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图为会议间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在一起
善于总结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形成科学理论，进而映照现实、指导实践，远观未来、把握大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十分重视从实践中学习，重视从战争中学、从历史中学、从错误中学、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学，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曾把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桥或船，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这就非常生动且深刻地说明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把总结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深刻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时谈道：“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创造性经验进行了高度评价和总结，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经验加以推广，对于推进边区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在随后进行的管理城市实践中，我们党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深入总结了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对这份电报反映的内容高度重视。2月25日，他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注意总结工作经验的现象指出，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应当引起各地讨论和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对于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克服，以便为做好现在和以后的城市工作打下基础、提供借鉴。毛泽东强调，总结经验这项工作，“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以后出现的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把总结经验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1959年11月底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经验进行总结。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每走过一个历史阶段或每到重要关头，都要总结经验，为的是开创新局面，更好地指导推进工作。他深刻指出：“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等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部分人员合影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战争艺术大师。英国学者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起过自己的军事经历。他说，自己是个当小学教员的人，搞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根本没有准备打仗，也没进过什么军事学校。是因为敌人要抓、要杀而被迫上山打仗的。开始时自己并不会打仗，于是向蒋介石学，向敌人学，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他还表示，自己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用了10年的工夫。毛泽东从一个布衣长衫的教书先生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杰出军事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增长军事指挥才能。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创出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随即面临着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总结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当年1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城。12月，敌人又反扑。工农革命军虽然拼力扼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损失惨重。战后，部队士气低落，有人甚至悲观动摇。毛泽东则深刻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以弱小的兵力打守城的消耗战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偿失的。这时，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反动官府千方百计要捉拿朱聋子，可是捉了几十年也捉不住。原来朱聋子就是充分利用井冈山地势险要、树密林深的条件来对付官兵的。只要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兜圈子，官兵对他毫无办法。因此，朱聋子常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从朱聋子的故事中得到很大启发，琢磨出了打仗的新思路。他对工农革命军干部和战士说：“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朱聋子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利用游击战术成功打破敌人的“进剿”。这年5月，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后来，毛泽东还依据解放军自身实际情况对作战经验作出系统概括，形成“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64年，毛泽东和周培源、于光远一起回忆往事时就提到了这“十六字诀”的来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几次小胜仗，接着又打了几次大胜仗，于是，经过对多次作战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十六字诀”。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他在《论持久战》中就强调是以“抗战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获得胜利，是毛泽东总结经验的突出体现。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的时候，不仅阅读和参考了一些中外军事著作，还系统总结了中外战史上以弱抗强的经验。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钻研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曾多次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等，要求购买有关战略和大兵团战役方面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这一段的研究生活有过这样的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在先秦时期的许多重大战役中，毛泽东重视从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国围魏救赵之战中汲取智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结合齐鲁长勺之战指出，鲁国能够以弱胜强，就在于“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以弱战强时，不能搞拼命主义，要诱敌深入，在敌人疲劳和不意时打击敌人。他在《论持久战》中列举了晋楚城濮之战，证明主观指导正确，以退为进，是能以弱胜强的。对围魏救赵之战，毛泽东一直重视将其原则运用到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作战中。他在《论持久战》中介绍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则是对围魏救赵战法的活学活用。 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时，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除了学习前人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一条善于总结战争经验的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军事家的成长之路。
1937年5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素有治史学史、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早在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他劝大家多读历史，并且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重视历史，总结历史，借鉴历史的经验智慧，是党的品格特征之一。毛泽东强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献和不朽著作。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对历史的比照与分析，提出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思想。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毛泽东率领保存下来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谭震林回忆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毛泽东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大家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1929年12月，毛泽东反复提出要克服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思想。他在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强调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树立“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观念。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毛泽东再次把“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以强调。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提供了牢固的后方基地保障，形成了重要的力量依托，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研究历史之风，率先垂范研究历史。1937年1月，毛泽东初至延安即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39年12月，毛泽东亲自动手与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内广大干部的必修教材。延安时期，第一次对中共党史进行了集中研究和系统总结。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等分别作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等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易稿14次，终于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对自己24年的发展和奋斗史作出了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他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出版了很多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编写的一部“供干部学习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还有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向秘书胡乔木提出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以向党内外、国内外讲清楚党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已经取得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将文章提交后，毛泽东并未采用，而是自己亲笔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雄文中，毛泽东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奋斗史，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不仅向世人阐释了我们党及其领导下新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向各方展现出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政治智慧。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戒”，中共领导人尝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执政地位也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巩固和加强，充分说明借鉴先进历史经验之正确。 毛泽东倡导领导干部读史懂史，以史为鉴，借史育人。关于毛泽东读史与治国，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曾评价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又是一位热爱历史、熟悉历史的领导人。他善于总结历史，善于从读史中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中华民族也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毛泽东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经验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才能分不开的。”1952年，毛泽东藏书中增加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从这一年开始直到逝世，毛泽东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读这部书。毛泽东“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工作的借鉴”。“1958年，毛主席再次提出全党都要学一点历史的号召。可见，毛主席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放到了何等重要的战略地位。”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他常说：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
毛泽东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956年9月，回顾历史，他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我没经验。史沫特莱曾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党史研究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共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而《三十年》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写作完成的。1951年3月，胡乔木曾致信毛泽东“近日宣传部忙于准备开会，写党史提纲（七一用）和整党读本，很多应做的事都没有做，希望多给指示”。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党史提纲”正是后来以他名义发表的《三十年》。事实上，在《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胡乔木曾与毛泽东就一些党史问题交换过意见，并留下了书信史料：1951年6月，胡乔木致信请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排好的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对于文中涉及陈独秀的评价、中共一大代表人数问题及相关文字表述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与答复。这些记录足见毛泽东对于党史写作编纂的关注，同时体现出他对当时历史宣传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的育人功能，激励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反复向各级领导干部讲到三国时的曹操和郭嘉。陶鲁笳回忆：“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等谈话时又讲起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多次谈论这些历史人物，就是希望党内同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能出现一批郭嘉式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水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1月30日全体大会上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为此，他讲述了刘邦、项羽的故事。他说项羽“不爱听别人的意见”，而刘邦“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从历史人物的成败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育领导干部要切实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1957年11月，郭沫若（前左一）、邓小平等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会犯错误，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毛泽东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总结经验，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他认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毛泽东回忆和总结党的革命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正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1928年11月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报告既讲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也讲到了4月和8月的两次失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阐明了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连为一体来确保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是既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党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说：我们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毛泽东指出，凡是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错误即坏的经验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是“宝贵财产”，可以获得锻炼、少走弯路，让我们产生抵抗力和免疫性。他说，“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才制定出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路线和政策”，“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地接受批评，并勇于改正错误。毛泽东指出：“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开会时下大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噩耗传来，群众议论纷纷。同一天，有个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他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人员听了这话，询问情况后，准备把这个人抓起来，被毛泽东制止。不久，在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一名农妇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不幸被雷击身亡，农妇悲痛中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她拘押到延安，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得知后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妇女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后仔细一了解，是公粮征多了。1938年征粮1万担，1939年征粮5万担，1940年征粮9万担，1941年要征20万担，农民确实负担重。负担重，老百姓生活不好，自然会有怨言。如果照这样下去，再不解决问题，共产党很难在这个地方统治下去，会失掉民心，甚至垮台。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多了，老百姓不满意。有个县委书记（代县长），打雷时触电死了。有人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她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不赞成，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够啊！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百团大战刚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年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却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为过早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实力以及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等等。对此，彭德怀觉得十分委屈。于是，他决定和毛泽东交流一下意见。一天晚上，彭德怀找到毛泽东，说明来意后，毛泽东非常诚恳地对彭德怀说：“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的怨气顿时就消失了。他激动地对毛泽东说：“同志间的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番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 从1942年春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错误估计形势、扩大敌情，特别是由于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结果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强调不能搞逼、供、信，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他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以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敬礼，赔不是”，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就说：“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还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许多受到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虽然很大，但是由于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进了同志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面对比较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写了《十年总结》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及在大会上的口头讲话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和分析，反映了从历史中寻找出路、走出困局的基本思路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创新局面的不懈努力。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不仅承认失误，提出亡羊补牢的措施，而且带头自我检讨，承担责任。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那么，如何看待过去所犯的错误呢？毛泽东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他认为正确对待错误的态度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他进一步阐述：“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在大会上带头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总结了经验，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毛泽东非常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并从学习中总结经验。他把这种工作态度和优良作风形象地称作“甘当小学生”。“人民”二字，是毛泽东一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中外历史上，曾对无数的帝王、元首喊过“万岁”，唯有毛泽东第一次喊出了“人民万岁”的最强音。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认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这句名言阐明人民群众不仅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也是党的智慧的源泉。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人民群众中“甘当小学生”，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学到群众的知识和智慧。他说：“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群众是“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以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广泛地接触和访问群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他深切地感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农民运动“好得很”，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走访请教当地商贩，获益良多。“多谢两位先生（郭友梅和范大明）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1941年，毛泽东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没有”的排比句式，表明了“甘当小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在延安时常讲，“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轻松了”。1944年7月，毛泽东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对于文艺，毛泽东曾谦虚地说自己是“小学生”和“门外汉”。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还包括工人、科技文化工作者，等等。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群众工作要想做得好，“欲穷千里目”，那就要先下楼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既不愿下楼，又不愿上楼，怎能欲穷千里目呢？天下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要有虽百折而不变的初衷。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讲要向群众学习。他说：“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他又说：“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么运，我不太了解，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太了解，我没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他还向大会代表介绍了自己的做法：“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最终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61年1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在具体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下厂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基层“去蹲点”，找经验和办法。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战略才能从哪里来？新中国成立后，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外宾问：“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早在1944年7月，毛泽东就指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来源：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5年第2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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