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至1949年间，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西北局社会部。以下简称“边保”)的精心指导下，陕西省韩城县保安科(以下简称“韩保”)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经过精心策划，在西安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秘密建立了一支忠于中共情报事业的隐蔽力量。这些奋战在胡宗南部心脏中的秘密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按照党的指示，通过空中电波和陆地交通及时向解放区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同时利用胡宗南向解放区派遣地下电台之际，携带国民党电台又“潜伏”到解放区为我所用，取得了反间谍斗争的圆满成功。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的习仲勋高度称赞打入胡宗南内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情报“百分之百准确”，为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步林发展进步人士组建秘密情报站

高步林

早在1947年秋，中共党员高步林被边保派回原籍陕西省韩城县担任地下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负责情报侦察工作。1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后，高步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史志春任副科长。高步林在负责韩保正常的政保、治安、反奸等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在国统区发展党的秘密情报力量的重要任务。期间，他通过同乡关系把高勉斋发展为秘密情报交通员，并利用同学关系派他与时任胡宗南总部电台台长的高孟吉进行接触。4月14日，高勉斋携高步林的亲笔信赴西安，经过多方努力，成功将高孟吉发展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5月1日，高勉斋返回韩城，带回了高孟吉写给高步林的密信和有关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报。密信原文如下：

三哥(高孟吉称高步林为三哥)：

你之近况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它价太昂、且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问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妻幼儿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谈起，谨以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颂。

敬颂!安好!

小弟秋涛上(秋涛为高孟吉小名)

4月25日于西安

5月3日，高步林亲笔撰写了《关于第拾号高勉斋、第拾壹号高孟吉材料整理》的报告，及时上报陕西省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即黄龙分区社会部，以下简称“黄保”)。5月13日，黄龙地委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5月22日，接西北局习、马、周(习指习仲勋;马指马明方;周指周兴)指示：“(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县之敌占区找一定职业掩护。”当时高孟吉正在参加胡宗南部在西安小南门外安口寺西安绥靖公署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将同为韩城籍的训练班同学台长薛浩然发展为中共秘密工作。6月17日，交通员高勉斋在《赴西安行》的汇报材料中写到：“据孟吉给我说的知心话，他和他们二组组长薛浩然也谈得有了成绩了，他两人总想把这两个组的小型无线电报机带到解放区来，绝不愿再给反革命、反人民、出卖国家、独裁专制的匪首蒋介石当奴役了。”

同为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同学的吕出、高孟吉、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进步青年，1942年毕业后均分配至胡宗南总部或所属各部电台任报务员。其中，吕出于1945年8月由胡宗南部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部服役，后随高部在河北起义，吕出经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后于1947年夏派出，年底辗转回到西安，重新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后与原派出机构失去联系。由于追求光明，志同道合，这几个年轻人与西安铁路局职员赵继义结成一个拥护中共、反对蒋、胡的进步团体。

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

高孟吉

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向国统区发动攻势，经过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西府陇东战役、6月至8月的澄合战役、10月上中旬的荔北战役后，西北战场上敌弱我强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加之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同时攻占沈阳、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形势亦更加明朗。在这种大局势的压力下，很多国民党人员思想动摇，纷纷想方设法找朋友托关系与中共组织进行联络，寻找出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热血青年更是纷纷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

11月22日，经高孟吉介绍，薛浩然、吕出及师世德(韩城人)3人化装来到韩城，分别找到韩保科长高步林和中共晋绥公安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积极要求去延安读书学习。随后，薛浩然在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与其秘密谈话并决定，吸纳薛浩然为韩保的秘密情报人员，薛亲笔在韩保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薛在登记表中写到：“解放战争已临胜利阶段，应再果断努力，以求迅速、彻底消灭蒋家朝廷，愿为民主革命奋斗到底。”在韩保的两天里，薛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大量情报、电台联络密码，并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简历及家庭、社会关系。经韩保派遣，薛返回西安做地下情报工作，并按照韩保的指示又争取了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人为我党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保密，韩保确定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陆地联络与空中联络的方法，薛还领取了“五佰万农洋”的情报经费。11月26日，韩保派专人送薛浩然离开韩城，返回西安。同时，吕出和师世德也由中共晋绥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派回西安。当日夜晚，高步林起草了近万字的《万国祥材料》，经黄保上报边保。这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力量建立的经过、浩然简历、浩然返韩的五天情况、情况反映(绥署电台分布)、主要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规定”等。

12月初，交通员高勉斋奉韩保保安科长高步林的指示再次到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正密谋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事宜，高孟吉主动报名参加，并以回韩城选址为由，于12月27日秘密回到韩城。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中共韩城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热情接待了他并与之谈话，韩保高步林和史志春还请他吃了韩城有名的羊肉饸饹以示欢迎。

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于桑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意见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接受了韩保的秘密指令，在充分演练应对敌人的方法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15日，他和薛浩然代表韩保在西安革命公园召集吕出、赵继义、徐学章等5人开会，传达了韩保的指示，明确了今后这些情报人员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韩保的高步林和黄保的于桑，并确定了韩保对此情报组织的领导。

25日，高孟吉以到韩城潜伏为由骗得敌人信任，成功携带一部电台及大量情报“潜伏”到了先期解放的韩城。

1月26日，由高步林亲笔起草上报的情报资料清单中有：“西安市地图、西安城关图、临时接替联络办法、五兵团司令部无线电联络表、西安绥署在西安各总台、所联络西北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波长调查详表、西安绥署电台密令、李福泳值班表、国防部第二厅驻西安无线电工作队内部组织及工作情况、西北敌军驻地调查表、西安城市敌伪机关住址、门牌、电话号码以及吕出、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四人简历并赵、李、徐三人照片”等大量情报。同一天，高步林还亲自为这些地下情报人员编制了化名、代号并配备了地下交通员，填写了秘密情报力量登记表，其化名，代号如下表：

1月29日，于桑处长在给高孟吉的信中称：“您及其它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您及其它同志们的功劳。”在《陕西公安大事记》及许多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我隐蔽战线斗争的文献中，都把此次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作为中共情报组织反间谍斗争史上十分成功的典型案例记述。

在敌区内成功建立空中联络

1月30日，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给西北局报告《在敌区内建立空中联络的意见》，申请恢复情报电台与外联络。2月5日，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批示“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电台不日成立”。6日，边保遵西北局的指示派报务员李在良来韩控制管理高孟吉带回的“潜伏”电台。16日，边保派情报科袁心湖副科长来韩布置高孟吉电台的“潜伏”工作及与胡宗南内部我情报人员进行空中联络密码的设计。2月底，边保指定周世朝为情报科电台台长，奥德明等为报务员，专门与薛浩然等人的电台联络。边保电台已能接收到与薛浩然电台约定的呼号。

3月初，晋绥边区并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公安厅”)。7日，高步林再一次亲笔撰文将这批情报力量的名单上报黄保于桑处长，并附有由交通员张永才(韩城人，曾与这些外勤力量同为黄埔军校训练班同学)2月底从西安带回与薛浩然新约定的电台呼号、密码、波长、联络时间表及空中联络办法。17日，情报人员李福泳电台利用韩保与薛浩然所约定的密码、呼号、波长等同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电台空中联络成功。2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电示韩保：“二十六号(即李福泳)台已联系上，就是密码太简单，吕(吕出)、徐(徐学章)应即派妥人去制定空中联系办法，你们应与十六号(薛浩然)台约定联系时间后即送总处。”

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公安厅情报科指导下，高步林和史志春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决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十七号)做交通员，负责联络工作。4月18日，他从韩城出发，携带分别给外勤力量十六号万国祥(薛浩然)、二十一号志远(吕出)、三十六号方平(徐学章)、二十六号赵琳(李福泳)规定好的密码、波长、呼号、联系时间等指示的密信，写在绸子上，缝在棉裤里带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几天后，薛万亭成功返回韩城，并用同样方式带回了薛浩然等我地下情报人员的复信。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陆地联络地点定在西安火车站北建国巷六号徐学章家”，规定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喧中解开第一个钮扣(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接着解开第二个钮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至此，经边保和韩保的直接指挥和精心指导，为潜伏在胡宗南内部我地下情报人员实现空中联络和陆地传递情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月1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厅长周兴就情报工作致信大荔行署公安处于桑处长时指出：工作中心是把外面情报关系经营好，建立地面与空中交通联络，并克服各种困难。31日，由于桑和袁心湖共同起草的上万字的《关于二十六号(李福泳)等之交通联络之综合报告》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物色、选派交通员的经过、陆地联络据点的建立、去函、复函;密码设计及在这批情报力量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尤其对交通员的使用赞赏有加：“在使用十三号(张永才)及十七号(薛万亭)时，证明使用血统交通、朋友交通非常好。他们不但忠诚负责，且从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路费都愿自己拿出。”

我地下情报小组与边保电台空中联络从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止共计8个月，最多时胡宗南总部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边区公安厅电台联通，每月发报多达20余次。特别是每逢电报内容涉及重要情报，他们总是巧妙地在发往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同时，提前将重要电报内容发往延安。就这样，大量关于胡宗南及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核心军事机密和重要情报，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胡、马军队的调动、部署等重要情况，完全处于西北野战军的掌握之中。

这一时期，向边保发送的重要情报主要有：“5月22日吕出台电告延安，胡宗南、裴昌会、李振在宝鸡开会决定暂缓撤退，由胡宗南亲自指挥配合八十二军与我决战;6月9日晨获悉，胡、马军队由10日起进行全线反扑;8月25日获悉，胡部24日起开始集结，分兵两路犯我宝鸡、天水;11月18日电告胡匪六十五军、一军后撤宁强;20日电告六十五军新兵四、五团已过广元步入成都;29日电告胡部绥靖公署赴绵阳;12月23日电告了敌七兵团由德阳移至山中，观望成都方面战事变化;25日电告七兵团已被四面包围，酝酿起义;26日电告七兵团正式起义，当晚移驻德阳”等。

1949年7月22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党委鉴于这批情报力量为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申请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期盼，指定分管他们工作的公安厅情报科长张继祖和副科长袁心湖作为入党介绍人，由先期回到解放区并已在公安厅情报科公开身份的高孟吉代替他们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因这些地下情报人员仍在敌占区，身份不能暴露，这一切只能秘密进行)。经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公安厅副厅长李启明批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打破常规办理入党手续的作法及审批规格之高前所未有。8月25日，边区政府公安厅通过密码电波将此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了仍在敌占区为党工作的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4人接到密电后欣喜若狂，并立即复电：保证用生命来完成光荣任务。

1950年1月成都解放后，边区政府公安厅专程派情报科严夫同志把这批地下情报人员接回西安，并安排在公安厅情报部门工作。

来源：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