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忍受他人的剥削与压迫”，以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甚至“那里有压迫，那里就应该有反抗”等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人类社会对公心的梦寐以求。

　　正因为人类社会对公心是梦寐以求的，所以，当今世界与奴隶社会相比，尽管某些个别国家仍然还存在着黑砖厂、黑煤矿、血汗工厂以及所谓的精神病院，但是，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人类社会的公心还是有了比较显著的扩大的。

　　但必须看到的是：虽然随着人类社会对公心的共同梦寐以求，才使得人类社会的公心有了明显的扩大，可是，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公心的成长（或曰发展）的过程，却实在是极其艰难和悲壮的。

　　下面，我仅以范仲淹与毛泽东为公心的奋斗简况，来叙述人类社会公心成长的极其艰难和悲壮：

　　我这里其所以仅用范仲淹与毛泽东为公心奋斗的简况来说明问题，这是因为范仲淹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都是中国人乃至世界家喻户晓的，更何况如今还有了互联网百度搜索，所以就用不着我再详细具体的引证事实了。

　　范仲淹

　　我之所以要把范仲淹与公心凑在一起，这自然是因为他所提倡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正是因为他这种忧国忧民的公心，所以，他在生前不仅能够节俭、廉洁地勤政爱民，不仅能够针对政弊犯颜直谏三起三落而丝毫不改初衷，并且还能在他的晚年，用他的薪俸购买了千亩良田，其收入全部用于救济贫困者，尤其是用于救济贫困而品学兼优的读书人。这里的收入，他的子女是绝不敢动用的，从而以致在他临终的时候竟然连一所像样的宅第也没有，不得不贫病交加地借官房暂息。

　　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敢于舍弃生命也要犯颜直谏、也要忧国忧民的公心倡导者，在他的生前，却遭到了不少权贵的污蔑。其污蔑最甚者，莫过于说他“沽名钓誉”。更为可悲的是，范仲淹当年身体力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千百年来，却仅仅只能出现在一些书本上。

　　为什么会如此可悲？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孔孟之道的官文化的必然？

　　有了孔孟之道“上智下愚、胜者王侯败者寇、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文化，官员们的威严至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岂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么？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那就只能充当官文化的遮羞布的角色了？难道千百年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

　　众所周知，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出的“唤醒工农千百万、粪土当年万户侯”，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到的著名的“消灭历史周期律”，再到进入北京城前夕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所谈到的“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做进了北京城之后的李自成”，再到“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再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五反运动，再到把人民代表大会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再到……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国家的所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都必须发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带头作用，都必须保障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请大家仔细想想，人民领袖毛泽东上述种种所作所为，是不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对公心的梦寐以求，最大化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那么，毛主席究竟是怎样才使得人类社会的公心第一次最大化了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我这个普通百姓看来，其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由于毛主席艰苦卓绝地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灵魂——阶级斗争，并且通过长期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了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群众路线，才使得人类社会的公心第一次最大化了。

　　试想，如果共产党人被禁止了阶级斗争观念，那么，共产党人还会同情工农群众，并不怕牺牲地带领工农群众去反对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吗？连同情之心都没有了，还何谈与工农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呢？更何谈把工农群众组织与发动起来？而不把工农群众组织与发动起来，那还会有共产党独有的群众路线吗？而失去了群众路线的事业还会是共产党人的事业吗？

　　至此，人们不难理解：共产党独有的群众路线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公心的唯一表现。

　　然而，抽去阶级斗争，使整个社会都把权与钱当做第一梦想了，就是把群众路线喊上一千遍、一万遍，又能起到多大的实际效果呢？

　　至此，难道还不能说明人类社会上公心的成长过程是极其艰辛、悲壮的吗？难道还不能说明唯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救世界吗？

　　秦川牛

　　2018/7/9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