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主张关心政治的人，因为我曾在“文革”中因言获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然后来已平反）。从此让我认识政治和走进政治。既然关心政治，为何不参加，也不很感兴趣当前有关方方、王小妮等人的两派网络大战呢？因为我困惑，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不想花费时间。

当今时期，文化教育界的言论很活跃，当然指的不同声音。只说我们熟悉的文学界和诗坛上的人和事，就不止方方和王小妮。

这些人发表的言论统称为“不当言论”。他们发表的形式不同，有的是直接了当的言论，有的是通过作品写实来表达。对这类“不当言论”的看法，国民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双方刀光剑影，各执一词。一派指责方方、王小妮这类人为“汉奸”、“败类”，必除之；另派则说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你说谁有理，谁无理呢？往往是，一场暴风雨般的网络大战之后，井水不犯河水，谁也没事。

所谓“不当言论”都指向国家、政府和我们党，并非私人纠结。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或斗争，国民关心国家大事，有权各抒己见。但是，据我观察，几乎不见官方介入，介入也不见有“因言获罪”的结果。就说说我们身边所熟悉的几个例子吧：

莫言，他的多少小说里面写的中国人群像却是从骨子里都被掏空了的，而且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个的“中国故事”：《酒国》对吃“婴儿”的渲染，《丰乳肥臀》对恋乳癖的叙述，《红高粱》及《檀香刑》里对脔割酷刑的津津乐道，《蛙》中对“迫害狂”的重泼墨，《生死疲劳》里对“怨怼心理”的精微描绘，还有男人总是猥琐窝囊、女人总是欲求不满，什么偷窥，什么偷情，什么母子乱伦，什么兄妹苟合，什么姐妹共夫，什么强奸手淫，什么梦遗性虐待，什么丰乳肥臀，什么暴力凶杀，都作为中国人集体的隐喻出现，也几乎道尽了所有中国人所有丑陋的面相。多少群众愤怒，获罪了吗？不但没有，还当选了中国作协副主席。

朱零，写诗说雷锋从头到尾是虚伪的，不应该向雷锋学习，号召向雷锋学习就是欺骗人民。他后来又说，建设雄安新区是愚人节那天发布的，言下之意可知。朱零获罪了吗？没有。只是把他挪挪窝，从《人民文学》编辑调去中国作协旗下的另一家刊物，不损一根汗毛。

刘年，时为《诗刊》当红编辑，写《姐妹》诗，赤祼祼地说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萧条，抹黑首都北京。获罪了吗？没有。只是把他从《诗刊》辞退，回去当大学教授了。

杨庆祥，他写的《与祖国书》，明白不过地说西藏、新疆“山河破碎”，“人心破碎”，这么敏感的事也敢捏造。他又対官媒说，要把“文革”和“改革”等同而论，两次都给人民带来了“伤痕”。获罪了吗？不但没有，而且当上了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又是中囯作协《诗刊》“头等舱”贵宾。

施施然，写的《批判记》公开发表，说我们国家的“权柄永远握在政客和流氓者的手中”，要“把独裁者推下神坛”，“把他们一个一个凊算，推翻，像砸日系车一样全部砸烂”。获罪了吗？没有。丝毫不影响她在李少君的天空中飘红，并代表《诗刊》出席活动。

还有，作家出版的“不当言论”的小说，何止方方一部《软埋》。不止，不止。获罪了吗？没有。至多只小说下架，作者和出版部门都没事。

太多的“不当言论”不因言获罪的事例使我“以此类推”，认为大家网上舌战得头破血流的方方、王小妮等人，不会因言获罪的。如果“不当言论”之外的事获罪，另当别论。

总有几个读文章不懂审题的人喜欢留些文不对题的言，歪曲我的文意。这里提醒一下，我只是陈述对我们国家当今对待“不当言论”的处理方法所观察到的实况。对方方、王小妮的结果也是个人推断，不是个人愿望。

依我不一定正确的观察，认为，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天天讲，天天抓，但对违规者处理起来显出包容之势，仍以思想教育为主，不轻易让人“因言获罪”。也许正因为如此，容易让少数人钻空子，他们看到反正不会因言获罪，而放纵言论，使得社会上“不当言论”前赴后继。

我也不主张轻易因言获罪。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言获奖”，让那些“不当言论”者皮毛无损，反而得到重用和提拔。这样的政治生态更会助长“不当言论”漫延和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