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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艺华:毛泽东与湖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点击:  作者:胡艺华    来源:“红网时刻”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1-10-27 1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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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早期组织创建和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共第一个省级组织——中共湖南支部的首任书记,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后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党的工作中,把创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放在首位。在他的亲自指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共湖南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5年11月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在三湘大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广大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引向革命道路,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同时也在城市、厂矿、农村创建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其中,由毛泽东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夏曦和欧阳泽等人推动成立的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党支部,是当时湖南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也是全国早期农村党组织中的一个典范,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该支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曾亲临金家堤进行实地考察并盛赞它“开了一个好头”,它不仅仅为毛泽东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而且为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乃至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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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益阳金家堤党支部是由毛泽东的好友推动成立的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为我们党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扩大党员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受党组织的派遣,上海西区党小组组长欧阳笛渔回到原籍湖南益阳兰溪金家堤开展党建工作和农民运动,1924年春欧阳笛渔的侄子、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因病从法国回乡休养,也投入到建党工作中,不久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夏曦来到金家堤,与他们一起商讨创建党团组织的有关事宜。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通过创办读书社在当地农民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传播,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益阳县兰溪金家堤特别支部,进而秘密发展了6名农民党员。1924年6月15日晚,他们聚集在金家堤欧阳泽的卧室里,在煤油灯下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在煤油灯下欧阳笛渔带领新党员宣誓:“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欧阳泽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党员对党组织要忠诚,要绝对服从,要为党的纲领奋斗终身,同时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式和任务,强调党支部成立后的紧迫任务是发动群众,大搞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的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如何扩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夏曦代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出席会议,并宣布金家堤支部成立,任命欧阳笛渔为首任支部书记。当时金家堤党支部共有8名党员,直属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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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推动金家堤党支部成立的关键人物中,有两位是毛泽东的好友,与毛泽东之间有很深厚的革命友谊。其一是欧阳泽,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届同学,在校期间就交往密切,后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1918年6月毕业后不久,与毛泽东等人同赴北京,后入留法预备班补习法文。1920年5月与萧三、劳君展等6人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法途中,他曾先后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等在上海的新民学会成员,就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提出四项主张。时隔半年之后,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萍乡开展调查期间给欧阳泽回信,表示对他的主张“样样赞成”,并强调“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间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益阳”,这些通信均被收入1920年12月毛泽东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1921年春,欧阳泽参加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2月在法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二是夏曦,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低四届的校友,在校读书期间曾多次参加毛泽东发起的一系列活动,经毛泽东的介绍,于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于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创建中共湖南支部时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益阳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2年1月,经毛泽东推荐,夏曦作为湖南代表之一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在党的“五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接替李维汉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时期,夏曦不仅在推动团的建设、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组织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加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颇有建树。从史料来看,建党前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夏曦称得上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对这位“极能做事”的老战友也非常赏识,1936年2月夏曦在长征途中不幸溺水牺牲后,毛泽东曾亲笔给夏曦的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以此表达内心的悲痛和惋惜。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革命”初期,在农民运动兴起的热潮中,在人文底蕴厚重、富有光荣传统的洞庭湖畔、鱼米之乡,欧阳泽和夏曦这两位同为毛泽东好友而且具有很深资历的“党内同志”亲手指导、共同推动并直接促成了金家堤党支部的成立,应该说这个起点在当时的农村党组织创建中是很高的。作为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家堤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火种在当时湖南的广大农村正式落地生根,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益阳、安化、华容等周边地区建立基层组织奠定了基础。与1923年8月弓仲韬受李大钊派遣回原籍创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河北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相比,虽然在时间上稍晚10个月,但是在首批发展新党员的人数上是其三倍之多;与1924年9月成立的湖南第二个农村党支部“湘潭县东一区八叠党支部”相比,不仅成立时间更早、发展新党员人数更多,而且规格更高,八叠党支部隶属安源路矿第八支部,而金家堤党支部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支部,由此可见金家堤党支部在当时湖南党组织建设中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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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亲临益阳金家堤党支部考察并称赞其“开了一个好头”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带着夫人杨开慧、二弟毛泽民及两个孩子回到家乡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持续时间长达203天左右。他以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当地的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士绅,同时在杨开慧、毛福轩的协助下,通过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积极传播革命道理,启迪农民的革命意识。立足于韶山而不拘泥于韶山,为了更广泛地了解湖南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立的具体情况,及时总结周边农村地区的成功经验,在当时革命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出于对安全、路程、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毛泽东选择了距离韶山相对较近、早年有过游学经历而且同学朋友较多的安化、益阳作为考察目的地。1925年6月初,毛泽东独自一人,步行从韶山出发,首先经宁乡到达安化,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安化深入调查农民运动之余,应邀到共产党员、老朋友卢天放、刘肇经任教的安化甲种师范学校,为学生作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旧秀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活书就是除学习书本知识外,还应结合现实的社会情形,研究列强的侵凌、军阀的割据、民族的解放,研究如何平内乱克列强,做到知古知今。”随后在当时安化县城梅城的十里牌,与当地的共产党员进行了长谈,传达了党的“四大”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精神,并引导和鼓励他们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秘密农会,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卢天放、刘肇经等人立即组建了安化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安化支部。
 
离开安化梅城后,毛泽东沿“宝安益”古道,一路风尘仆仆,经桃江到达益阳。作为此次农村调查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毛泽东专程赶到离益阳县城20公里左右的兰溪古镇金家堤村,这既是当时益阳县唯一的农村党支部和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也是他的“一师”同学、革命挚友欧阳泽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带着考察当地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立情况和看望病中好友的双重目的而来到。在欧阳泽的引荐下,毛泽东与金家堤党支部书记欧阳笛渔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当听说他曾作为上海机器工会的代表,与夏曦一道出席过1921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现场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毛泽东高兴地说:“益阳同时有两个人出席这样的世界盛会,了不起!”欧阳笛渔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金家堤党支部的基本情况以及益阳的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情况,并把自己被派往南县、华容开展建党工作的进展也作了介绍,欧阳泽对金家堤党支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补充,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询问,连连称赞:“你开了一个好头啊,要继续壮大下去”,对欧阳泽在家乡带病坚持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振作精神、战胜病魔、继续为党工作,同时就金家堤党支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欧阳泽、欧阳笛渔进行了探讨,针对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一些不同看法,他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党支部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巩固农民协会,掀起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亲临金家堤党支部考察,给欧阳泽、欧阳笛渔和金家堤的党员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也为金家堤党支部的发展壮大和益阳党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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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阳金家堤党支部既为毛泽东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模板,也为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乃至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素材

 
从1924年6月成立到1925年6月毛泽东亲临考察,短短的一年时间内,金家堤党支部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形成了典型的经验。一是自身实现了发展壮大,通过扎实有效的革命宣传教育,推动了党的声音在益阳兰溪及周边地区的传播,在当地贫苦农民和进步教员中吸纳了一批新党员,党员人数发展到10余人。二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指导建立了益阳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兰溪金家堤农民协会,会员达100多人,他们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宗旨,“五卅”惨案后组织农民参加益阳“雪耻分会”组织的反帝游行,抵制“仇货”,不坐英、日轮船,积极配合北伐军进入益阳,组织自卫武装,发起减租减息。三是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首任党支部书记欧阳笛渔因建党工作的出色表现,作为特派员被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往南县、华容等地开展党团发展工作,先后任中共南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工人委员、中共南县第一届委员会工农委员兼第二支部书记,兼任南县工人纠察队队长,是名副其实的湖南农村革命先行者;首批党员之一刘昆林,抗战时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曾3次受到毛泽东的约见并得到毛泽东的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省人民法院院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部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广东省韶关专员公署副专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首批党员夏四喜、邓星畲后来分别担任中共益阳县七区(兰溪镇)委员会的委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家堤党支部作为湖南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不仅仅率先在当地民众中点掀起革命热潮,而且成为当时益阳及周边地区农民革命的活动中心和重要基地,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广大农村建立基层组织创造成功经验的一块“实验田”和发祥地,更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6月毛泽东的金家堤考察之行对他后来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和基层建党工作、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产生了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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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毛泽东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毛泽东从益阳考察回到韶山后,在毛福轩的协助下立即着手秘密建立党组织,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亲自主持了毛新梅等4名党员的入党仪式,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任命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庞德甫”作为秘密代号,直属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一经成立,就迅速在韶山乃至周边地区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1925年6月中旬成立到1925年8月底毛泽东离开韶山,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在“五卅运动”后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中,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旗号,依托秘密农民协会在韶山地区组建“雪耻会”,开展乡村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抵制洋货等活动,有力地推动国民革命在韶山地区的开展,尤其是1926年7月在韶山遭遇大旱之际,发动了数百人规模的农民运动,成功地组织开展了开仓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有效地维护了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地处湘中闭塞之处的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毋庸置疑,从历史发展来看,由毛泽东亲自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湖南早期的农村党组织中,虽然成立的时间不是最早的,但显然是最有章法的,也是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更是最有影响的,这与伟大领袖毛泽东善于总结和借鉴当时湖南农村党的基层建设经验是分不开的,其中理应包含对益阳金家堤党支部考察之行后的思索。
 
另一方面,为毛泽东考察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领导农民运动也是对农民问题认识最深刻、最透彻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就开始向大会提出农民问题并强调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特殊意义。1924年12至毛泽东带着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回到了湖南,尤其是从1925年2月至8月底,在长达200余天的时间里,他亲自在家乡韶山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期间还特地到包括益阳县金家堤在内的周边地区开展深入的考察和调查,与广大的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正是基于这种有计划、长时间、持续性的亲身实践和广泛调查,毛泽东不但收集整理了大量实实在在、可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系统、成熟地掌握了调查研究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1925年12月到1926年9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尤其是1927年3月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亲自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根本观点,从而为理清农民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提供了思想引领。而1925年6月益阳金家堤的考察之行作为他第一次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和农村建设的实践和考察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无疑为他后来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红网时刻”,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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