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主张关心政治的人,因为我曾在“文革”中因言获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然后来已平反)。从此让我认识政治和走进政治。既然关心政治,为何不参加,也不很感兴趣当前有关方方、王小妮等人的两派网络大战呢?因为我困惑,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不想花费时间。
当今时期,文化教育界的言论很活跃,当然指的不同声音。只说我们熟悉的文学界和诗坛上的人和事,就不止方方和王小妮。
这些人发表的言论统称为“不当言论”。他们发表的形式不同,有的是直接了当的言论,有的是通过作品写实来表达。对这类“不当言论”的看法,国民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双方刀光剑影,各执一词。一派指责方方、王小妮这类人为“汉奸”、“败类”,必除之;另派则说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你说谁有理,谁无理呢?往往是,一场暴风雨般的网络大战之后,井水不犯河水,谁也没事。
所谓“不当言论”都指向国家、政府和我们党,并非私人纠结。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或斗争,国民关心国家大事,有权各抒己见。但是,据我观察,几乎不见官方介入,介入也不见有“因言获罪”的结果。就说说我们身边所熟悉的几个例子吧:
莫言,他的多少小说里面写的中国人群像却是从骨子里都被掏空了的,而且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个的“中国故事”:《酒国》对吃“婴儿”的渲染,《丰乳肥臀》对恋乳癖的叙述,《红高粱》及《檀香刑》里对脔割酷刑的津津乐道,《蛙》中对“迫害狂”的重泼墨,《生死疲劳》里对“怨怼心理”的精微描绘,还有男人总是猥琐窝囊、女人总是欲求不满,什么偷窥,什么偷情,什么母子乱伦,什么兄妹苟合,什么姐妹共夫,什么强奸手淫,什么梦遗性虐待,什么丰乳肥臀,什么暴力凶杀,都作为中国人集体的隐喻出现,也几乎道尽了所有中国人所有丑陋的面相。多少群众愤怒,获罪了吗?不但没有,还当选了中国作协副主席。
朱零,写诗说雷锋从头到尾是虚伪的,不应该向雷锋学习,号召向雷锋学习就是欺骗人民。他后来又说,建设雄安新区是愚人节那天发布的,言下之意可知。朱零获罪了吗?没有。只是把他挪挪窝,从《人民文学》编辑调去中国作协旗下的另一家刊物,不损一根汗毛。
刘年,时为《诗刊》当红编辑,写《姐妹》诗,赤祼祼地说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萧条,抹黑首都北京。获罪了吗?没有。只是把他从《诗刊》辞退,回去当大学教授了。
杨庆祥,他写的《与祖国书》,明白不过地说西藏、新疆“山河破碎”,“人心破碎”,这么敏感的事也敢捏造。他又対官媒说,要把“文革”和“改革”等同而论,两次都给人民带来了“伤痕”。获罪了吗?不但没有,而且当上了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又是中囯作协《诗刊》“头等舱”贵宾。
施施然,写的《批判记》公开发表,说我们国家的“权柄永远握在政客和流氓者的手中”,要“把独裁者推下神坛”,“把他们一个一个凊算,推翻,像砸日系车一样全部砸烂”。获罪了吗?没有。丝毫不影响她在李少君的天空中飘红,并代表《诗刊》出席活动。
还有,作家出版的“不当言论”的小说,何止方方一部《软埋》。不止,不止。获罪了吗?没有。至多只小说下架,作者和出版部门都没事。
太多的“不当言论”不因言获罪的事例使我“以此类推”,认为大家网上舌战得头破血流的方方、王小妮等人,不会因言获罪的。如果“不当言论”之外的事获罪,另当别论。
总有几个读文章不懂审题的人喜欢留些文不对题的言,歪曲我的文意。这里提醒一下,我只是陈述对我们国家当今对待“不当言论”的处理方法所观察到的实况。对方方、王小妮的结果也是个人推断,不是个人愿望。
依我不一定正确的观察,认为,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天天讲,天天抓,但对违规者处理起来显出包容之势,仍以思想教育为主,不轻易让人“因言获罪”。也许正因为如此,容易让少数人钻空子,他们看到反正不会因言获罪,而放纵言论,使得社会上“不当言论”前赴后继。
我也不主张轻易因言获罪。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言获奖”,让那些“不当言论”者皮毛无损,反而得到重用和提拔。这样的政治生态更会助长“不当言论”漫延和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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