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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维瞻:面对朝鲜半岛大变局 中国知识界应该进行反思
点击:  作者:孟维瞻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发布时间:2019-01-28 11: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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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这是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金正恩。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2018年2月,第23届冬季奥运会在韩国平昌举行。双方组建联合冰球队,并在开幕式上携朝韩统一旗帜入场。朝鲜与韩国经历了十年的紧张关系之后,终于迎来缓和的曙光。在2018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同时,金正恩与文在寅已经会谈三次。更令人瞩目的是,6月12日,“金特会”终于上演。上述一系列事件形成了70多年朝鲜半岛从未出现过的景观。

 

此次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是2000年金大中-金正日、2007年卢武铉—金正日平壤会见后的第一次;中朝领导人的会晤,是2012年初金正恩继承权力之后时隔6年多的第一次;而朝美首脑会谈,则是半岛南北分裂7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毫无疑问,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可以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博弈。在知识界中,学者之间的观点彼此分裂、激烈争论,且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之一。但是,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笔者认为,这些争论基本上可以有了答案。有的观点被证明是符合事实发展趋势的,有的观点被证明是不对的、错误的、误导性的,至少是不准确的。过去我们无法形成一致看法,但现在随着事实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共识了。

 

2017年到2018年初,中国的对朝政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现在我们做一个事后的分析。目前,中国知识界对半岛局势的发展,进行反思的观点不多。只有时殷弘教授公开反思,他指出“在特朗普的劝说、施压和欺骗之下,中国去年对朝鲜实施了6到7轮的制裁,中国几乎用尽了所有对朝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平壤对中国的怨恨日益严重。朝鲜的怨恨可能成为中国的一大外交挑战,北京改善同平壤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减轻经济制裁。”

 

中国知识界为何如此分裂?

 

在2018年半岛局势缓和之前,中国知识界有六种截然不同观点。笔者在2016年初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了中国知识界(包括专门研究半岛问题的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半岛问题的六种看法。这六种学者分别是: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谨慎制裁论者、灵活现实论者、严厉制裁论者、承认拥核论者、弃朝论者。

 

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即主张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支持朝鲜以核武器来对抗美国,这以罗富强、朱志华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威胁所致,中国应该完全支持朝鲜。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弃朝论者,即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朝鲜,完全断绝对朝鲜的援助,同美韩站在一条战线上制裁朝鲜,甚至明确支持韩国统一朝鲜。这主要是中国极端的自由派学者的观点,如赵楚、笑蜀、荣剑,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有很多支持者。还有另一类学者,比自由派还要极端,即以刘仲敬为代表的宗教神秘派。尽管与自由派观点分歧较大,但是他们看待朝鲜的视角更加极端。

 

尽管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弃朝论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是他们都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分析国家利益时不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以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或者用某种抽象哲学逻辑来支配,是分析国际问题的大忌。当然,这两种极端观点,也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过多地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中国知识界的辩论,主要集中体现在谨慎制裁论者、灵活现实论者、严厉制裁论者、承认拥核论者四类人之间的争论。

 

第一类是谨慎制裁论者。大体上看,这些学者认为,导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在于美国。他们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是继续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继续推动发挥六方会谈的作用。制裁应谨慎,尤其是不要被美国牵着走。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考虑半岛的稳定问题,稳步推进无核化,防止朝鲜内部发生混乱。

 

第二类是灵活现实论者。他们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但是都主张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进行灵活应对,不应总是固守某一种政策。这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对朝政策是失败的,朝鲜依然是中国的一张牌,中国应尽量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制裁要适度和谨慎。时殷弘尤其强调,过度制裁朝鲜是极其不明智的,中国对朝鲜和韩国的强硬态度都要留有余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抛弃朝鲜。

 

第三类是严厉制裁论者。他认为,朝鲜会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而不是将其作为谈判筹码。朝鲜的核试验会导致环境污染,也有可能会导致韩、日走上拥核道路,因此中国的严厉制裁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有学者主张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朝鲜进行切割。近期,有人还给出了“朝鲜是中国的敌人,韩国是中国的朋友”的结论。

 

第四种观点非常独到,叫做承认拥核论者。他们认为,与其将朝鲜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人,不如让朝鲜成为一个拥核但不反华的国家。如果没有获得绝对收益的选择,我们应该考虑损失最小的选择。

 

至于如何产生了上述争论,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王俊生老师曾指出,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学者由于不同视角、不同的知识基础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半岛问题非常复杂,牵涉的因素较多。有的学者与美国学者交流较多,可能就会有同情美国的观点;和朝鲜学者接触较多,有可能就更认同朝鲜;和韩国学者交流多,就可能会同情韩国。还有一点,由于朝鲜半岛研究的敏感性,各个部门有时甚至连掌握的材料都不能互相交流,客观上导致“各自为政”。我认为,地理因素也可能是原因,例如北京的学者大多主张对朝强硬,东北的学者对朝态度相对温和。

 

哪些观点被事实证明是错的?

 

上述几派学者,每一种都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都有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贡献。但是,观点要经过事实的检验。我们看一下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就会发现,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为不符合事实。很多人都清楚,谈论朝鲜问题非常容易得罪人,但是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不敢将道理讲出来。

 

第一,“发展核武器是朝鲜既定方针”的观点肯定是错的

 

中央党校一位资深教授长期一直持这种观点。类似的学者认为,无论美国如何对待朝鲜,朝鲜都会坚持发展核武器,这是它的既定方针。但是,我们只需要简单分析一下冷战结束之后朝鲜与美韩的关系,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的转变,更说明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

 

朝鲜与美国处于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动机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核武器与导弹的成本较高,长期坚持这个政策一定会严重损害其经济。因此如果能保证其自身安全,它不会以发展核武器作为其首选政策。关键取决于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的态度。

 

从1994年美朝达成《核框架协议》之后,克林顿对朝鲜政策还是相当友好的。以至于在2000年两国差一点就实现和解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朝鲜决定重启搁置了七年的核武器研发,不断进行导弹试射,并于2006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对朝政策稍微变得温和。2017年特朗普上台,进一步对朝鲜释放友好之意。

 

再来看韩国对朝鲜的政策。从1998年金大中上台,直到2007年底卢武铉下台,韩国对朝鲜执行了十年的“阳光政策”,期间两位总统分别与金正日举行会晤。从2008年初李明博上台,到2017年初朴槿惠被弹劾下台,韩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2017年5月文在寅就任总统,重新回到对朝鲜温和的政策。

 

美国和韩国都是选举产生领导人。某一个领导人在任期内都会始终保持政策,一般不会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朝鲜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但他采取什么政策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美国和韩国的政策组合。通过下表可以看出,当美国和韩国有一方对朝鲜态度强硬时,朝鲜则以发展核武器回应。当双方都对朝鲜态度温和时,朝鲜则选择缓和与美国和韩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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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出,非常明显,朝鲜的政策具有被动性,随着美国和韩国对朝政策的组合发生变化。未来,不排除朝鲜会重启核武器研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2020年及其之前,朝鲜的政策肯定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一期间特朗普和文在寅都不会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即使双方发生龃龉,在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分歧,半岛局势也不会退回到小布什时代或者李明博与朴槿惠时代。如果特朗普2021年能连任,那么这种缓和状态将会持续到2022年夏文在寅结束任期。2022年夏及其之后,半岛局势的发展,将会取决于那时的美国与韩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

 

还要提的一点是,美国的强硬政策,也为韩国保守派提供了市场,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2001年之后小布什长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使得朝鲜不得不以核研发应对,最终导致2007年李明博的上台。但是奥巴马上台后相对温和的政策,使得韩国保守派失去了市场。2012年朴槿惠仅以微弱优势胜出,到2017年已经完全不成气候。简而言之,半岛局势发展方向最终不取决于朝鲜,不取决于韩国,也不取决于中国。

 

第二,“朝鲜是中国的敌人、韩国是中国的朋友”论断被证明是错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师的研究是非常严谨、扎实的,它的成果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广泛承认与尊重,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这仅仅指他早年的冷战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苏关系。他对于中朝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来自朝鲜的档案等一手资料的分析之上,而是间接来自中俄两国的档案。而且,即使他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是完全可靠的,也无法转化为“朝鲜是中国的敌人、韩国是中国的朋友”这样的政策建议。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老师的研究对政策是有负面影响的。

 

从国际政治基本常识来说,国与国之间没有绝对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朋友。国家利益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东北亚这样复杂的博弈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利用、尔虞我诈,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在的敌人很快就会变成朋友,朋友也很快就会变成敌人。“朝鲜是中国的敌人、韩国是中国的朋友”这句话是刻舟求剑,即使这种状态存在,也是转瞬即逝。即使说“韩国是中国的朋友”有一定道理,“朝鲜是中国的敌人”这句话也是完全错误。朋友、敌人,都只能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行为,把朋友、敌人作为一种属性,是违反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常识的。2018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朝之间没有刻骨的仇恨,朝鲜的核武对中国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威胁性。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朝鲜拥有核武,而是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亲美的朝鲜半岛。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是最坏的。

 

第三,“中国对朝政策失败”观点完全错误

 

如果说,在2017年及其之前,我们还无法判断中国对朝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2018年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证明,中国的政策即使不算很成功,也不能说是失败。“萨德”告吹,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了。

 

首先,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决定了朝鲜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控制。第二,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中国的介入大大加速了半岛缓和局面的到来。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明确表示“十分感谢并高度重视中方的重要作用”。第三,中国的态度可以影响美朝关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2018年朝鲜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晤,足以证明中国的影响力。8月底特朗普抱怨中国“不再帮忙”也是例证。前面已经指出,朝鲜的政策是被动的,半岛局势取决于韩国和美国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从根本上讲,终结朝鲜半岛危机局面的责任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可被高估(最终取决于美国的对朝政策),也不可被低估(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

 

之前国内有人说,难以理解中国向朝鲜提供粮食、石油等物资的行为,认为这是“养虎为患”,或者认为今天半岛的局势是中国对朝鲜“绥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明显歪曲了中国的意图。中国援助朝鲜,目的是希望维持朝鲜的稳定,防止其出现大量难民。一旦东北亚局势出现动乱,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有学者早就指出,中国宁愿要一个拥核不乱的朝鲜,也不能出现一个乱而失控的朝鲜。这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也符合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第四,“特朗普极限施压导致金正恩投降”不符合逻辑

 

2018年半岛局势缓和后,中央党校一位资深教授深受指责。他为自己原来的逻辑辩护,坚持认为朝鲜妥协的原因是美国的“极限施压”。他指出的证据包括,美国对朝鲜的海上封锁、秘密开战演练、更新战略轰炸机、辙退美军家属。但是,这些理由非常牵强。我们看不出这些行为与美国之前所做的有太大差别。这位教授明显夸大了美国的威胁性,渲染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早在2013年、2016年他已经预测错了两次,说朝鲜半岛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是80%。

 

事实上,早就应该注意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数次明确表达了与以往所有总统不同的对朝政策。在上台之后的三个月,即2017年4月,特朗普夸赞金正恩“在非常年轻的年纪就能继承权力”,“很显然是非常聪明的人”。2017年5月1日,他首次说:“如果合适,我绝对愿意与他见面,那将是我的荣幸。”“再说一遍,如果情况合适,我将那样做。”简而言之,特朗普的军事威胁是nothing new,不能解释金正恩变化的原因。美国从2017年3月到5月一直不断强调,外交才是主要途径,“不强调直接军事行动”。

 

事实上,中国是被特朗普欺骗了,这也是时殷弘指出的关键问题。特朗普曾经威胁中国“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那我们来解决。这是我能给你说的全部。”“在没有中国的帮助下,美国可以“完全”处理朝鲜问题。”但是后来证明,这只是虚张声势。特朗普对意识形态问题从来不感兴趣,反复承诺不对朝鲜进行政权更迭。这导致了金正恩获得了安全感,这才是金正恩最终投入他怀抱的关键原因。

 

第五,“朝鲜制度不改,就不会放弃核武器”与国际权威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符

 

现在,中国的舆论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朝是一个不人道的国家,其领导人精神有问题、不理性,迟早会威胁中国。这种舆论风气,导致骂朝鲜、主张制裁朝鲜,甚至主张联合美国打击和灭掉朝鲜成为“政治正确”。只要是类似的观点,一定广受舆论欢迎。相反,很多主张冷静、克制、审慎的学者,相对不敢发言。这就导致,说真话的学者可能会被认为是“媚上”、有道德问题,因此很多人不敢说真话。

 

和美国学者而言,中国学者对朝鲜内部的真实情况缺乏研究。现在很少看到有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对朝鲜内部真实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学术性的、负责任的、靠谱的、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研究。我们现在对朝鲜内部情况的了解,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媒体、韩国媒体的影响,过于妖魔化。不过,一些美国学者倒是做了类似的研究,有像样的成果。美国学者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英文文献中,有几本书还不错。作者们深入朝鲜内部,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朝鲜的确很落后,但并非那么可怕,外界对朝鲜有很多误解。Patrick McEachern撰写的 Inside the Red Box: North Korea’s Post-Totalitarian Politics分析了朝鲜的政府结构及其制度。Stephan Haggard和Marcus Noland的 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研究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朝鲜大饥荒的结构性原因,并对朝鲜的难民进行了访谈。Suk-Young Kim的 Illusive Utopia: Theater, Film, and Everyday Performance in North Korea研究了朝鲜“大型工程”的作用,等等。

 

总地而言,我们对朝鲜的误解,就好像西方对我们的误解,妖魔化太多。真实情况是,朝鲜比我们想象得要“正常”得多。而且,朝鲜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其实与其他国家区别不大。朝鲜的民众,也认为自己生活在正常状态。朝鲜的经济,已经比几十年前开放多了。韩裔美国人David Kang曾经指出,朝鲜尽管想发展核武器,但这并非它的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朝鲜不仅想通过核武器来使其国家受到的威胁最小化,也希望改善其经济状况、希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朝鲜同时具有上述两个目的。

 

近几年来,外界对朝鲜的了解,比以前更多了。可获得的一手材料也比以前更多了,甚至学者可以获得大量的内部材料。但中国学者似乎比较落后。今天的朝鲜已经与21世纪初的朝鲜有了很大的不同,朝鲜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状况,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David Kang的研究认为,朝鲜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其实有所放松,目前朝鲜已经并非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的商业化、市场化开始变得明显。甚至,朝鲜的黑市、私人市场也出现了,政府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厉的管制。普通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活,与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在边缘地区,计划经济的特征减弱。尤其是,朝鲜人并非“傻子”,并非只是被“洗脑”,他们能够独立思考。有一些朝鲜人,是支持民主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朝鲜人都支持民主化。朝鲜人的思想是多元的,并非完全被政府钳制,并非铁板一块。他们还能够从韩国、中国获得很多信息,他们并非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朝鲜的政府官员,从市场化中获得了很大利益。甚至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腐败之所以出现,恰恰说明市场化有了一定的程度。不过,朝鲜的公民社会没有形成,它也不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难以出现自下而上的革命。

 

事后反思:

近几年中国对朝政策失误在何处?

 

直言不讳地说,近几年中国对朝政策的确是存在失误的。这就是时殷弘老师所说的,“中国被特朗普欺骗了,中国的制裁带来了朝鲜对中国的怨恨,这成为中国的一大外交挑战。北京改善同平壤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减轻经济制裁。”从笔者前面简单总结的规律来看,我们在2017年上半年,就应该及时预测到半岛局势的缓和。美国和韩国政府的更迭,本身就应该是前兆,领导人在竞选中已经明确表达过其对外政策。当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测到。在2017年下半年,我们还在错误地对朝鲜进行过度制裁,这是战略失误。这是一个教训。这个规律以后应该依然适用。

 

学者的理念要超前于政府,比政府官员有更高的眼界,有更长远的预计。学者不能只会为政府政策提供辩护,不能只会像复读机一样重复政策条文,要适当批评。但是,如果学者的政策建议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在目前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接受、客观条件不允许,则同样没有任何意义。政策建议中,如果只给出制裁朝鲜的建议,肯定是片面的。有的人,整天只说,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制裁朝鲜,朝鲜危害多么多么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预计到制裁的后果,那么危害会更严重。

 

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对半岛的影响力不可高估(美国的态度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可低估(美国无法绕过中国单边行动)。尽管我们在2017年犯了战略错误,但是依然很快修补了与朝鲜的关系,减少了损失。这一点确实值得庆幸。然而,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思。如果我们当初没有错误地、过度地制裁朝鲜,而是稳健地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那么现在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占据优势。

 

此外,我们要反思的是,中国的舆论场出现了错误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学界的讨论,进而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目前,在舆论上发声的学者,大多是一些研究中国宏观大战略的学者,而不是专门做半岛问题的学者。相比而言,专门研究半岛的,更显的审慎,因为他们更熟悉半岛内部情况,知道成本和风险,因此更担心战略失误。外面的人应该多听听这些人的意见。很多专门研究半岛问题的学者,他们非常反对用冒进的方式来制裁朝,以免给中国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但是舆论对他们非常不同情,说他们“有道德问题”、“给政府辩护”、“自欺欺人”,被骂为“亲朝派”,甚至说“朝鲜这么好,你咋不去朝鲜移民”这一类的话。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公开说真话了。这非常值得反思。今天,在舆论要求制裁朝、灭掉朝的氛围中,我们更应该听一听那些审慎的意见。

 

吉林大学王生老师曾经指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不仅要有大量的关于朝鲜半岛研究的”数据库“,而且还要有长时间积累的”体验库“。应该懂朝鲜语,在半岛有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研究半岛问题不可脱离国情。不能按照美国的思维来看待半岛问题,也不能迎合韩国的思维来看待中朝关系。虽然那样能多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但长远来看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他认为,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存在着“情绪化”的特点。主要是有的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益不负责任。理性和中立的文章,没有人愿意读;猎奇或煽动性强的文章,反而受欢迎。

 

最后,媒体也应该反思,或者说政府和学界应该要求媒体进行反思。朝核问题事关重大,既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媒体应该选择靠谱的专业学者撰写的文章、评论。不应以取悦民众、骗点击率为目的,不应发表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的言论。这不是要限制作者的观点,不是要求统一思想,媒体有权对政府某些政策进行批评。但如果文章没有科学的、扎实地分析,缺乏事实和论据,例如笑蜀、荣剑,就会对国家和舆论造成危害。传统媒体还好,网络媒体、新媒体要有识别能力,不能只为了吸引眼球,而应该有起码的职业责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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