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稳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点击：作者：王今朝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3-29 10: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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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私有制条件下，无论货币主义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都不能够防范巨大的经济危机，都无法解决老百姓的苦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的是公有制发展问题。

新基建策略作为稳定之策具有的潜在问题是：第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确实作为概念已经提出，并有了许多具体化，但潜力到底多大，仍未可知。第二，新基建到底谁投资谁受益的问题。第三，新基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重中国劳动力和产品过剩。第四，过分重视新基建，导致对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和关注度减少。第五，新基建在落实中，是否会出现偏差、回到老基建的老路上去。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些领域的市场化存在过度、偏颇。新基建是否会加重老基建的投资？就中国房地产领域而言，很显然，延续过去的少数人暴富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应对中国经济稳定这个当下最主要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在已有公有制企业等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新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降低利息和租金、给最困难家庭发钱救助等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

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判断，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但我国依然面临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本来，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在根本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外国一定会对这种政治经济格局做出反应。再加上，我国经济的外向程度已经很高，国外疫情的发展必然会对外国经济产生影响，反过来影响我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对策，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尤其重要。对此，不同学者、人物众说纷纭。那么，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该怎样看呢？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提出以下思考【1】。

一、中国不能采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政策了

2008年我国经济因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产生向下运行趋势时，我国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不完全属于凯恩斯主义，但恐怕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一方面它确实稳定了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确实造成了一些后果。具体分析这些后果对于当下并无太大意义，但承认这些后果的存在，对于我国今天再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采取什么政策是有益的。

首先，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底线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一些人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必须保八，即保证达到8%的年增长率。从我国经济已经数年在8%以下运行的角度看，可以说，保八的建议是没有依据的。从追赶美国经济的目的看，美国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就3%左右，所以，中国无需保持8%的年增长率，实际上长期有4%、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就足够了。从中国承受负经济增长率的历史（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数次出现负增长）看，即使几年出现负增长率，都无法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然。基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底线可以很低，甚至为负值。当然，这不是说，我国要去追求一个负的增长率，而是说，为了追求一个增长率目标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不值得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之所以比西方更能抗衡经济下行的压力，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即使在经济下行时，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如美国那样，当经济下行时，企业解雇工人，工人失去生活来源，从而造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存续的巨大威胁。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使得中国经济能够相当稳定，哪怕出现由于国家投资决策失误导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这里，一个关键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下行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根本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

其次，仅仅依靠政府赤字拉动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我国，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已经无效，只能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了。在我看来，西方那种货币政策无论是否有效，都不能再用了；西方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办法也不可能再用了。为什么？因为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下，试图通过刺激私人经济投资和生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本上是等价的。如果财政赤字由央行来融资，它就基本是等价的。反过来，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向企业注资，不也几乎就是财政向企业注资吗？现在，是否可以这样看，西方只是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办法，才在20世纪建立起央行制度，把央行与财政部对立起来，又进而强调央行的独立性。众所周知，美英的央行都是私人企业，而据何新的研究，美国的税务局实际上也是私人企业。从都是私人企业的意义上，由这个私人企业来救助经济和由那个私人经济来救助经济，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然，我们这里使用了抽象分析法，舍象掉了二者的差异。因为二者的差异可能并不重要。正如凯恩斯主义导致了滞胀一样，美国的货币主义政策也可以说导致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二者在西方国家的使用实际上都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延续，都没有能够防范巨大的经济危机，都无法解决老百姓的苦难。即使不说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后备军，就是美国40%的家庭储蓄不到400美元，就可以想象美国社会是多么脆弱，而无论货币主义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没有能够改变这个，我们就可以推出可以同时抛弃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刺激政策的结论了。

第三，我国各级政府财政赤字虽然依然可控，但依然不宜再使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了。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的公有制发展问题，而且使用财政赤字容易上瘾。它容易诱导政府有关决策部门一有问题，就大力发行国债，刺激经济，从而走上西方的老路。简单说，它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意识形态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性相矛盾，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矛盾。马克思也早就指出，国债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种有力工具。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也发展得很好的事实证明，中国今天应该抛弃债务经济学了。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家庭因为背负债务也深受影响。

二、要把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根本之策

（一）要把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根本发展之策

十九届四中全会界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名副其实，为了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属性，由于私人所有制在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比例已经很大，甚至过大，中国到了再次大力推动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时候了。当然，这不是说要取消私人所有制。今天的中国，即使政府出台任何政策，私有制也不是可以取消的，就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也无法完全取消私有制，无法完全消除市场一样。私有制对于中国还是有益的。而且，这也不排除大力支持某些行业某些领域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合理性。这里，只是说，在许多领域，许多行业，中国让私有经济发展得过分了，已经走到了改革开放初心（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反面了。当中国是公有制的汪洋大海时，发展一些私有经济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当中国已经成为私有制的汪洋大海时，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就是非此不行了。此一时彼一时而已！当然，至于哪些领域、哪些行业，私有经济发展得过分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很清楚，不能让私人企业成为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形成这个系，那个派。

至少进入21世纪以来，就有不少私人经济主体感到，做生意困难了！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产品的日益丰富，诸多生产厂商日益感到市场的挤压。这种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武钢这样的企业都不得不（由国家出面）做出重大调整了。确实，由于生产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人民需要的满足已经今非昔比了。这就难怪诸多私人企业感到生意难做了。在生意场上，许多管理者已经感到，未来如果没有创新，就只能退出市场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让已有的所有企业继续兴旺发达。企业洗牌是必然的。问题只是怎么洗而已。

资本主义的经济洗牌是通过破坏大量既有资本（必然以企业倒闭、破产、清算、被兼并等形式）来使得在危机前处于更好位置的企业生存下来并随后扩大生产来实现的。而同时，大量劳动力被暂时或永久性地逐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力量。资本主义这种浴火重生的办法运转近两百年，虽然痛苦，但还不错。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救济也能减轻一些痛苦。在危机后，资本主义总是能够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不错对于不同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英国在这种浴火重生中地位极大地衰落了，被美国取代了。而美国资本主义至少在21世纪以来就已经遇到根本性、系统性危机了。即使美国已经试过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多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这种根本性、系统性危机的一次证明而已。这种浴火重生的办法的有效性除了依赖于技术创新所提供的机会以外，还依赖于世界上大量国家还很贫穷、落后，因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提供了市场。然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技术创新无力和新兴经济崛起的局面，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浴火重生这一办法趋于失效了。如果中国走西方这种企业洗牌的道路，即使可以使用数次，未来也无疑会走入死路。

这个世界的所有制结构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条道路。既然眼看着私有制无法走通，中国就只有把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根本之策一条路了。

（二）要把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根本稳定之策

辩证法教导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根本之策也可能有不同的办法，不同办法的效果有高下之分，有些办法组合起来应用。

有人认为，“无论是长期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还是短期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新基建都是最有效的抓手”【2】。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新基建策略。有观点认为，所谓新基建，是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3】，与铁路、公路、轨道交通、房地产等老基建相对立。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观点与中央的一些表述一致。比如，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但其实不然。中央的表述只是强调要加快发展，并没有上升到作为解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对策的高度。而且，对新基建并没有形成普遍一致的看法。

新基建策略作为稳定之策具有怎样的潜在问题呢？

第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确实作为概念已经提出，并有了许多具体化，但它们的潜力到底多大，仍未可知。比如，就5G技术来说，虽然可能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它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并不确定。5G的速度是很快，但人们可能一般并不需要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它的市场需求可能并不像4G那么普遍。这就使得5G需求对手机价格、通讯费率比较敏感。而且，4G技术投资已经很大，未来很有可能与5G并存使用。这就反过来使得5G投资应该比较慎重。这似乎意味着国家队5G的投资可能会采取在某个或某几个省试点推进的办法。这就使得它拉动经济的效果有限。

第二，新基建到底谁投资谁受益的问题。由于中国一些具有私人性质的企业在新基建产品生产领域具有优势，如果大力发展新基建，中国会形成对这些企业的巨大的需求，因而必然催生许多财富新贵，这会维持甚至加重中国两极分化。

第三，新基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重中国劳动力和产品过剩。

第四，过分重视新基建，导致对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和关注度减少。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过于重视老基建。老基建是重要的，但过分重视，以至于没有给予发展飞机、芯片、操作系统等生产性产业，已经被中央认识到了。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也非常重视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但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依据国家的生产性企业的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蕴含着这个道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依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与其它领域建设的关系问题。而特别是，我国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度很大，在国外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禁止粮食出口。无粮不稳，应该是更为值得重视的。而究竟怎样防止未来发生粮食问题，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第五，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新基建的概念是清晰的，但在落实中，是否会出现偏差，是否会回到老基建的老路上去，也是值得思考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些领域（如住房）的市场化无疑是过度和偏颇的。新基建建设是否会加重老基建的投资呢？就中国房地产领域而言，很显然，延续过去的少数人暴富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综合以上，即使我们国家主要以公有制企业来实施新基建策略，可以拉动一些经济增长，也难以作为稳定中国经济的主要抓手！我们认为，就中国经济稳定这个当下可以说最主要的挑战而言，在已有公有制企业等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应该是如下方法：

1、新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社会主义策略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却非常有效。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新建了一些国有企业，一些原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有了巨大发展（据说深圳的一些大企业就是街道办的企业），但总体而言，我国新建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数量是不足的。这种不足实际上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有报道称，当西班牙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威胁时，准备采取医院国有化的办法。设想一下，假设中国的医院都是私人医院，中国还能这么有效地抗击疫情吗？那种所谓加强社会力量办医院，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真的是稳定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吗？理解了这个，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生常谈是非常有效的办法了。

这次中国抗击疫情期间，虽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涨价现象（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迅速消失了），但武汉人民也感到，就日常用品来说，有些商品的价格甚至降低了。原因在于，由于各种活动取消，一些产品没有通常的销路了。这实际上说明，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虚高了。表面上看，有些价格的虚高是交易环节增多，而其实，是对私人利润的追逐导致了物价上升。改革开放后，中国物价过高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被网上购物的低价格所证明。而那些提供网上购物服务的企业所获得的巨额利润说明，即使网上购物，也有降价的空间【5】。由于国有企业可以不以利润为目标，可以把利润率降得尽可能低，所以，只有公有制企业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主体，中国才能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意味着，为了保证人民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是用公有制企业来生产和供给商品。这意味着只有真正实现公有制企业在生产领域、运输领域、批发领域和零售领域的供给主体地位，才是真正的保民生的有效办法。在中国收入分配分化得相当厉害，低收入家庭还不少的情况下，采用公有制来实现生产和供给应该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公有制企业由于不以利润为目标，实际上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收入，办法就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可以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采取了这种办法。从国家整体利益上看，这种办法比私有企业按照所谓效率标准来决定雇佣工人数量的办法更好。恐怕就是到了今天，也不失是个好办法（见下面4）。

3、降低利息和租金的社会主义策略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市场化的利息和租金，在存在的场合下，利息和租金都被压到很低的水平。马克思认为，利息本质是利润，绝对地租的本质是土地的私有权。把盛行于今天中国的利息和租金都归结为私人所有权或产权与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应该是一致的，至少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今天中国的银行，发放了大量购房按揭贷款，并收取了高额利息。今天中国许多家庭通过支付租金获得了他人房屋的居住权。可以这样认为，至少大量购房的人和租房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在经济上都处于弱势（相对银行和相对有房屋出租的人）。对于这些人而言，当把自己的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和租金后，在面临经济下行时，经济地位可能进一步弱化，生活可能受到威胁。仅从这点看，降低利息和租金就是稳定中国社会的有力手段。

4、给最困难家庭发钱的社会主义策略

我们国家也总会有一些家庭无法从正规的就业渠道得到收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没有就业，就难以有稳定的收入，就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因此，政府应该给这些困难家庭发钱（包括减免学费等），以维持其家庭生活。实际上，我国已经建立起这种制度【6】。但在经济下行期间，可能会有新的家庭需要这种救助。未来减轻实施这种政策的压力，国家应该采取办法，尽可能地保证一个现有的就业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处于就业并能获得收入的状态。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政策看，其动用的资金应该比中国给家庭发钱动用的资金要多得多。中国当年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如果把这笔钱用来在一年内给一千万家庭（占全国家庭的1/43）发钱，每个家庭平均得40万元。如果一千万家庭每年得政府2万元，每年政府只需花费2000亿元，仅占2018年中国税收收入15.6万亿元的约1/80。可以想见，给家庭发钱的办法是比较节省的。

在未来，生产进一步发展了，给家庭发钱的办法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展。为什么呢？设想未来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大量工厂不需要多少劳动力（所谓无人工厂），那么，中国将会有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些人口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只能通过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办法获得！而且，如果这些家庭没有收入，不能购买商品的话，生产出来商品又怎么可能大都卖得出去呢？我们这里提出的给家庭发钱就是一种按需分配的办法，只不过层次还较低而已。当然，即使采取了给家庭发钱的办法，我国也要保证人民生活基本用品（特别是粮食、蔬菜、肉类）的生产。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市场的正常的运作！当然，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人工厂由于不耗费活劳动，其产品的价值也应该很低，相应地其市场价格也应该很低（其耗费的死劳动分摊下来应该也很低）。这也表明，某种程度上的按需分配并不是空想，而是基于劳动价值论做出的科学预测！

可以说，只要我们国家采取了这些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稳定政策，我国就可以避免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恶果，更重要的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经济抗震能力明显增强【7】）。在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底采取怎样的产业政策等政策来拉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也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注释：

【1】在此声明，笔者对任何严谨的批评的态度是开放的。笔者尽力保证本文整体上的科学性，但依然准备接受马克思主义学养深厚的读者就某个或某几个具体表述提出的不同观点（本文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阐述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当然，评价一篇文章应该主要看它解决了或会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看它没有解决什么，或者有什么局部的瑕疵。

【2】任泽平：新基建该不该干？谁来干？怎么干？

http://finance.ifeng.com/c/7vB1UblTnFo。

【3】“新基建”带来新机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引用日期2020-03-17]。

【4】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蕴藏哪些新动能？．新华网[引用日期2020-03-08]。

【5】马克思指责亚当·斯密把利润看作是价格的一个构成，恐怕是不完全公正的。就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来说，不能把利润看作是价格的一个部分。但就分析市场价格来说，把利润作为价格的一个构成应该是对的。很显然，如果中国企业都降低其利润诉求，它们就都可以降低价格。降低价格对于满足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需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私人企业而言，常常是涨价才符合它的利益。中国市场化运作的医院不是让医疗价格越来越高了吗？马克思和斯密的观点上的这个差异应该主要是研究的目的不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斯密的这个观点是庸俗的（或者说是世俗的）。但中国也面临斯密所关心的这个世俗问题。

【6】据说，广东的一些农村由于可以通过收取大量租金等办法得到大量收入，常年给每个村民家庭年终发钱，而且发钱很多。

【7】西方宏观经济学总结了三大经济问题：通货膨胀、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三大问题。而解决了这三大问题，中国经济就可以面对疫情、国外冲击而高枕无忧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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