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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冬生:1956-1960年武汉 ​在毛主席身边帮助工作的梅白
点击:  作者:朱冬生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0-02-09 1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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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近期发生在湖北、武汉、黄冈的冠状病毒之灾疫,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心。在大灾大难面前,全国人民在习主席的指挥下,军民一心齐上阵,众志成城战疫魔。湖北人民、武汉人民、黄冈人民也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因而在此期间赶写此文,是我对湖北人民尽的绵薄之力!


湖北人民加油!武汉人民加油!黄冈人民加油!


顺祝各位元宵节快乐!

 

在革命队伍里有一项工作叫“帮助工作”,对于机关的同志来说没有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临时性和阶段性。一般都是下级机关的干部到上级机关帮助工作,职务低的干部帮助职务高的干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组织关系及供给关系还在原单位。帮助工作的同志看来是临时的,但对他后来岗位的调整,职务的晋升,领导职务的选抜,有着极大的先他性、照顾性。梅白就是一个从事过帮助工作的老革命,他帮助工作的对象就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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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白(1922-1992年)


我与梅白的相识,源起于我们对人民军队历史的共同认知。

黄冈专员公署所在地黄州镇是个历史名城,传说中是三国赤壁之战的主战场。黄州镇临近长江边的东坡赤壁是座名胜古迹,苏东坡的《赤壁赋》赫然雕刻在当年火烧赤壁的残垣断壁之上,火烧云般赤红的江岸石壁,仍让后世感受到近两千年前魏蜀吴三国的战争印记。

黄冈还是近现代史上人民革命战争的名城,出过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一位元帅,王树声、徐海东两位大将,二百位将军同一个故乡的所在地即为其所属的红安县。

黄冈是个革命老区,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军分区包括地县机关的老红军多,随便一个机关食堂的司务长或传达室看大门的,就可能是一个享受副县级待遇的老红军。

1980年到1984年间,我多次去湖北黄冈看望在部队干休所离休的伯父方轫和伯母蔡均。梅白此时是在黄冈安置的省管离休老干部。梅白和我伯父、伯母都曾是新四军的老战士,他们都不是黄冈本地人,同在异乡为异客,很自然的由战友而成为朋友。在梅白的眼里,我一个年轻的军队干部能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尤其能看到过上万篇回忆录,这让他羡慕不已。而他虽然十分关注党史和军史,而苦于缺乏资料,而我有,而且如此之多。梅白是新四军中出来的领导干部,他更在意于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共同的历史关注,使得我和梅白成为忘年交。

伯父方轫1941年在新四军《江淮日报》工作,毕业于抗大五分校,后到新四军三师报社任记者。伯母蔡均参加新四军比我伯父还要早。梅白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新四军组建之后,长期担任区委书记和在军分区从事宣传工作。此时的梅白,还未恢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杂志社副总编辑、大学教授的政治待遇。但这两位新四军年代新闻宣传战线上的战友,战后几十年,同在一个地区离休,这在他们的军旅人生当中也算得上是一件比较欣慰的事。

我伯父住在东门外干休所,而梅白则住在东门外的一幢丁头屋,正门开在屋脊山墙临近马路的这一侧。这是在两坡之间一块平地上建的住房。大门自然不能开在房子的正中,否则就开门见山了,只能开在顶头。用梅白的话来说,他的住房是门不正,路不顺。

黄冈夏日比较长,潮湿闷热多雨。到梅白家,坐的是小竹椅,用的是小竹桌子,竹器家具是黄冈人常用的家具。

梅白,我早就知道他曾经为毛主席帮助过工作,省委秘书长,本身就是大秘书,所以大家都称他为秘书,至于是毛主席的秘书,还是省委的大秘书,当时没有人去较这个真。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竟找不到任何一丁点可以与伟大领袖相联系的人物特征。

我初见的梅白,脸色苍白,少有血色。个子不高,走路一拐一拐的。

梅白说话风趣幽默,天生一副大文人的气质。我非常惊奇于他对我工作的熟悉,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正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星火燎原)发起的阶段,中央军委的决定,贺龙元帅的筹委会主任,元帅、大将和军队一些著名将领的回忆录相继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一年多的时间“30年征文”就收到四五万篇回忆录。这一切当然会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梅白,毛主席少不得要和他议及这件事关军队建设的大事。

1980年我见到梅白之前,他就知道我在全军唯一从事回忆录编著整理的部门工作。到了80年代写回忆录,一般都是对党和国家及军队有特殊贡献、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那个时候领导干部写回忆录,有两个关注:一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回忆的内容整理出来;二是把写好的回忆录尽早发表或出版。那个时候梅白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了。如何整理和写作,他是文字大家,不是问题。但他毕竟在“文革”中被关了那么多年,对领导干部写作出版回忆录的政策规定不熟悉,他希望有一个专业人士指点。我的出现,对梅白来说是一件意外的收获。

我深知但凡想写回忆录的领导同志,都想找一个他认为最可信任的人,先要讲述一遍自己想写回忆录的内容,以对方的肯定和支持来提振自己的信心。近40年来,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开国将领们的回忆录就是通过和我的交谈中写出来的。梅白也一样,每见我,都必谈他的人生经历,必谈他与旁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他想写,我也感兴趣的,就是他和毛主席之间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全力以赴的支持他写回忆录,并表示只要我能帮助的,我会全力以赴。他当年和我的谈话、告诉我的回忆史料,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事关毛主席的,解放军出版社审查极严,我也帮助他联系在北京的一些杂志社和出版社。我说到了,也做到了。即使后来,我伯父母离休迁居到武汉的干休所,我们也一直保持电话或通信联系,但凡他能请我看的,我都认真地提出了我的修改意见。梅白知道,但凡写毛主席的,都属重大题材,这类书籍和文章发表是有具体规定的,而我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所以我的意见他都是认真听的。
 
梅白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说到梅白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我听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是毛主席亲到黄梅县,正在听取县委黄书记汇报的时候,梅白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边走边嚷嚷,高声喊着县委黄书记打扑克牌,无意冲撞了毛主席与县委书记的谈话,因而引起毛主席对梅白的关注。

我编过警卫员陈昌奉、游好扬、机要员黄有凤、参谋人员郭化若、童陆生、叶剑英等人回忆毛主席的文章和书籍不计其数,从没有文章提及无关人员能随便闯进毛主席所在场所的。更何况,梅白此时是黄梅县县委的秘书长。毛主席来视察,县委书记作汇报,此时的县委秘书长应该是黄梅县接待毛主席这件大事的主要负责人,而身为秘书长的梅白竟然不知道,还捅出这么一个大漏子,结果不但没处理,反而得以重用? 

梅白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梅白亲口跟我讲过,我伯父母也给我介绍过,黄冈地区许多我认识的军队和地方红军老干部也都知道:毛主席经常去武汉,需要了解湖北的风土人情,湖北的历史文化,还有湖北的领导干部,最好身边有一个熟悉湖北情况的兼职秘书、联络员,做一点联络保障工作。毛主席要省委书记王任重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王任重非常慎重的千挑万选,最后向毛主席推荐了梅白。梅白当时的身份是合适的,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湖北人,长期在湖北工作,对全省的县以上干部是熟悉的。而且当时30多岁,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新四军组建时期的老战士,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精通文墨,熟记大量的古诗词和人文典故,自己也写过许多诗词散文,也是起草党内文件的高手。以“龚同文”的名义,在全国的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更重要的是梅白的谈吐得体,出口成章,语言风趣幽默。政治上比较强,对党忠诚老实,是王任重在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唯一不足的是说话太直,经常得罪人。毛主席听了王任重的介绍,同意调过来用了试试。这一试,就是四五年,就此改变了梅白的人生,也为梅白这位老革命家增添了无尽的辉煌。
 
毛主席和梅白在诗词中的应对

梅白是个性格外向、行事坦诚直率之人。

1958年,他陪同毛主席视察三峡,即兴写了一首《夜登重庆枇杷山》的诗:

我来高处欲乘风,

夜色辉煌一望中;

几万银灯流倒影,

嘉陵江比水晶宫。


毛主席和梅白在赋诗填词中的相互应对,确实显现出梅白的才气不凡。梅白后来在来信中告诉我这一列的过往,也豪气冲天,大有勇冠三军之势。毛主席看过也改过他的诗。如果是其他人,也可能就此罢了,梅白不是。每有诗作写成之后,他会立即兴冲冲的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此时游览三峡的兴趣犹在,一看到梅白写的诗,立即品评起来。毛主席对他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显出夜色之动态,也为“水晶宫”作伏笔,显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第三句“几万”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糊。“流倒影”则不如“摇倒影”,这也是为了显示夜影之动态。毛主席又说,采取对比手法,写嘉陵江不平铺直叙,要写得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因此,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改后,这首诗就这样组合:

我来高处欲乘风,

暮色苍茫一望中;

百万银灯摇倒影,

嘉陵江似水晶宫。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离别已有32年的故乡韶山,有感而发,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哭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要使人民百万年。


1959年,庐山会议之初,毛主席兴致盎然,对会议的期待信心满满,所以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即同意大会秘书组的提议印发《到韶山》一诗。此诗在会上一发,立即引起与会人员的广泛兴趣,品评欣赏者多,而鲜有批评,这是毛主席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独问梅白感觉。此诗梅白是早已熟知的,想法也有一点,如果主席不问,他也不会说,恰逢主席质询,梅白当仁不让,他很认真的向毛主席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中的“哭”应改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不妥。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的意见,将“哭”改成了“咒”,将“要使人民百万年”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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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这首诗便成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连连称妙,并尊称梅白为“半字之师”。

梅白是个不拘小节,行事狂放不羁之人,但这毕竟是伟大领袖对他个人的评价,毛主席周围,与他同道中人,哪一个不是志存高远、万丈豪情,又心细如发、谦虚谨慎之人。他也自知须得捂着盖着,因而梅白对毛主席给他颁的这个尊号,轻易不敢示人。当有中央领导相询,梅白也矢口否论,绝不敢承认。也只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才敢公开这一真实历史,并引以为傲。当时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也十分的佩服。

谈到毛主席在庐山、在武汉谈诗、论史、说经、讲典,梅白说,大多不在正式场合,晚上、深夜居多。毛主席经常把黑夜当白天,多在晚上工作,劳累之余,天热之时,也常常在自己驻地的院子里竹榻躺椅上乘凉休息,遇上合适的访客也谈天说地。一到夏天武汉的晚间特别热,毛主席常乘凉通宵,唯梅白能陪伴主席整宿。此时的梅白必光着脚丫,趿拉着木屐鞋,叭唧叭唧的在回廊里走动的声音,必定是梅白的。有服务人员劝阻梅白,梅白决不听。毛主席对他也能容忍,时间长了听不到他的木屐鞋的叭唧声,毛主席还不习惯。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武汉或庐山毕竟是毛主席的客居之地,找个人聊聊天,自然也是一件快意人生的事。但凡与毛主席对话的人大多唯唯诺诺,谨言慎语。唯有梅白不然,脑子也好使,掌故又多,也不怎么忌讳与毛主席的谈话是否要揣着多少小心,张口即来,深得毛主席赏识。所以如果要记录毛主席与梅白这几年间谈了多少诗词典故,恐怕连梅白自己也记不清。
 
关于黄梅戏的流传

1988年1月26日梅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撰文《毛泽东看黄梅戏》。

回顾他在1958年4月,湖北武昌东湖客舍,毛主席向他提出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梅白当时回答:“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

黄梅县与安徽宿松县交界,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荒到安徽,他们既唱黄梅调,又吸收了安庆地方民歌,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成为黄梅戏。

梅白的这个情况叙述,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过,梅白的这个说法,在黄冈地区很通行,当地人都这样说。

我去过黄冈多次,也去黄梅县看过黄梅戏剧团的演出。我当时去黄梅县看戏,是因为黄梅县黄梅戏剧团里有一批盐城籍的人,他们从江苏盐城流落到湖北黄梅,这些流落他乡的盐城人,有些人在家乡就是唱淮剧的,淮剧的音色腔调有许多地方是与黄梅戏相近的,我在2006年著书《东西方人居环境比较美学--欧洲·杭州·苏州》、2009年撰文《母校的梨花香》都曾讲过黄梅戏源于湖北的黄梅县,发扬光大于安徽安庆这个观点。而黄梅县的黄梅戏与我家乡盐城的关系,我也早已知之。我曾听黄梅县黄梅戏剧团里的湖北省的盐城籍的人讲过,一百多年前,应该是清末民初年间,有一批唱淮剧的盐城人离家避难,沿运河而到长江逆流而上至湖北黄梅县,为适应当地的韵味而将盐城的淮剧融入到黄梅调之中。今天的黄梅戏和盐城的淮剧在许多曲调上相近,应该是淮剧和早期的黄梅调融合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一融合恐怕比黄梅县与安庆县的融合还要早。历史上盐城移民迁徙至湖北黄梅,盐城的淮剧和湖北、安徽的黄梅戏有血缘关系。我今天回顾这一历史渊源,是因为最近在抗击冠状病毒期间,盐城感染冠状病毒有来自盐城籍的湖北人。为此,我致盐城市委宣传部薛万昌部长微信,希望盐城要善待来盐城的湖北人。我的微信是:
薛部长:

请你转告盐城市的领导:请盐城人,善待来自湖北五六十岁的盐城人。他们大都是盐城籍新四军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的父辈在战后留在部队或转业,政策原因,他们想回去不是就能回去的,到老了想回家,根已经扎在了湖北了,想家已经回不去了。

60年前我还知道,黄冈地区黄梅县黄梅戏剧团里面有一批唱黄梅戏的演员是盐城人,他们当年是出来谋生到了黄梅县,后来就开始唱黄梅戏,以为谋生,也不想回去了。到老了想回去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这里面可能也有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为父母寻根,到重要节日的时候都会返乡祭祖,或者回老家替父母在老家过节。

现在这个病毒让他们赶上了,又在家乡流传,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这是天灾。
善待他们吧,盐城籍湖北人的家乡,他们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我跟他们一样,都是盐城人在外的游子。

给他们关照,给我们关照,我们这些游子,将会记住家乡一辈子,只到几辈子。

看了盐城防疫通报之后的担心。

打搅了。

你们辛苦了!盐城市的各级领导辛苦了!

朱冬生

与李达的论争

1956年7月,梅白初到毛主席身边,时年36岁。这几年间,除省委书记王任重,到毛主席这儿来得最多的人就是李达。李达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是一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李达见毛主席的次数比较多,当然毛主席对他的评价也就多,争论也多,尤其对当时大跃进的看法,李达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当然会引起毛主席的不快,这些场景,梅白都是见证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和给我的信中,讲的都是真实的。
 
关于干部子女教育的担心

有一次,毛主席同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主席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梅白跟我谈过,延安时期的黄克功事件,解放后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开口就训警卫员、训哨兵,北京的一些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

这使得毛主席极为忧虑和担心,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梅白任县委书记前后与毛主席的几次谈话


梅白在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毛主席同他有过几次重要的谈话。

从1956年到1960年的四五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在武汉见熟人、看三峡、爬蛇山、登黄鹤楼、江边游泳、与当地党政干部的见面联系等一些日常秘书工作性质的事,大多都是由梅白承担的。

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毛主席告诉梅白,今后我来武汉的时候将会大大的减少,你的这个角色今后就不需要了。你要跟我走,就不要想当官,把“长”字去掉,做我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如果想当官,你就留在湖北。干脆下去,找个地方,当个七品芝麻官,还可以定期给我写情况报告,让我更多的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

北戴河会议后,梅白回来路过北京,见到邓子恢,说他要到县里去任县委书记。邓子恢对他说,“龚同文”(梅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化名)那样的东西就不要写了,下去要多写些实际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我说,我要做一个党所需要的、人民拥护的县委书记。

1960年10月,在武昌。湖北省委决定梅白任荆门县委书记,毛主席知道后,问梅白县委书记如何当?梅白说,我没当过县委书记,在抗日开始后,当了十一年的区委书记,经验就是要充分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毛主席说,我希望你到荆门以后,不能照抄照搬。你要定期给我写工作汇报,这是我给你的上方宝剑,你要相机行事,不能主观独断。

1962年初,梅白作为县委书记到北京参加了七千人大会。

春节来临时,毛主席告诉王任重,通知梅白到他家里去。毛主席一见到梅白就对他说,我留你们在这里过春节,愿意吗?全党领导干部在一起过春节少有,战争时期做不到,大跃进时太忙,现在集中起来过春节也比较难。毛主席接着说,现在全国一千多个县,县委书记在一起过一个微笑的春节也好嘛,你们回去也是过贫困春节呀!

后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邀请大家一起过春节。会后,毛主席又嘱咐梅白,第一,今后决不能骄傲,第二,不能偏离中央的路线,回去后要大胆的工作。
 
长于调查研究的梅白

梅白是个天生的革命家,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长于调查研究,习惯于文字记录和分析。我每去黄冈,他必带我逛黄州的农副产品市场。这个农副产品市场就在地委、专员公署眼皮子底下。“文革”前就有,“文革”中也未中断,梅白告诉我,“文革”前期,是因为有林彪,没有人敢取缔林彪家乡的农副产品市场。林彪倒台后,李先念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全国的经济工作,也没有人敢取缔李先念家乡的农副产品市场。

黄州镇不大,一个十字街就组成了黄州镇的版图。十字路口往北是军分区、地委、行署及党政军所属机关;十字路口往南是百货商场,南头横断马路的是大礼堂。以十字路口为中心的东西街比南北街长,往西是大大小小的商店、饭店和理发店等,西街走到头是江堤,大堤外就是长江,长江对岸是鄂城;十字路口往东沿山坡往上是东门外,东门外两侧山坡上星星点点别墅式的独立屋和大大小小的院落是军分区、地县委领导和一些离休干部的住房。

“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在黄冈影响不大。每天上午,十字街头往南街道两侧到大礼堂门前一片开阔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放在筐里、篮子里的是萝卜、青菜、香菜、韭菜、芋头、藕、荸荠、水芹菜、紫菜苔、荠菜和各种野菜;装在木桶、木盆里的是泡豇豆、泡辣椒等各种泡菜和酸菜;竹篓里有活的鸡、鸭、鹅;放在案板上的是猪、牛、羊肉;水桶、木盆里水花四溅的草鱼、鲫鱼、甲鱼、鳝鱼和各种不知名的长江鱼类名目繁多;放在各种粗布口袋里的花生、黄豆、红豆、绿豆各种豆类产品琳琅满目;粮食可能是属于统购统销产品,在这里没有,但其它各种农副产品应有尽有。

梅白带着我挨个在各个摊点进行讨价还价,其实他并不真买。他是通过每一个早上在与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感受当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价值观和风向标,此时的梅白整个是一个活脱脱的家庭主妇,机关大食堂的管理员,连队炊事班专门负责买菜的上士。他这一趟走下来就把当天的这个农副产品市场行情全都摸清了,回到家中再对全地区农副产品市场作阶段性的比较分析,整个黄冈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就给他弄得清清楚楚。那几年我一回回去黄冈,间接意义上的作用就是在上梅白的经济学课。梅白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他把苏联的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他讲得眉飞色舞,我听得是如醉如痴。

我对梅白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和方式极为欣赏,阶段性的比较分析之后再作出相应的结论比较客观公正。而梅白告诉我,他最得意之处是他离开毛主席到湖北荆门当县委书记的那几年,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写给毛主席的一份份调研报告,深得毛主席的赞赏。

我能想象得出来,像梅白这样一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和农民对得上口、谈得上话的,来自农村、经历过战争的社会经济学家,掌握的全是鲜活的素材,形成的调查报告,毛主席看了岂能不高兴?梅白告诉我,他给毛主席写的那些调查报告,功夫不在写上,功夫是沉得下去的调查研究。梅白告诉我,他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并不是次次都有批示的,每次都得待主席看完他的报告,或即兴批示,或与其他领导同志交谈之后才会作出相应的批示,到反馈给他一定是有些时日了。梅白是个很随兴的人,一旦他的报告老得不到回复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地说给他回话的田家英、胡乔木或杨尚昆等人:“再不及时回复我就不写了。”当时与毛主席接触较多的领导同志都知道梅白的性格脾气,也没有人敢真得罪或批评梅白,深怕撞到他的枪口上,让他没轻没重地向毛主席告一状,真也划不来。每次梅白在电话这一头发出的牢骚,电话那一头的人都会很委婉地向毛主席转告梅白的想法。每到此时,毛主席都会会心地一笑,毛主席从不计较梅白说话的轻重。
 
梅白的《一床军用毛毯》

我经手过目过梅白的许多回忆录文章,由于题材不对,解放军出版社大多不能发表。唯有他的《一床军用毛毯》是军事题材的,经我的编辑,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1984年第4期)杂志,文章比较长,这次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再次作了压缩。有关这床毛毯的人和事,发生在1944年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抗击日军的战场上。梅白的文章说:
我在打过摆子之后,发现身上盖了一床黄色的军用毛毯。我问通信员小刘:“这毛毯是哪里来的?”“是杜陵书记给你盖上的。”杜陵是从师部到长江军分区所在地王家坊,途经我所在部队,顺道来看我,看到我正在打摆子,就把他的军用毛毯给了我。

后来我和杜陵相遇在大悟山,他告诉我这床军用毛毯是一位侦察员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当侦察员赶回团部,向肖刚团长汇报了侦察情况之后,当时已是秋末,“全军都在秋风里,十月寒衣未上身”。侦察员见团长脸色苍白,不断咳嗽,便把毛毯披在了团长身上。过了两个月,肖刚遇到了分区军事部长欧少均。他们俩过去都是红二十八军的。当天晚上,欧少均部长在肖刚对面的铺上睡着了。肖刚发现欧少均这个大个子盖的是一床灰布薄被,而且脚还露在外面。就悄悄地爬起来,把那床军用毛毯给欧少均盖上了。

毛毯在欧少均手里也就个把月,就传给了区委杜陵书记了。在一次夜战中,杜陵的全部装备丢失,脚脖子扭了,还得了感冒。欧少均同志给他找了副担架,把肖刚给他的那床毛毯垫在担架上。

我成了这床毛毯的主人以后,对它特别爱惜。到晚上,边垫边盖,这使我常常想起没有见过面的侦察员,不太熟悉的肖团长,亲密无间的战友欧少均和杜陵。

一天黄昏,我带着通信员小刘,从赤脚寺上木船,过张渡湖到莲花畈去开会。船上,同行的乘客中有一位产妇,因过度劳累而小产,幸亏她的婆婆同她一起在后舱。在哗哗的风浪中,我听到了一个新生命的哭声,十分高兴,庆幸革命又多了一个“后来人”。小刘告诉我,这位产妇的丈夫是我们区中队的一个班长。我叫他把毛毯送给产妇和婴儿,隔着舱,推来推去,小刘只好说只当先借给你们用,等以后到你们家里去取。婆婆这才收下,说了她家住在冈麻的大竹林独屋。

1945年秋,我们路过冈麻,这时我们又饿又困,我想起了“大竹林独屋”,等找到这家军属也已到了晚上9点。坐在床上嘻笑的孩子可能就是船上出生的婴儿。这婆媳二人,虽曾与我风雨同舟,却未谋面,我不好明说,怕她们以为我是来要毛毯的。倒是婆婆提起了这档子事。

婆婆说,自那次船上生了孩子之后,区里给她家送来彩号,是部队上的一个班长,姓刘,现正藏在屋后的山洞里养伤。婆婆说着就带我们去了。进了山洞,在我手电的余光里出现的刘班长就是我原来的通信员。小刘告诉我,他调到连队以后,打了不少仗。在一次遭遇战中挂了彩,被送到老乡家里养伤。被婆婆和她的儿媳妇认出来了。山洞里比较潮湿,她们在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还在小刘身上盖上了那床军用毛毯。

小刘说到毛毯,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不是伤心,我是……”最后低声说了“是感动”三个字。显然他从这床军用毛毯上面看出了许多东西。

不久,那位媳妇抱了一床青布棉被进来,给刘班长盖上。婆媳二人捧着毛毯:“还给你,首长。”我接过来,告别了小刘。同婆媳二人回到独屋。路上,我已问明那“后来人”小名叫船儿,因为他是船上出生的。临别时我把毛毯给睡熟的船儿轻轻盖上,我说:“等船儿长大了,要他背着这毛毯参军吧!”婆媳二人这才含着泪笑了,我也笑了。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路遇杜陵。杜陵沉痛地告诉我:“小刘在独2旅突围后,留在大别山,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围住,在杀伤了几个敌人之后,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呆木了。

直到1949年初,我才知道,区委书记杜陵和分区军事部长欧少均都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被国民党杀害了。

至此,盖过这床军用毛毯的5个革命军人,大多成了烈士,只有我活到革命成功了,也许船儿已经参军了吧?那毛毯呢?即使找不着,但是,我坚信,那毛毯里蕴藏的先烈的体温,孵化成革命的种子,已经、正在,将在不同的角落生根,开花,结果。同那床毛毯有过联系的烈士、同志和人民的情谊,将永存于世!


附:1984年《星火燎原》第4期杂志上发表的梅白的文章。另附:伯父给我来信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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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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