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旷世之才：盘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潭死水，三个月足矣

 

导读

毛主席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竟然是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个湘潭的年轻人一步登天做了部长，有人嫉妒，有人猜疑，宣传部里议论纷纷；

面对被戴季陶、汪精卫搞成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毛主席仅用三个月就使其“起死回生”；

国民党右派兴风作浪，毛主席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

在毛主席的旷世雄才之前，任何的怀疑和反对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1925年毛主席在广州的那段风云岁月，且让本文为您一一讲述。

 

一、共产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乃一政客，宣传部长一职本就是其攫取权力的进身之阶，此时成为国民政府说一不二的第一人之后，所兼任的宣传部长这个职务顿时显得可有可无了。

 

 

很快，汪即以政府主席公务繁忙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提出请求辞去所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并推荐刚刚来到广州不久的毛主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对于毛主席，汪精卫是熟悉的，因为毛主席是汪精卫的老朋友易培基的学生，易培基将毛主席介绍给汪精卫后，汪对毛主席的才华也是十分佩服。

 

1924年初毛主席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持工作的时候，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共事过，他努力协调国共关系，大力推进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让汪、胡二人印象深刻。

 

此时是1925年10月5日，常务会议经过讨论，当天就通过了这一人事提名，并通知毛主席于10月7日立即到职视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不变。

 

毛主席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秘书，也不是任副部长过渡，而是直接代理部长，可谓是青云直上。

 

 

一个共产党员脱颖而出，越过宣传部许多老资格的干部成了一把手，顿时成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嫉妒和议论的对象。

 

1925年秋天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位高权重，以汪精卫、胡汉民（后因廖仲恺遇刺案出走莫斯科）、廖仲恺、张静江四大元老领衔，一共只有21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才17人，就是这38个人组成了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并同时决定广州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这个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是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上首肯的，当时毛主席才只有31岁。

 

1924年的四大元老中，汪精卫41岁，胡汉民45岁，张静江47岁，廖仲恺47岁。

 

要知道，已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风头正劲的蒋介石，直到1925年底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

 

 

10月7日，毛主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经过对部内情况的初步摸底，毛主席发现这个宣传部真的是一个神坑！

 

因为它的前几任部长不是来玩票的就是来瞎搞的，总之没有一个干正事的！搞得好好的一个宣传部乌烟瘴气，大批部员上班一杯茶，下班一溜烟，一月到头不见人，除了发薪水那天！

 

这个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是戴季陶，要说戴先生也是老资格的革命党，早年跟随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很立了一些功劳。他先后创立和主编了《光华报》、《民权报》、《星期评论》，算得上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才子。

 

戴先生虽然才华是有的，只可惜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

 

1924年中，戴季陶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之邀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戴主任高高兴兴上任，没过多久却和同事张继大打了一架。

 

 

只因张继虽然也是国民党元老，但却是铁杆右派，而当时戴先生的立场是亲近共产党的，二人一言不合就上演全武行。张继的拳头硬，戴季陶很吃了一些亏，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当着来劝架的众人之面痛哭流涕。

 

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打不过人家也就算了，居然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哭，实在是太丢面子。戴主任越想越伤心，又咽不下这口气，索性不告而别，连夜坐船去了上海。

 

戴季陶负气跑路让廖仲恺火冒三丈，他所遗留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人称“催眠术教官”的邵元冲接任，而宣传部部长一职则交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文采风流，写诗作文样样来得，当年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令天下人惊艳，但此时他的精力却完全不在宣传部长一职上。

 

毕竟一介政客所求的是孜孜不倦地往上爬，汪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典型的好好先生，在宣传部更是专业打酱油，反正部务会议上你好我好就是不点头。

 

 

汪精卫显然不会久居宣传部，这可急坏了下面觊觎部长之位的各路人马，庙小妖风大，宣传部里老油条多的是，很快就为了谋取部长职务各种勾心斗角，互相排挤拆台，总而言之，大家除了干活，其他什么都干！

 

二、毛主席大刀阔斧改造国民党宣传部

 

很快，在部务会议上毛主席毫不客气列举了宣传部的几大失败之处：

 

1、宣传部管理功能完全丧失，堂堂中央宣传部，命令竟然出不了广东省。至于广西、福建、湖南等等临近省份的分部，对总部的指示、命令、意见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置若罔闻；

 

2、部务废弛，检查纠正之职责完全旷废，交给各地分部的可用宣传材料几乎没有，各类管理制度虽有，但形同虚设，工作松散，人心涣散，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

 

 

3、宣传工作流于形式，党内教育毫无计划可言，现有宣传资料文字多于图画，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大众很不友好。

 

其实上任之前毛主席早就听说过宣传部的一团乱麻，但此时宣传部的乱相百出还是让人叹为观止：你连最基础性的铺垫都没做，后面的正事怎么开展？

 

即使是强如毛主席，在全盘摸底宣传部之后也觉得太小看了汪主席胡搞的能力，许多原本构想的宏伟计划一时之间难以实现，于是，毛主席决心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抓内部的一手，先从杀鸡儆猴，整肃纪律开始。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前任部长戴季陶。

 

不开眼的戴先生于1925年7月在上海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大肆歪曲国共合作的本意，散布个人编造的“左倾”威胁论，影响很坏。

 

 

由于戴季陶的特殊身份，此书出版后引起各界纷纷议论，严重损害了国共两党的互信关系。而且对于毛主席来说，戴季陶无疑是以前任宣传部长的所谓“地位”公开拆台叫板。

 

无论从级别上、影响力上还是资历上，戴季陶都是难得的对手，就决定是你了！毛主席毫不客气地向戴开刀。

 

仅仅一周后的10月13日，在国民党中执委全会上，毛主席对戴季陶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猛烈开火，在参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执委（当时亦为数不少）一致支持下，全会发布公告：

 

1、关于戴季陶7月间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现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

 

2、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

 

 

公告发出后宣传部内议论纷纷：能把戴传贤（戴季陶名传贤）搞得灰头土脸，看来这个新来的毛润之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还有人说：毛润之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去年上海执行部搞党员重新登记，谢慧生（指谢持，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会五大委员之一）卖老资格不配合，当着汪主席和胡主席的面拍桌子，结果毛润之让人拿着登记表去他家，谢慧生搞得没有办法，最后乖乖签字。

 

又有人说：看不出共产党一个万把人的小党，还真是出人才啊！

 

……

 

当然，对内硬只是一方面，而更加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工作，就是抓好宣传战线，为当时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服务。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对当时把持北京政府实权的张作霖开战。由于张作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美英帝国主义扶植的直系军阀矛盾甚深，又与广州国民政府互为敌对，一时间全国反奉声浪响成一片。

 

毛主席早已敏锐地认识到，直奉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狗咬狗而已，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消灭所有为虎作伥的军阀！

 

1925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主席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大纲》中这样富有远见地写道：

 

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当国民党中央大多数人还在考虑是支持直系反奉还是趁着直奉大战往直系背后捅一刀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提出团结人民群众彻底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军阀的走狗。

 

 

这样的眼界，这样的气魄，绝非寻常政治家所能及！

 

整顿纪律，理清主线，这些明面上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还得从真正基础性的工作开始，一砖一瓦地抓起来。

 

10月下旬，毛主席要求宣传部门将当时所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外文报刊做一次全面的清查，分门别类，安排专人收集、整理、汇总信息，为宣传工作准备充分的弹药。

 

同时，部署本部门及各省市分部全面调查海外、 国内、省内、 市内党员人数及各该地方学校、 工团、 军队、 图书馆、阅报社及公私场所，以便分发宣传品，为宣传工作准备充足的阵地。

 

别说宣传部了，包括其他部门的老同志小年轻在内，大伙全都震惊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部长，这简直不是在搞宣传部，是在搞国民革命宣传军啊！

 

 

1925年11 月，毛主席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同意了这一建议，决定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

 

所谓交通局当然不是搞交通运输的，而是架设信息流通渠道，落实信息传递人员，短短半年之间，宣传部的网络就从不出广东延伸到南方12个省，好生兴旺，宛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宣传材料有了，宣传渠道打通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搞宣传必须要有人！为了给即将发动的北伐战争培养足够多的宣传干部，从1925年12月开始，毛主席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

 

在后续近半年的时间里，毛主席经常到所给学员们讲授《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了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那时候的毛主席工作事务千头万绪，除了负责宣传部的工作，他同时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课老师，每周还要作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和体魄能够赋予毛主席无穷无尽的精力把这许多事务料理得有声有色！

 

三、强硬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

 

当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把宣传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时，在国民党内部，一股针对中共的逆流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

 

1925年11月中旬，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叶楚伧、邹鲁、邵元冲等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人和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2人共13名国民党内右派人士在北京秘密串联，反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任职，蓄意分裂国民党。

 

 

11月23日，这批人擅自在北京召开所谓的“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的地方也选得很绝，是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的灵前。

 

真不知道中山先生如果在天有灵，见到这帮公然背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不肖之徒是何感想。

 

在西山会议上，参会人员明目张胆地通过了所谓《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等一堆文件。

 

这几个文件的要旨是：宣布罢免李大钊、谭平山、毛主席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以及各自担任的行政职务，并取消部分共产党党员的国民党党籍。

 

西山会议派同时疯狂叫嚣：再这样下去，不出一年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就要变成镰刀斧头红旗了。

 

 

这下事情可闹大了，相当于本来是面对面坐着准备谈判的两派人，还没等其中一派发话，另一派居然直接爬到桌子上打脸抽耳光！

 

以当时毛主席等人黑白分明、嫉恶如仇的行事风格，岂能容得下宵小之徒无法无天？经过紧急磋商，在广州的共产党籍国民党中执委、候补中执委一致决定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予以坚决回击！

 

11月27日，广州的1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名候补委员，加上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3位在外的中执委一致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文件。

 

这篇文稿严正宣告邹鲁、谢持等人在西山开会的所谓决议非法无效，并敦促林森等人尽快来广州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最后这八个字，是最厉害的。

 

 

明明知道北京这帮人不可能跑到广州来自投罗网，我更要强调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大义和大度，现在广州中央已经邀请你们来参加二大了，你们不来，就是公然搞分裂，是自寻死路，那别怪中央对你们不客气。

 

搞政治，有的时候就不能抱有一点侥幸之心。一招占先，随后步步紧逼把对手顶到墙角，告诉对方要么投降要么玩完，这才是最厉害的高手。

 

这篇文稿同时刊登在了12月5日出版的第一期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而《政治周报》实际上的总编辑还是毛主席。

 

让国民党右派感到万分郁闷的是，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毛主席主管的宣传口，右派都被压制得死死的，只要一开口就立马成为众矢之的。

 

他们绝望地发现，毛主席已经成了他们破坏国共合作道路上绕不过去的大山。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在11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 次会议上，这个毛润之还被推选为国民党“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也就是说，如果毛主席认为谁不能参加“二大”，只要他在资格审查会议上一发话，那这个人连二大会场的门槛都踩不进去。

 

这时虽然邹鲁、谢持、林森等人仍然拒绝广州中央委员会的批评，但已经是死鸭子嘴硬，肉烂嘴不烂了。

 

12月5日，毛主席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上满怀激情和憧憬地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 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由于观点进步、词锋犀利、论述精彩，很快《政治周报》发行量就达到每周四万份，在广东的国民党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份，影响极大。

 

 

针对邹鲁、谢持等人辩称其在西山召开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是正统的谬论，毛主席充分发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政治周报》第二期劈头就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本来西山会议派还像翻着白肚的癞蛤蟆在拼死挣扎，但当毛主席将团结与分裂，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定性为是否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之后，已经提前宣告西山会议派彻底凉凉。

 

1926年1月10日，毛主席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写道：

“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1926年1月，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宣布把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出党，并给予林森等人严重警告。

 

可以说，这些老狐狸尽管在政界摸爬滚打几十年，从满清政府一路混到国民政府，个个都是人精中的人精，但在搞政治斗争方面根本不是毛主席的对手。

 

在这次国民党“二大”上，时任中央主席汪精卫肯定宣传部的工作时说：“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宣传部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本党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同时，毛主席经提名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距离他1925年10月出任此职只过去了三个月。

 

然而，就在这次“二大”上，已经完全攫取军权的野心家、大军阀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主席真正的一生之敌登场了。

 

 

披着革命外衣的蒋介石在跻身国民党中央之后很快就加速右转，仅仅隔了一个多月他就炮制了针对共产党员的“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他的第一军，由于党的领导人选择妥协，这使得蒋介石的气焰更加嚣张。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得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级职务，因此毛主席等共产党人陆续辞去了在国民党中央所担任的部长职务。

 

此时，距离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已过去了八个多月，1926年6月的宣传部，已经从一个被人忽视的鱼腩部门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部门。

 

毛主席渐渐地明白了，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人仍然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优势的时候却对咄咄逼人的蒋介石一再地妥协退让。

 

因为共产党人的手里有笔，而蒋介石的手里有枪，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不是从笔杆子里取得的。

 

 

很快，从血的教训中明确了这个道理的毛主席就投身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运动中去了！

 

来源：晓史翠竹寒露百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