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猝战略转移，是灾难性的。丢掉了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湘江一战，50000多名红军指战员，无谓而又悲壮地牺牲在了湘江两岸。

湘江战役之后，对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来说，最直接最现实的就是如何能活下来。而要做到这一步，却又并非易事。

从红军的现状看，以博古为首的指挥团队，自进入战略转移以来，一直是奉行逃跑主义，即一门心思地要跑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可此一点，蒋介石看的很明白，并已作周密布局，以待君入瓮。

为破此局，在通道，毛主席力主转兵入贵州，以避入瓮，争取主动。此一步，算是使溃退以来的中央红军求得了片刻喘息。然，进入贵州的红军，一方面，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追堵截围，一方面，3万多的残败红军，没后方，没依托，缺衣没粮，缺装少弹，濒临覆灭的局势并没有好转，而再有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红军，或入湘或入川，两条路就摆在明处，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执锐以待。这就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要面对的此般死棋。

这棋如何下？如何能走活？

今天从毛主席军事战略艺术的角度去研究，似可以概括为“机动脱敌，北上抗日”两句话。

首先说“机动脱敌”。 

机动脱敌，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迅速脱离敌人，生存下来，这是遵义会议后最要紧最现实的任务。

在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在作战指挥上，就是想千方百计摆脱敌人，以求生存。所以我们看到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走”调动敌人，让敌人暴露空隙，寻求走的活路。当然这里的走，和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的走不一样。中央苏区那时的走，目的是为了打，现在的“走”，目的还是为了走，走出敌人重兵的包围圈，而在走出有利时机时，也要打，或是被迫不得已时，必须打，但这些打，目的还是为了“走”，为了脱离敌人，走出活路。正如我们看到毛主席派遣先遣支队时，特意告诉支队司令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是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目的就是为了走，为了北上。 所以说，整个长征途中的打，恰是为了走，敌人追来了，截住去路了，就要打，打跑了敌人再走。

当然，机动脱敌，是一个实际的军事战略指挥，而并没有在文字上的明确表述。其实这也比较好理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仓猝溃退，然后是湘江惨败，到达遵义不得已更换中央领导，而毛主席临危受命，党内又严重地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所以，不可能按部就班的提出一个文字的战略方针去执行，而是毛主席临机决断，但迅速脱离敌人是确切的战略目的。

而还有一点也要清楚，其时的那些高级指挥员，我不能说是武夫，但绝不是建国后的那般将帅。那时，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军人，脑子里满是“不行就打，老子不走，不兜圈子，大不了老子血洒战场跟你拼了”。所以，各军团以及以上的一些领导，都对毛主席的与敌人兜圈子不满，质问“为什么不走弓弦走弓背”，但问题是你走弓弦就完蛋了。而毛主席心中装的是救国、救党、救革命、救人民的战略大计，所以万般的苦难只有自己渡，没人理解，解释也不会有人理解，几乎就是毛主席独行。

解放后就有大高官说，长征就是跟着走过来的。对毛主席这种战略的不理解以至于到了公开发牢骚，公开挑战毛主席领导地位的地步。就是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到了会理中央政治局会扩大会议时气还没有消，还在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只有周恩来、朱德等的发言，支持称赞毛主席的战略指挥，指出在危机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这一段话，可谓是对毛主席“机动脱敌”战略的最好诠释。

再说“北上抗日”。

确定的说，是毛主席提出并坚持了“北上抗日”的军事战略，才有了长征的胜利。回溯历史，正是这一伟大而英明的军事战略，对于走出长征死局是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重兵追剿，面对中央红军的狼狈溃退，必须要有一面大旗来彰显正义，凝聚人心，唤起斗志。北上抗日正是这面召唤人心的伟大旗帜，它赋予了本是溃退中的红军以民族大义。北上抗日的大旗一举，仓促溃退的战略转移，就赋予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就有了正义之师的感召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想想看，如果就是溃退，就是转移，没有一个高尚明确的政治军事主张，又如何去号召士兵和感动民众呢？

诚然，抗战，在毛主席的心中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他心中救国图存的伟大抱负。1915年，当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时，年仅22岁的毛主席就立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7月25日，毛主席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更是准确的预判：日本是中国的劲敌，20年内必有一战，中国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只有“磨砺以待日本”。 所以，北上抗日绝不是反动公知污蔑的那样“是口号”，而是毛主席“北上抗日”的军事战略，是毛主席心中救国图存宏伟志向的自然体现。

正如我们看到的，“北上抗日” 这一战略主张，最早出自1934年7月15日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而这个宣言，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抱病起草的。当月31日，毛主席在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在谈到派遣抗日先遣队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支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紧接着，一年后的1935年6月15日，统帅中央红军长征的毛主席，同样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首次公开了“北上抗日”的这一军事战略方针。

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在听取了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后，毛主席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的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我们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7月中旬，在会见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时，明确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这里我们说一点，从毛主席学生时代的预断和誓言，到后来毛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和决绝地坚持抗战，其底层逻辑是毛主席对日本帝国主义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透彻分析，反映了毛主席拯救国家和民族、“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志向。这也是毛主席显著区别于他人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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