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总体关系导向的，既统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等，又突出重点，目的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粮食储备制度和价格形成制度改革，这是两个最关键的改革，也就是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要更加准确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就要紧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药方，又要注重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完整的经济链条既包括供给、需求，也包括分配，忽视了分配端，很可能无法分析清楚我们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政策无效、危机扩大。

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区的国企改革政策设计，亟待全面落实习近平强调的“搞好基础数据测算”，真正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谨防本末倒置、南辕北辙。

关键是要把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坚实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只是担忧这场改革会不会危及大量国企的生存权乃至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命运。

去库存主要指房地产，杠杆就是刚才我讲的企业的负债太高，降成本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补短板就是把我们市场最缺的东西补上去，这是五大任务。

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化解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挑战，应对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必须从供给侧聚焦发力，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按照马克思辩证关系原理，供给与需求密切关联、互为作用。若需求侧不能解决相应的社会有效需求，供给侧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的调整都会失去意义，只能成为无效供给。

计划是人的行为，难道市场不也是人的行为？计划调节可能偏离客观，市场调节不也经常偏离客观而造成供求失衡，甚至可导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危机吗？

能把活生生的企业法人称为“僵尸”，发明者的脑瓜也真有创造力。好像没听说国外对企业有这叫法。如果是为特指国企，定制打造了这么个毒词，那就不得不说，你够狠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法新社一篇社论写道：“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灵，恐怕也会暗笑。因为他的预言再度成为现实。”这话放在大呼“产能过剩”的今日中国，是否值得思考？

没想到用“供给侧”这个舶来词概括，竟然引发了近年被批臭的新自由主义沉渣泛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指导理论的解读，反映了两条改革道路的斗争深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没有内在联系，不能将西方供给学派视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

供给侧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改善与政策调整，而是全民的事情，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而且，思想意识方面、观念方面都需改革、改善。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是保障国计民生和国泰民安的经济基础。现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国企的投资扩产决策和转产重组决策与企业决策者的利益关联不够。

黄奇帆透露，重庆市级相关部门要将推广应用钢结构纳入“十三五”规划。其中，重庆市经信委要牵头推进钢结构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培育钢结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

对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传统的化解方法是在供应端做减法，比如采取“淘汰落后产能”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这些手段。除了在供应端着力外，还可以在需求端做加法。

这一轮国企改革、清理重组，会不会导致国企走私有化道路，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不堪命运？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所疑惑和担忧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

即使中国工业没有产能过剩同样也要全力支持中国农业，更何况有1/3以上的过剩产能呢！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村美则中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