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两个“主体”是我国“显著优势”不可摇撼的基础

点击：作者：紫虬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9-12-01 09:28:37

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全世界市场经济有200多个国家，为什么这些优势只有中国才有？全世界还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他们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几个态度。

1，从把握“两个平衡”出发

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去认识社会主义优势。从根本上说，这是物质决定精神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势，属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主体”。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决定作用，当前阶段需要非公经济为补充，并由此决定还有非劳动要素作为分配补充。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分野，决定社会主义排他性性质的本质特征。补充成分是非本质性的，阶段性的。补充成分的历史意义在于优化和巩固“两个主体”，我们不能因为它在一定范围、一定阶段内的存在必要性，而否认其非社会主义性质。忽视其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性和消极性。

2，警惕历史实践中的两种假社会主义

两个平衡，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论任何时候，政经脱节，失去平衡，强调一端，就只能走向假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70多年的历史表明，有两种假社会主义。一种是唯生产力论的假社会主义，一种是空头政治的假社会主义。

1986年2月25日，在雅克夫列夫方案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提出“新思维改革”，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这种失去政治方向的二元改革论，在经济遇到挫折时，轻易地转向摧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改革，为1990年10月1日全面实施资本主义经济的500天计划，最终改旗易帜扫清了障碍。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两个主体”被削弱后，所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属于社会主义。个别局部性、阶段性极端现象如凉山童工，大火烧死失去行动自由的集体工人等现象，甚至不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特征。

空头政治式的假社会主义，它是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文化的反映。在温饱生存阶段，违背价值规律，一平二调，陷入“左”倾唯意志论的陷阱，违反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的历史唯物史观，惯于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因此不能长久，最终失去群众。这种“左”倾受到毛主席长期一贯的批评，其极端表现是文革中无政府主义动乱。

3，我国的制度优势是两种经济成分对立统一的结果

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劳务市场”，到十五大“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以来，我国社会运行就逐步进入了资本与劳动的轴心。

一方面，传统的国有经济改革深化，不断创新，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以华为为代表的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合作生产，既扬弃私人生产，又实现了劳动要素分配为主，如2015年华为对新增收益，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员工原劳动积累）分配的比例为3:1，也具有公有形式创新的意义。我国公有经济不断优化，经济竞争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受到美国全面战略遏制和惊恐对抗，同时也有力支撑了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共同信念、改革创新等优势的发挥。

另一方面，如吴小晖案体现的权力与商业一体导致的巨额财富迅速集中和阶级分化；王珉案、仇和案反映的，由某些地方官员主导的私有化对工人阶级的打压和私有经济对公众利益的吞噬；秦岭别墅案反映的区域党组织阳奉阴违，保护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私有经济腐蚀性；商业银行因核心业务外包等，在2019年近3200项投诉中，70%以上为网上赌博等支付[2]，属于典型的股东至上、政经分离案例等。这些案例反映了私有经济对社会主义优势的制约和颠覆性危害，特别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普遍化，以及私有经济带头，公有经济成分参与，在公共服务领域（朝鲜、古巴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多为免费或接近免费的社会福利领域）中利用市场原则对消费者的盘剥，极大制约了社会主义优势的发挥。

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实践，按照毛泽东同志“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流血的”认识，“价值规律是所伟大学校”等认识，随着生产力发展，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认识，如毛主席鼓励的华西社队企业，必将调整“一大二公”、“一大二纯”的所有制形式，如同生物学远缘杂交优势，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相应的商品经济元素，使社会主义风生水起。邓小平同志开启了这一实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矛盾”是片面的，忽视了阶级分化，而毛泽东同志“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符合客观。

4，居安思危，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优势

本世纪以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2015年之前的20年间，1%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快速翻番，贫富分化加剧；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快速扩张，制造业增速呈衰减迹象；这些经济矛盾符合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克服这些矛盾，无论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还是社会主义的探索，都需要如《决定》提出的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去实现。在中国，依托“两个主体”，全国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计划手段和反周期措施上，积累了人无我有、中国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经验。《决定》在总结我国治理显著优势时，没有重视这一点，是个缺憾。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对计划经济的妖魔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提出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的要求，这是加强“两个主体”的具体途径，我们相信，只要夯实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的基础，中国的制度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历史已经，也必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