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不是“荒漠”

点击：  作者：刘雪松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3-27 18:45:42

 

 

 　　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不是“荒漠”

　　——和任映红女士商榷

 

　　【内容提要】自毛泽东辞世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建设就是一个充满歧见的论域。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化建设事业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笔者不认同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历程中有关“复苏繁荣，一波三折”“低谷徘徊，荒漠绿洲”的结论，不认同“‘文革’时期我国体育事业陷入低谷”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报刊更是成为重灾区”的提法。本文试图以和任映红女士《浅论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与问题》一文的一些观点进行商榷的形式，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阐述，以期能够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拜读任映红女士《浅论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与问题》[1]（以下称“任文”）一文，有启发，但更多的是疑虑与困惑。笔者不敢苟同任文所言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历程中有关“复苏繁荣，一波三折”“低谷徘徊，荒漠绿洲”的结论，也不认同任文“‘文革’时期我国体育事业陷入低谷”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报刊更是成为重灾区”的提法。因为通读任文，丝毫看不到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其论点的正确性，却常常发现任文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文革”时期，列举了许多成就，反证了这个文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并不是“荒漠”。以下就围绕任文的主题，同任映红女士商榷并求教学界同仁。

 

　　一、对任文中关于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几个论点的辨析

 

　　任文就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建设分成三个部分阐述，第一部分是其发展历程；第二部分是其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第三是其继承和发展。文中三个部分和近三十年来的诸多论著一样，但凡提到毛泽东时代，必提“文革”时期的错误。这些错误更多的是一个结论的运用。至于为什么是错误，错误在何处，总是语焉不详。第三部分论述了毛泽东时代的传承和发展，但更多是自相矛盾。下面就任文中有关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几个论点进行简单的辨析。

 

　　（一）任文没有就“复苏繁荣，一波三折”开展论述。

 

　　任文在论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1956-1966年这个时期时，认为这个十年“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有着沉痛的教训”。此节的三段都是列举毛泽东有关文艺方针的论述，如“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服务”、“双百”方针、“六条政治标准”、防止脱离群众蜕化变化的要求。从广义方面来说，第三点也可以认为是文化建设的范畴，但更多的是党的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前面两点，今天也同样是文化艺术建设的基本方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吗？”[2]不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适用，今天也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3]没有改变。

 

　　任文这一节并无列举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所谓的“严重失误、沉痛的教训”。任文所列举的毛泽东的指示并没有导致“严重失误、沉痛的教训”的可能。

 

　　（二）任文的“我国文化事业跌入低谷”论据不足。

 

　　任文在论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1966-1976年这个时期时，提到“文革”导致“我国文化事业跌入低谷”，举例“新闻出版业受到巨大冲击”，图书、杂志、报纸大量减少，任文没有提及这是必要的整顿。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长达数月，出版发行工作日趋正常，约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公开出版，主要是新创作的现代革命题材的（其中当代现实题材的约占五分之四，革命战争题材的约占五分之一），译作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还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作品，以及日本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在随后的1971年8月16日，中央发出文件规定“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首先要注意恢复创办工农兵、青少年迫切需要的期刊。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报中央组织宣传组批准，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其它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4]1972年全国期刊就恢复到194种，到1974年已恢复和新办共有382种。1972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每年出一本《战地新歌》，还出版了《战地春秋》文艺丛书。1973年新办的期刊有上海的文艺类刊物《朝霞》，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

 

　　除新闻出版业外，其它如广播电视、协助曲、舞蹈、戏剧、器乐、音乐、诗词、书法、美术和连环画、电影及电影歌曲是不是低谷呢？任文没有罗列。“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5]，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文化事业受到什么影响。协助曲、美术、连环画等甚至达到了一个从未过有过的高度。比如钢琴协助曲《黄河》、比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都是那个时代的精品。还有深入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各村、中小学校都有组建了文艺宣传队，许多村建了礼堂，用来表演和放电影。更有李劫夫就创造的2000余首歌曲，不少在几十年后还在传唱。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时代“我国文化事业跌入低谷”。

 

　　（三）任文提到“大批文艺界著名人士被划入‘文艺黑线’，大批传统剧目被禁演，‘样板戏’占据文艺舞台，‘双百方针名存实亡’”这个结论存疑。

 

　　关于“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之说，在今天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表达得太富有阶级立场，一些人听了过敏。今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报刊司、电影局、出版管理司、电视剧司、印刷发行司、传媒机构管理司、数字出版司、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所行使的职能相当一部分就是对文化产品进行监管，而专设的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文化稽查队所做的工作更是明确，就是打击非法和违禁出版物，整顿监管文化市场。国外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相同的检查机构，实行严格的电影审查、分级制度和电影业放映制度。国家政权对各种文艺作品进行审查、管理、查禁，完全是政府的职能。把相应的作者、作家划为“黑线”，和今天把一些攻击政权、宣扬色情暴力的作家和作品纳入“黑名单”加以禁止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许多不合规范、违反法律的作品被禁演、销毁，违规的演员、作者被封杀，有的当事人还被追究刑责。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管理，维护政权，服务大众，何来迫害一说？ 

 

　　“大批传统剧目被禁演，‘样板戏’”占据文艺舞台”也正是说明大批的传统剧目存在重大问题，必须整顿。“样板戏”本身就有一些是由传统剧目改编、重排而成，不管是题材还是表演形式，都传承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一些被禁演的传统剧目当然是不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才必须禁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舞台才是传承传统？“建党建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不是传统？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

 

　　任文的“样板戏占据舞台”说法也不严谨。毛泽东时代的舞台上有“样板戏”，代表了一种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今天说的主旋律，这是必须的。如果是黄赌毒、暴力的题材占据了舞台，那又成什么样的舞台了？毛泽东时代的舞台上也不只有“样板戏”，还有许多地方戏、曲艺节目，演的多数是新编的剧目和曲目，与京剧和电影故事片一样，现实题材多于革命战争题材，它们中只有少数剧目移植于“样板戏”。1969-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八一、长春等电影制片厂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这是一种快速的、更低成本的传播，在交通不够便利，电视传播不够普及，又要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的时候，无疑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

 

　　 “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样板戏”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妖魔鬼怪。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被确定为样板戏。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龙江颂》、《磐石湾》、《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样板戏”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武器，是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斗争的革命文艺路线典型，也是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实行文化革命的典范。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样板戏”，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

 

　　“样板戏”的衍生作品很多，京剧的统统改编成交响音乐，舞剧的不仅改编成交响音乐，还被改编成京剧。“样板戏”对当年国人的影响之大难以想象，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成为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沙家浜》的“智斗”等经典唱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人人会唱。“样板戏”已成了时代文化符号，Michelanglo Antonioni的纪录片《中国》就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

 

　　今日我们在笑话、戏谑和蔑视当年“样板戏”时代的时候，也可以反思当下的影视戏剧，比如“抗日神剧”，比如“苦情三破（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比如暴力、情色、畸恋题材充斥屏幕、占据舞台……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样板”？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戏”的选材背景和功能与当今影视作品完全不同，并不是以发行量、票房、收视率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质量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说句中立的话吧，“样板戏”本质上没有差错，而是通过塑造“高大全”的中国人形象，达到教化的目的，显然，这是必要的、可行的，总比把中国人塑造成丑陋、猥琐、懦弱的形象更有教化意义，“样板戏”的政治意义姑且不说，更不应贬低其艺术价值。“样板戏”是不是也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回答是肯定的，汪曾祺、徐景贤、程砚秋等对“样板戏”都有过很精当、中肯的评价。

 

　　至于任文说“‘双百方针’名存实亡”，这句话实在是武断了。

 

　　（四）任文提出“毛泽东意识到‘双百’方针的重要价值，还不断强调安定团结”的结论解读有偏差。

 

　　从任文行文表达来看，毛泽东是有一段时期忽略了“双百”方针，有一段时期没有强调安定团结。实际上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是一贯的，1964年7月14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6]1967年9月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作出指示：“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毛泽东所提出的科学作风，当然就包括了“双百方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放弃“双百”方针的讲话和指示。到1975年7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7]，又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8]这正是毛泽东即使在晚年也一样非常重视文艺界的“双百”工作，因为他非常敏感地发“争鸣”太多，“齐放”少了这样另一种倾向，立即开展纠偏。

 

　　毛泽东也一贯强调团结，从两次国共合作，到长征时期，到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最讲团结、维护团结的极好证明。建国后，也同样是通过团结民族资本家，团结一切支持新中国的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9]他在1967年7月30日在《人民日报》社论还加写了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10]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时指出：“现在有些人破坏了这个优良传统，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军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11]完全可以说，毛泽东一贯强调安定团结，没有在某个时期放弃团结的主张。

 

　　（五）任文提到“《长征组歌》重上舞台，《创业》、《海霞》等电影开禁等等，重树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提法有误。

 

　　《长征组歌》于1966年奉周总理指示，列为他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尔后曾多次复排演出，并摄制成音乐艺术片。“文革”刚开始时，《长征组歌》的主创肖华受到冲击，《长征组歌》也受到诘问，仅此而已。在毛泽东时代《长征组歌》一直就在舞台上,到现在都还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重点保留节目,不存在“重上舞台”一说。关于《创业》、《海霞》电影的争论是1975年的事。这正是就是争鸣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长征组歌》还有周恩来总理来关注，《创业》、《海霞》的电影是否播映还需要毛泽东本人的许可，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毛泽东一贯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当文艺作品的所反映的思想容易引导起混淆的时候，难以判断的时候，就会反映到高层。这决不是高层事无巨细，连一部电影都需要高层来把关。而是毛泽东时代把文艺作品的政治思想的正确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二，也说明当时对文艺作品的监管之严格。值得比较的是，现在很少看到有哪个较高层的领导会对一部文艺作品提出一丁点的批评意见,也许是“无底线,无道德,无原则”的“三俗”作品十分泛滥，数不胜数。习总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13]这个病根的出现，不正是我们在文艺方针、作品审查、舆论媒体监管一度沦陷的结果吗？至少是主要原因。“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二、对任文中列举的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辨析

 

　　（一）任文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科技整体停滞，但部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这句话和后面的列举的“突破性进展”有矛盾。

 

　　任文提到了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任文还没有把毛泽东时代还有许多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列出，比如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技术、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复方青蒿素技术、电子排版系统（激光照排技术）等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掌握了许多高科技技术，可以制造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从核潜艇、核武器、百吨飞机、电子计算机、航天测量船、卫星、火箭导弹等等，甚至在1970年中国就准备载人航天工作。高端科学技术的门类齐全，还有众多研究院所，单机械工业部就有九个，分别负责民用和军用装备的研发生产。总之，二十七年，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任何高科技都是最先从军用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军用技术代表了科技技术的最高水平。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大型客机、核电站等等技术都已经跟世界潮流同步，这些技术也开始有计划地应用于民生领域。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的“科学的春天”，但随后的几十年有影响力的技术发明创造屈指可数，“市场换技术”幻想没有换来技术，“运十”大飞机的下马、乘用车市场的结局就是证明，其它还有众多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尖端军工项目下马，更是无法统计。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造成了众多科技人员流失。没有量变就不会有质变，没有毛泽东时代整体科技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如何会有集各种尖端科技于一体的航空航天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呢？任文没有列举毛泽东时代科技发展停滞的例证，任文所列举的几项科技成就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1966年-1976年间。任文说毛泽东时代“整体科技发展停滞”不符合实际。

 

　　（二）任文说“地下文学”和“潜在写作”反证了毛泽东时代文学创作的宽容和自由。

 

　　任文列举了毛泽东时代有许多非正规出版物流传，包括《天安门诗抄》、《第二次握手》，许多热爱文艺，关心政治的作者抒发情怀要靠“地下文学”和“潜在写作”。这丝毫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并没有网络技术，不能象今天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发帖上传。那时要用纸、用笔墨来表达诗情画意，传播思想灵感。即使今天，也同样还有许多人的文章著作不能面世，因为每个时代，每个政权都必须要有所管制。毛泽东时代并不例外。地下文学之所以能得以流传，也证明了当时并非“铁幕重重”，同样允许有杂音。

 

　　（三）任文提及许多出版社被合并撤消、图书停售焚毁是当时整顿的需要。

 

　　在今天也有许多出版社改制、合并和重组，大量工作人员下岗，这被称作为按市场规律办事，把企业做大做强。毛泽东时代出版社的合并，也有一样避免重复建设的目的，更便于管理，也对一些不遵守宣传出版纪律、不符合宣传出版要求出版社进行整顿，但工作人员都得到很好的安置，只有“铁饭碗”，并无下岗一说。在1958年毛泽东就新华社国内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合并，体制下放给地方党委一事作过指示，毛泽东说：“早就应该这样做，过去（分社）省也管不了，现在这个办法是适应国家的情况的。省委管比你们有办法。分社也就不孤单了。就有依靠了。”[14]至于说销毁、停售图书，也是必然的。且不说涉及量的大小，非法出版物不该被销毁吗？现在报纸、电视新闻经常都会报道说，某某地方的“扫黄打非”工作取得重大成绩，销毁了多少非法出版物、多少光盘。这和毛泽东时代的销毁一些图书有什么区别呢？众多资料表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内一度泛滥黄色小报、黄色录像带，后来的黄色光盘，后来才有“扫黄打非”一说。再观察现在的网络色情暴力现象，整治打击就更难了。两者比较，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期间对文化产品的整治力度是相当大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习总书记提出“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15]掷地有声，不正是对文化建设的监管部门提出的严格要求吗？

 

　　（四）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体育事业陷入低谷”证据不充分。

 

　　任文举例“中国登山运动员创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攀上顶峰的记录”，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重视体育事业，体育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事件。王富洲在1960年开创了攀登珠峰的新时代，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但同样的是潘多在1975年5月27日作为中国登山队副队长，与八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这可是在“文革”时期，难道就不能说明体育事业的全面进步吗？难道只因为发生在“文革”时期，就把体育事业变成了“陷入低谷”了？可能不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五）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胡风案件。

 

　　1、1951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革”后，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也对当年的这场批判提出了质疑，甚至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武训，出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清代山东省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家境贫苦。武训终身行乞办学，身边不留分文，为群众办学的先驱者，著名平民教育家，受到清政府的表扬。武训的善良、本分、厚道，深得老百姓同情并赞许。这本无可厚非。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武训传》，因为经费紧张在1950年才拍竣公映。武训也被电影的艺术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占据了文化阵地的主要媒介，举国上下一片叫好。有许多中央领导对之赞誉有加，报刊评论连篇累牍，把武训乞讨募化提升为所谓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行为，极尽溢美之词。

 

　　这事引起了敏锐的毛泽东的关注。新中国才成立两年，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进行。共产党人几十年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劳动者一改几千年劳动者低贱的旧思想，不要像武训那样受欺压受侮辱吗？不就是为了唤醒民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把劳动者变成有人格、有骨气、有尊严的人吗？如果像武训那样为了达到自己善良朴素的愿望，采取完全奴化的心态，而不去思考造成自己和更多的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学的社会根本原因，这不还是延续几千年来的“愚民”政策、灌输国人继续做奴才吗？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就是应该教育大家不能用这种轻贱人格，牺牲尊严的方式来生活。因此这个有感人素材的故事，从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教育角度来看，他不应该被加工成艺术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它在艺术上可能是感人的，但在思想上却是负面的甚至是反动的，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格格不入。因为它会使许多思想觉悟不够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只要是为他人的善良愿望，任何没有尊严的自损自轻自贱的行为都可取。如果都象武训一样，新中国树立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新思想、弘扬劳动人民自强自重的新风尚就没法实现。毛泽东日理万机，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尖锐地指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16] 

 

　　毛泽东对这部看似普通的电影提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便把许多自认为精通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理论家”从迷途中拉回来，教育他们清醒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并引导民众觉悟起来。数十年过去，现在《武训传》已经解禁，尽管众多文艺作品都在更大范围内宣传象武训那样行善，也众多富人、基金会为教育助学募捐，甚至今天也不乏有武训一样的人，如河南襄城县阳光社会福利院院长牛志远、如广东雷州市李圣豪等等，数不胜数。有无思考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够完成学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不是更有现实意义吗？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产生适应经济和政治变革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这个批判时这样评论道：“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是强调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原则性问题。这无疑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7]这个结论十分中肯、客观。

 

　　任文认为对毛泽东提出对《武训传》的“讨论”是政治批判，而且认为这是重大失误，实在是对这个结论认识不足。

 

　　2、胡风和胡风事件。

 

　　胡风（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1949年7月2日，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仗也还没有打完，开国诸事，繁杂不堪。毛泽东和中央便悉心筹划了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盛事——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番举动，无疑又一次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处于社会潮头的文艺的特殊位置，这意味着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衰败以及最后灭亡时刻即将到来，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毛泽东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自信目光，把新中国文艺纪元开始前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一扫而过，定位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链条上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开拓未来。在那次新中国文艺盛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到会的753名文坛精英宣称：“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18]显然，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是寄于厚望的，那就是必须将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社会、欣赏等等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而服务。以此角度看从1951年到1953年，新中国文艺界的三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人称“三大战役”，也许才能更清晰理解了。

 

　　胡风在民国时期就已有一定名气，他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已经处于受批判的位置上。众所周知，文艺界的恩怨和分歧，几乎是个扯不清的线头，中间的故事实在是丰富。建国后在文艺界任实际领导之职的周扬等，还有冯雪峰、胡风、丁玲这些人，他们都先后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的负责人。胡风和他们在文艺观点上有争论，也还有其它人事上的纠葛，革命文艺运动内部也非圣地，自未能免俗。况且新中国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

 

　　1955年3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这个文件说：“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为了重塑文坛，思想文化界的批判事件就是这样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而后发生的种种争论、批判，包括一些当事人的揭发材料，直到事后毛泽东的亲自介入，直到最后挖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把胡风送入监狱，都有其必然性。

 

　　毛泽东认为胡风的问题已经不属于思想上的“反唯心论的斗争”了。此前发动反唯心论的斗争，旨在通过改造文坛来重塑时代风气，从而对事不对人。但对胡风文艺思想最初的批判，到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则是立足于巩固红色政权高度的敌我斗争了。

 

　　我们再来评价胡风，他无疑是对曾经的中国文坛有过那么一些贡献。但其自命不凡的处世态度，自负的为人格调，还有对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视同无物，私下里并以敌意的态度议论与对待，这难道都是可取的吗？应该说，胡风一案的伏笔，其实早在解放前就由胡风自己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红线。这也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阶级斗争的情况的一个敏锐的批判。是否冤屈？看来不是，因为有胡风大量信件为证。毛泽东在当时对文化界的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情况难道会无动于衷吗？毛泽东去世后，“地富反坏右”们的重新活跃起来，到后来文坛和文化界乱象丛生，误国害民，从这些乱象来看，毛泽东对胡风的批判、处置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胡风一点都不冤。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和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为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在胡风去世两年后的1988年发出第二个通知，不仅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并且提出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应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来解决，不应该由中央文件作出决断。貌似中庸、折中、和稀泥，其实另有所图、别有所取。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看来，1988年的第二个平反通知更显示出一种清晰不过的鲜明态度。受此影响，一个特定社会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导致思想、文化等等苗头或是端倪也不得不作此蓄意回避了。改革开放后的文坛的怪状，又导致后来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等等乱端，何尝不就是从这个第二个平反通知起就埋下了阴沉的伏笔呢?

 

　　任文认为“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实是任文混淆了是非对错。

 

　　(六)任文中“毛泽东主席盛怒之下,连续发布了三百道‘猎虎令’”的说法不妥。

 

　　这句文艺范的话用在这篇学术文章中，不合适。1950年10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时称“镇反运动”。“镇反运动”的力度很大，但也不至于多到三百道“猎虎令”，不然政令如何畅通？毛泽东没有签署什么“猎虎令”。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那年非常忙，往来的电文多数和朝鲜有关，主要精力都是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镇反运动也是其中一个阶段性工作。任文提到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20]是在1951年12月1日，即“三反”运动是在1951年12月份开始开展的，任文在此处的引用有误。

 

　　（七）任文提出毛泽东时代的某一段时期“新闻出版界的深度迷失……报刊更是成为重灾区”其实有因果关系。

 

　　任文提出“1957年到1966年新闻出版界出现‘大跃进’。由于全局性指导思想的失误和违背新闻规律的不实报道，对“大跃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检索1958年、1959年的《人民日报》，其中有很多不实报道，比如《湖北、安徽、江西早稻频报大面积丰收》[21]、《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22]、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23]这些报道都造成极坏的影响。早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严厉的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24]195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25]1964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人民日报》再次提出批评:“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26]一直到1957年6月撤换了《人民日报》总编辑。从这段历史来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1966年5月《人民日报》总编辑再次被撤换。

 

　　任文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报刊更是成为重灾区。”报刊传播广，白纸黑字，又易保存，不管是正确的思想，还是错误的报道，在传统媒体中，都容易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可以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对当时传播影响力最大的，特别是《人民日报》，痛下狠手，整顿的力度自然最大。报刊为何成为“重灾区”，任文没有厘清这种关系。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全国文联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整风。1964年6月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27]。在此以前，毛泽东对文化管理部门提出过多次批评，甚至怒斥文化部“如不改变，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28]，批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29]其实，正是前十七年的文化建设的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触发了“文革”的发生，这里面有那么一个因果关系，一个必然逻辑。任文亦或是因为忌讳而忽略了这一点。

 

　　三、任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列举的三类问题是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时所没有的

 

　　值得赞赏的是，任文在第三部分高度肯定改革开放后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后，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三个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拔乱反正”后文化建设领域乱象丛生。任文指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后，告别“文革”，解放思想，打破了文化领域的沉闷局面，摆脱了“两个凡事”的思想束缚。但诡异的是，几乎是同时就开始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滋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流行，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实在是值得研究。1982年的十二大党代会报告认为“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它严重地妨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近几年来，我们努力清除这种错误观念，决心逐步加强文化建设，逐步改变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30]1987年十三大的报告提出“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31]20年后看来，不仅这个目标没有达到，而且所罗列的这个时期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方面还更加严重。

 

　　（二）文化产业化是文化建设关系混乱的根源。任文指出1992年后开始“改革探索，理顺关系”，十四大党代会报告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32]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和文化运作方式，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成为规模巨大、门类齐全、品种繁多的市场体系，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文化市场，也有了文化产业，这是1992年后“改革探索”的成果，其核心点是“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统包统管的模式。”

 

　　文化，简单说来就是化人。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产业，虽然冠以“文化”的名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所涵盖的，它是一种智能化、知识化的产业，更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产业，其范围包括娱乐业、演出业、电影业、电视业（商业电视台或频道；以上各业西方国家统称娱乐业）、出版业、广告业、培训业、咨询业、网络业、旅游业、等等，这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被称之为“知识工业”和“朝阳产业”、“支柱产业”。在以追逐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背景下提出“文化产业”，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原有文化的范畴，甚至所谓“文化产业”和文化本身已经是南辕北辙。

 

　　以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文化产品当然就是商品，商品交换的目的当然是获利。这时再去寻求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引领作用，文化产品的教化作用，都将是困难的。也因此，这个时期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包括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与发展创新的有关系、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等等关系，就成了需要理顺的关系。这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问题了。这种关系的混乱，也就是这个时期文化建设乱象的总和。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这个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的，这个时期所提倡的，并不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方针的继承。姑且不说是背弃，却肯定可以认为是走上了另一条道。也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如果坚持的是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三）十八大的文化建设方针才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继承发展。任文指出2002年后的开拓创新，发展繁荣，十六大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繁荣”的号召，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作全面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个时期提出了由国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十四大时所主张的“文化产业化”、“繁荣文化市场”的提法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实质就是“国家统包统管的模式”的升级版。十八大提出的“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则更进了一步。这个提法，才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十八大关于文化产业的表述“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这里所提及的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建设中，显然已经是次要的位置。随后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4的召开座谈会，2015年将正式发表此次讲话，紧接着又在10月19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应该说，这个文件继承了许多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理论建设的正确部分，并且在新时期有大发展。重新提出了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行文商榷之此，笔者有几点体会：

 

　　一、要有正确的观察方法。本文无意重新评判毛泽东时代，只是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胜感慨。应该庆幸有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论断，这一论断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观察毛泽东时代的科学范式，让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建设现象。“文革”十年是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十年，还有许多现象值得研究、探讨。不能用概念式的论断来下结论，更不能枉顾事实的回避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建设不是荒漠。毛泽东时代只有2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很短，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有许多伟大创举，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从没有过的，是首创。比如全面禁娼，比如禁烟肃毒，比如对土匪、迷信活动、秘密会社和宗派的镇压，比如全民扫盲，比如保障救济制度和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比如禁止童工，比如一个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比如消灭恶性传染病，中国人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比如领先世界的科技，比如各种文艺、体育活动遍布城乡，……数不胜数。文中列举的许多文化建设的成就也发生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建设不是荒漠。毛泽东时代的每一个大的举动，决策，还有教训，都值得今人借鉴，值得学习。

 

　　三、历史问题不该回避。建国后60几年，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和矛盾。许多问题和矛盾，可能不应该用一句“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发展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得到解决”来回避、搪塞。建国初期17年有不少问题，“文革”时期也有问题，毛泽东时代过去后即改革开放时期也有很多问题。认真梳理就可以发现，任文中提及的三个时期的问题， 在解放前存在，在新中国前17年也有，在改革开放后又反复出现，但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时期，就很少，甚至没有发生过。这值得学界认真研究，不应该回避。

 

　　四、只有“为了人民”的文化建设才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继承。十八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习近平同志讲话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用文艺作品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充分运用文艺引领时代风尚、鼓舞人民前进、推动社会进步”。这些就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继承发展的基本准则，也表明改变毛泽东时代文化建设的“国家统包统管的模式”这种办法，私毫不是什么进步，创新。

 

　　回顾毛泽东时代，我确信这个时代的许多伟大创举的影响力必然愈久弥坚，必将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8期。

　　[2]《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3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3页 

　　[4]《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P283 

　　[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新华社，2014年10月15日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影印本，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1968年 5月编,P14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P443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P446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526 

　　[1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影印本，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1968年 5月编,P321 

　　[1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影印本，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1968年 5月编,P337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P857

　　[13]《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新华社，2014年10月15日 

　　[14]《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影印本，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1968年 5月编,P192

　　[1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新华社，2014年10月15日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P46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1949-1956)，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12年9月，P267。

　　[18]《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P526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P65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7年，P471

　　[21]《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22]《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23]《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131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333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364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368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285 

　　[2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P288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3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作者单位：福建省卫生和计生委；此为原创，转载请注明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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