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需要规避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因此，在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上，必须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注意解决以下几个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一、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径
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方针，把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导向和稳定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龙头和中坚力量，是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和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可靠保障。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永葆青春的原则性大问题，含糊不得，动摇不得。
其次，要把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未来改革发展的指针，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未来改革发展的主线。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由党的十六大提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充实、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最终形成的一条完整而科学且符合我国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型强国富民道路。这条道路要求从我国发展的全局出发，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针，应是我们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必然选择。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在于摒弃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转变和创新发展方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目前而言，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新的风险和隐患不断出现，全球经济原有的需求动力减弱，新的市场需求尚未形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在转变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兴起，新兴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各国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方面既相互交织、相互合作，又相互争锋，形成了异常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原有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对传统结构进行相应优化，把结构调整作为重点。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系统的基本框架，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结构问题是关键。近年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在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传统粗放发展方式根深蒂固及其惯性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方面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工业增速较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要素投入方面，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等。区域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城乡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另外，由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外贸摩擦和贸易纠纷日益增多，出口形势严峻，外贸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因此，要对传统结构进行相应优化，把结构调整作为重点：一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投资的内在动力，拓展内需空间等措施，构建扩大内需、增强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二是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三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强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三次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四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绿色经济快速发展；加强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淘汰落后产能，强化节能减排，构建节约使用资源能源的结构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消费模式。五是调整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一批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竞争力突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力量；调整优化市场结构，分产业形成合理的进入壁垒，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化水平；发展产业集群，优化企业网络组织，形成合理的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反对市场垄断，维护市场秩序，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服务水平。六是均衡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区域之间相互协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建区域分工合理、功能清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其中，要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为基点，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调整和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七是调整优化对外经济结构，构建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运转的新格局，特别是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建立稳定的战略资源和能源供应基地，保障我国的海外资源能源供给，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第四，把科技创新作为未来改革发展的支撑。目前，各国正围绕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也正在把全球经济推入一个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新时代。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方向，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的重点，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创新的能力。除了深化科技体制创新以及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力资源教育培养体制，营造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动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完善用人机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上来。
第五，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明确，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物质基础。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会催生庞大的经济泡沫，如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容易产生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目前，由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范围的虚拟经济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金融和经济风险犹在。与此同时，我国依靠投资、出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房地产泡沫有增无减，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十分严重。外部金融和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相互结合，对我国金融业乃至国民经济全局造成冲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这种环境下，要化解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减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必要的。因此，要树立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要结合我国国情，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摆正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要借鉴国际虚拟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虚拟经济体系，提高金融产业素质，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竞争力和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的水平；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防止条块分割，令出多门；要研究虚实经济发展最佳比例关系、风险发作的临界点、虚实经济良性运行的合理区间，不断对我国虚实经济发展现状及其风险趋势作出评估，及时发布风险运行信息和风险警示，提出风险控制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力求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在良好的环境和状态下持续健康和高效运行。
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方向问题，需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探讨。
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革，
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p.1599)无论从我党的宗旨还是从我们国家的性质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1](p.2165)“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p.1879)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阶级阶层分化、占人民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主人翁地位发生动摇甚至变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中下层社会群体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了怀疑甚至不满，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阶级阶层分化，改变工人、农民等中下层群体的弱势地位，切实保障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我们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首先要考虑并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为什么人的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一次严峻考验，必须认真对待、切实而有效地加以解决，松懈不得，含糊不得。
其次，要解决我国政治改革的实质、目的和方向问题。我国进行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实践“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向人民负责”的宗旨，我们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内容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是我们党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治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最突出和最充分地体现了我党领导的国家和政府的人民性、群众性、阶级性、广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最突出和最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些制度，尤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栗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1](p.733)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能是在坚持这些制度的前提下，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决不能改旗易帜、颠覆以至毁灭这些制度。然而近些年来，国内的少数精英，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与西方的一些政客沆瀣一气，把我国的上述制度说成是“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把我们的政府说成是“强势政府”或“集权政府”，并提出重启改革议程，确定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修改宪法，实行西方政体模式等等。①这些观点和思潮，直接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以“改革”为名，为在我国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招魂，为在改革开放中生长起来的暴富者阶层或新资产阶级上台制造舆论准备。对于这股思潮，我们务必要旗帜鲜明，严厉批判，坚决反对，绝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要解决一个领导体制，是实行“集体领导”，还是实行“个人独裁”式领导的问题。我党自诞生之日起，党和党的各级组织一直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体制。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凡是党委集体领导执行得好的时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进行得顺利，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凡是实行个人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党委集体领导受到冲击的时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受到挫折，或遭致惨痛的失败。毛泽东对党委集体领导体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他说：“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1](p.2036)“只有靠集体领导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地团结一致。”[1](p.2036)“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执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绝不可以不适当地去强调个人英雄作用，绝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1](p.2036)他还谈到集体领导的内涵、原则和应当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集体领导包括“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个方面，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的”。[1](p.2039)集体领导的原则在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多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p.2039)“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p.2036)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2](pp.313-314)“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既能反对“个人独裁”，又能避免“分散主义”，“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1](pp.2039-2040)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思潮在我国的泛滥，再加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家长式管理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国有企业重新恢复了20世纪50年代实行并被实践证明效果不好的“一长制”，结果使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边缘化。在企业管理中，厂长经理一人说了就算数的“家长式”、“个人独裁式”管理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能到位，职工群众在企业管理乃至在收入分配中沦为弱势群体。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中，一些人化公为私，一夜暴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许多工人下岗失业，“家长式”、“个人独裁式”管理在一些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也有表现，一些部门和地区，管理混乱，决策失误，任人唯亲，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败丛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离间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政府机构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贯彻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必须坚持股东大会、董事会(包括监事会)由党委主持。在企业管理机构中，要取消厂长经理负责制，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第四，要解决如何对待历史和如何对待外国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历史。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1](pp.1579-1580)“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1](p.1580)“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许多好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1](p.1581)我们决不可拒绝和借鉴古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1](p.1581)同样的道理，在当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3]改革开放前，“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p.11)对这段辉煌历史及其所遗留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应作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宝贵的经验，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和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坚定不移地继承下来并发扬下去。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而不能割断历史，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则，就会使我们改革开放后取得伟大成果的历史成为空中楼阁，甚至落到自己否定自己的地步。其次，是如何对待外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p.23)同时还向全国发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5](p.41)“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5](p.43)毛泽东还谈了学习外国的方法和原则。他说：“向外国学习”，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这就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5](p.41)“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的新东西，”“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不要全盘西化。”[5](pp.80-83)“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了大亏的。”[1](p.1583)无论是对待历史和古人，还是对待外国，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是：“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p.158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6](p.227)“推陈出新”。[1](p.1618)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了以往正确而科学的东西，摒弃了以往不符合实际的观念和做法，同时也积极地向古人、向外国、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一些照搬西方，“全盘西化”的主张和做法，也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对于这个教训，必须牢牢汲取。
最后，还要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体现他们意志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我们的战略设计和所有政策安排，都要以“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为根本出发点”。[2](p.273)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使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应付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充分利用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和工作方法，采取党委集体研究、各级人大讨论通过的办法，而不能采取个人和个别部门独断专行、说了就算数的方法。我们规划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的组织机构必须具有广泛性、人民性和群众性，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不仅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还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群众路线的实践家。鉴于目前党政干部队伍的状况，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开展整党整风教育，反对腐败，纯洁党的组织，优化干部队伍，把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的、尤其是腐败分子清除出去。要加强党校建设，改革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整顿党校系统的师资队伍，把那些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歪曲和否定我们党史、国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乃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专家学者清理出去。倘能如此，就能更加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更加密切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要认真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因此，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意识形态问题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方面。
首先，要充分认识这一领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虽然“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p.230)他还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5](p.231)“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7](pp.507-508)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消失了，而是增多了；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了；不是范围缩小了，而是更加广泛了；不是形式单纯了，而是更加复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不动摇。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就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意识形态工作做了进一步布署。这些布署充分体现了我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不仅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针，而且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其次，要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干扰我国改革发展的思潮主要有“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教条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主张。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理论上照搬西方，在实践上“全盘西化”，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呼应，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攻击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鼓吹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鼓噪政治的多党制、意识形态的抽象人性化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以改革为名，制造种种荒诞理由，推动修改宪法，实行“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企图改变我国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对这些思潮和势力的性质及其危害性，如果认识不足，任其泛滥，我们的党和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走弯路，最终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批判上述思潮，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不仅是党和国家乃至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严峻而紧迫的任务。
第三，要在全党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要动员和运用各种舆论工具，改进学习方法，搞好规划，扎实推进，讲求实效。要结合党史、国史、世界史、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讲历史发展趋势，讲未来发展前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分清真理和谬误，提高觉悟，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自觉履行党的宗旨，当好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奋斗。要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之掌握并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脱离群众甚至把群众当作阿斗、凡事突出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要重视培育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目前，在理论界，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什么“家”，拿着西方基金会的资助，与西方一个腔调，利用自己所在单位的权威和声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曲解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实，招摇撞骗，盛气凌人，误导群众，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恶劣影响。对这类学术骗子，一些地方党政机构竟然不分良莠、高价邀请他们进行所谓“讲学”，任其大放阙词，岂非咄咄怪事？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于错误的理论和思想观点，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反动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任其泛滥。“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5](p.233)
第四，要开展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自己的根服务器和网络系统，净化网络空气，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取缔低俗色情甚至反动的网络内容，封闭非法网站，把握网络斗争的主动权。
最后，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区分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坚决反对文化事业过度市场化。要采取稳妥措施，净化舆论空间，牢牢占领文化阵地，掌握文化阵地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对党和政府的喉舌部门，诸如广播、电视、新闻、报纸、期刊、出版等，应在人、财、物、政策等方面全力支持。要修改新闻出版法，对那些长期贩卖西方价值观、鼓吹“新闻自由”、污蔑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闻出版单位及其创办的报纸杂志，要坚决批判，坚决取缔，并追究相关负责人尤其是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须知，对于此类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无论历史还是当代，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教训不仅是深刻的，而且也是惨痛的。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加强领导、规范和监督，决不可搞无政府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泛市场化倾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对外文化交往，要以自己为主，学习和借鉴不能变成兼收并蓄，要警惕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蚀，防止和反对文化上的殖民主义。
（作者是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注释：
①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文摘(重要言论专栏)[J].2013，(2).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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