的400多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上述情况得到了吴仪副总理重视。东方医院被指定去支援小汤山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小汤山医院实施。不仅病人喝中药，医生护士也喝中药预防，取得很好效果，收治了680名非典患者，死亡率仅1.2%，1200名军医零感染。

上述这一切，不是我今天才写的，我当时就写了发表在报刊，直至写出一本书《非典启示录》出版。

千真万确的中医治疗奇效，不是不为人知，只是罕为大众所知。那时人们都被西医救治吸引。中医院也会采取西医治疗非典。在广州抗非典牺牲的叶欣，是多么优秀的护士长啊！3月11日叶欣被送进ICU，25日凌晨1点30分停止了呼吸。她在ICU有两周时间。她就奉职于中医院却用的是西医治疗。

从那时至今，ICU都被视为救治非典或新冠重症的最佳设施。邓练贤是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的党支部书记和传染病专家，他感染后被转到钟南山主持的ICU，就在这个ICU去世。钟南山主持的呼吸病研究所及ICU收治病人88例，死亡10例。起初中医没有介入，后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介入治疗71例，死亡只有1例。

与叶欣同时感染非典的另一位护士长邓秋云，起初也是用西医治疗，高烧不退，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知道后，让她停止使用抗生素等西药，完全采用中药治疗。邓秋云喝中药，症状缓解，完全康复。邓铁涛那年87岁，他就是在2003年上书中央力荐让中医介入救治非典患者的老中医。

广东战场还有一位比邓铁涛大两岁的老中医刘仕昌，也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两位老教授的中医造诣在该大学深具影响，该大学附属一院用中药治疗收治的73例非典患者，全部治愈。创造了四个零：患者零转院、病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康复者零后遗症。这样的治疗效果，不仅是钟南山的呼吸病研究所做不到的，也是全世界的西医都做不到的。

广州有位周姓患者于2003年1月30日入住中山二院呼吸科，不到48小时引爆了二院最早的医护人员集体感染；接着转到中山三院传染科，又引爆三院天昏地暗的感染；又转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三家大医院接力抢救这位周姓患者，直接感染的医护人员59名，直接和间接感染的超过130名，形势非常严峻。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果断邀请老中医刘仕昌。

刘仕昌带着弟子到第八人民医院参加会诊救治。周姓患者终于在第八人民医院获新生，于3月19日康复出院。刘仕昌的中医治疗，非止帮助了周姓患者一人，第八人民医院有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收治的非典患者占到广州全市患者的四分之一，成为广州战场收治并治愈了最多患者的医院。唐小平是当年广州市级医院最年轻的院长，他本人是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专家，非常时期他携手中医的眼界和胸怀，比他拥有的医学水平更高明。刘仕昌开出的一个药方还迅速传遍广州，民间自行购药煎服，作用不可低估。

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最震动世界的大约是公元六世纪爆发于东罗马帝国的鼠疫，鼠疫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了两个多世纪，约夺走一亿条生命。此后，鼠疫再次爆发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前后三百年间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爆发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至少2500万人死亡。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爆发过传染病，但未出现过欧洲黑死病、西班牙流感那样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惨烈程度。不是中国人体里有特殊的免疫力，而是有中医抗疫救世的大智慧。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里“治未病”的思想，就是从大瘟疫惨烈的死亡里催生出来的。

中国古籍对“疫”解释为“民皆疾也”。疾字里有一个“矢”，意为人像被箭射中。《黄帝内经》说：“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是会迅速击中万民的急性传染病。自人类建立定居生活以来，大疫可导致灭村、灭族、灭国。对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仅靠医疗是无法应对的。最好的拯救方法就是保护尚未染病的人，“治未病”的思想产生。这使中国人很早就发明出“隔离”——把患者和尚未染病者分开，阻断传染。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病，已见于商朝的国家甲骨档案。云梦出土的秦简《封诊式》可见秦国已有对麻风病报告、鉴定、隔离的制度，并有收容患者的“疠迁所”。东汉王充《论衡》有“温气疫疠，千户灭门”之句。为阻断疫疠传播，东汉有“庵庐”、北齐有“疠人坊”，都是隔离疫病感染者的场所。唐代武则天时的“养病坊”设在寺院里，收容染疫者，男女分住，给予供养照顾。宋神宗年间杭州“饥疫并发”，苏东坡在杭州建了很多临时病坊，供给患者中药和饮食。《宋史》有一篇《滕元发传》，也讲宋神宗时滕元发为防疫召集城中富家出钱，在城外废营地建简易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苏东坡与滕元发做这事，大约可称当时的“方舱医院”吧。

《晋书》中有一篇《王彪之传》，讲永和末年大疫流行，朝廷规定，朝臣家有三人以上染疫者，官员即使本身没病，也要居家百日无恙方能上朝。这是对“密接”的防控。注意到公共卫生恶劣会滋生传染病，《周礼》已有“路厕”的记载。汉代所称“都厕”指都城已有公共厕所。

这些举措都基于“防重于治”的思想。大疫流行，损失民力，政府不但损失税赋，也难保军备。“防疫”便是政府要务。防重于治，不仅关乎医学，且关乎政治，是中国文化里的大智慧。

我初次接触到哲学，是在阅读中医学著作的时候。那是在当知青的岁月，我买了《中医学基础》，还买了《中医学新编》《汤头歌诀白话解》《药性歌括四百味》《中草药验方选编》等，读进去，就接触到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八纲辩证。人类是在地球上受着太阳与月亮悠久的影响而形成的生命体，中医学以阴阳为核心来研究人的生命运动，多么高妙。我第一次惊叹地注意到了表里、内外、虚实、动静、温寒、悲喜、刚柔、强弱、生死等等，一切都是运动的、辩证的、可相互转化的。一切都在中国哲学的照耀下，与整个宇宙有着多么恢宏的呼应。

健康二字，当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何谓健？《易经》第一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的健，讲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人遵循这规律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饮食男女皆有度，生命便自强不息。何谓康？《尔雅》说：“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这里的“四达”指四面都通的京衢大道，“五达”指五面都通，“六达”指六面都通。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称“康庄大道”，就是指比古代京衢大道还要宽广的大道。为什么选“康”来表达人身体好的状态？人体有五脏，五脏都通畅，就叫“五达谓之康”。合起来看，像天体运行那样有规律地生活才有“健”，五脏运行皆通畅才有“康”，这就是中国文化讲的健康。

《黄帝内经》的大智慧首推“治未病”，中医由此把医分为上医、中医和下医。

上医治未病。这未病不是没病，而是有危害身体的坏毛病了，比如熬夜、暴饮暴食等违背健康规律的坏习惯。不纠正，就要危害身体了。这治未病，就叫卫生，护卫生命。

中医治欲病。这是由于在上一个层次失守，身体出问题了，这时虽然没有倒下，但这里或那里疼痛已经像敌人攻进了你的身体，你要像保卫祖国那样起来保卫你的健康了，这就叫保健。

下医治已病。这是需要治疗了。

上医、中医、下医，也可理解为维护生命的上策、中策和下策。上策讲卫生，中策讲保健，下策讲治疗。

西医也有防疫，比如预防传染病的疫苗。但西医更专注的是医疗，最擅长的是临床医学。“临床”二字，形象地道出患者是病倒了，医生来到病床前给你治病。

通读《黄帝内经》，我注意到书中极少讲药方，明白了这部医学经典主要不是讲医术，是讲医道。“治未病”，在于努力使人不生病。“防重于治”的思想指导着中医学，中医关注的是人整体的生命运行而不是哪一种病，因而中医方略是治本培元，保护和激发人体自身的自愈力，从而战胜入侵的病毒。

从中医学的哲学思辨里，我读懂了什么是标，什么是本，什么是外因和内因。还懂得了人体有了不起的自愈力。比如人体受伤，溃烂出一个洞，医生给予清创，防止感染，但没有什么药能让你长肉。是你自己身体里逐渐长出肉来，长到同皮肤一样平，就不长了，然后会长上皮。你看多神奇。这靠什么？靠人体自愈力。

关于中药的治疗，早先我看到每一味中药都写着归心经或归肾经之类。我感到玄乎。难道这味药会自己通往心或肾？某天，突然想到，吃辣椒是辣嘴巴，吃芥末一下就冲到鼻腔去！这不是辣椒和芥末自己跑去的吗？从此，我对古代中医药学家是怎么弄清每味中药在人体内部的通道，充满敬畏。

我至今能背诵出茯苓的药性歌诀：“茯苓味淡，渗湿利窍，白化痰涎，赤通水道。”知道它归心、脾、肺、肾经。茯苓有白和赤两种。白茯苓善于化痰涎，赤茯苓善于利尿。

何谓痰涎？痰是呼吸道受到刺激分泌的结成团的液体，涎是没有结成团的粘液，包含着病原微生物，各种炎症细胞、坏死脱落的粘膜上皮细胞等。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肺还辅助心脏主持血液运行。肺对一身气血的作用，被称为“诸气皆属于肺”，还被称为“肺朝百脉”，认为气是血的统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中医还说呼吸在肺，根源则在肾，认为肺还有“通调水道”的功能。肺的呼吸是需有孔窍的，当孔窍为痰涎所堵，轻则感觉鼻塞，重则呼吸困难。堵塞严重出现窒息，五脏六腑得不到气血，就会导致各脏器工作机能衰竭，生命就结束了。

华中医科大学刘良教授曾主持做过新冠肺炎尸检，他在尸检报告中指出，死者胸肺有大量粘液，非常黏，这会导致患者呼吸窘迫。刘良教授也是西医，他用解剖证实的事实说：“我们必须对他的粘液进行稀释、化痰、溶解。”

中药里能化痰涎的不只是茯苓，如化橘红用于湿痰、寒痰咳嗽，既能燥湿化痰，又能温化寒痰，宣肺止咳。麻黄也能化痰止咳, 滋阴敛肺、运水祛湿。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不止是口鼻，皮肤也有呼吸功能，麻黄还能疏解肌表，促使发汗。这就是疏通肌表使皮肤也有通畅的呼吸。痰涎化开了，堵塞疏通了，五脏六腑得气血运营，生命自身就有了活力。这就是新冠肺炎患者往往在服了中药后，第二天就感到身体轻松下来的原因。

但有西医权威说：“不指望中药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但对轻症病人在改善症状方面有帮助。”给人印象是中医药只能对轻症病人有改善症状的帮助，重症还得靠西医的ICU。此说影响很广。

中医对重症、危重症究竟有没有作为？央视播过北京抢救一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医院在深夜急请老中医姜良铎会诊，姜老接到电话已近午夜零点。此时来电话该有多急！姜良铎火速赶到医院，病人在ICU危在旦夕。姜老迅速开方，医院很快熬出汤药给病人饲药，每小时一次，到清晨，患者醒来已有较平缓的呼吸，这不是起死回生吗！这不是孤例。2003年夏北京采用中药治疗之时，全市患者尚有1/3以上的重症，全用上中药，得以康复。

其实，最值得重视的是，中医并不是考虑如何抗病毒，中医只是遵循人体生命运动原本的需要，把阻碍、破坏、窒息生命运动的因素去除。譬如这次“阳”了患者讲鼻塞，使用了“水泥封鼻孔”的描述，可见堵得多厉害。其他头痛、眼痛、骨头痛、全身酸痛、呼吸困难等各种症状，根源均在肺部呼吸受阻，“诸气皆属于肺”，身体各部缺氧发出痛的强烈信号，受阻则不通，不通则痛。中医就是致力于疏通那“堵”，人体自愈力就能发挥出作为。

这告诉我们，应该知道就在自己生命的内部，存在神奇的自愈力。导致生病的因素只有两大类：内因和外因。

很多情况下，疾病是自己造成的（内因），比如生活不规律，熬夜、暴饮暴食、吸烟、饮酒过度等，只要自己不对自己搞破坏，生命就会健康运行。即使身体出问题了，只要停止对自己的破坏，自己体内的自愈力就会逐渐把身体修复。

传染病、车祸、战伤、受风寒、中暑、火烧伤、中毒等等、就是外因，去除外因损害身体的因素，补充和扶助受损身体所需，使自愈力发挥出作为，就是身体向好的景象。

在疾病导致悲观的时候，记住自身存在伟大的自愈力，认识自愈力、保护自愈力、去除有损自愈力的因素，与自己的自愈力做好朋友，就能重建信心迎接柳暗花明。

何谓高明？我以为高明不体现在高处，而体现在低处，体现在平易。能将天下难事化为易，能普惠众生，才叫高明。譬如日月在天，其高明体现在普照大地。譬如古代大锅煮药防疫，万民皆服皆益；武汉时期的清肺排毒汤适用于各型患者，重症可治，轻症不变重症就成批成批地康复，这不是祖国医学的高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