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经历了持久且严重的去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遭受重创。在不同的阶段，乌克兰去工业化的原因有所不同：苏联解体初期，社会再生产补偿中断，产业资本循环受阻，工业迅速萎缩；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化急速转轨引发混乱，私有化催生的寡头经营不善，自由化加速本土工业衰退；大国博弈升级时期，地缘紧张局势加剧，叠加国内政治摇摆，加剧了国际贸易不稳定，俄乌关系破裂导致军事工业衰败。乌克兰去工业化的惨痛教训启示我们，经济发展要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的现象。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其中以乌克兰最为严重和典型。作为苏联曾经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截至2023年，乌克兰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较苏联解体前分别下降了近70%和60%，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52.1%下降至18.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4.6%下降至8.2%。去工业化不仅使乌克兰深陷经济危机，而且削弱了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尽管乌克兰期望通过亲西方政策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并实现经济振兴，但这一政策在实践中非但未能提高其工业化水平，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基础。
当前，学界关于“去工业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欧美、拉美和东亚国家，对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讨论较少，而这些国家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和欧美等国有所不同。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乌克兰不同阶段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以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一、乌克兰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乌克兰的工业化进程起步于沙俄时代，在苏联时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逐步确立了东部以工业为主、西部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格局。梳理乌克兰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全面了解其整体脉络，揭示其在苏联解体后工业衰败的深层次原因。
（一）苏联时期乌克兰的辉煌工业发展成就
乌克兰具备工业发展的天然优势，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工业发展所需的铁、锰、铬、钛、铅、锌、铝、汞等70多种原材料。早在沙俄时期，乌克兰的工业部门便开始兴起，采矿业和冶金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顿巴斯地区以及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为主的工业中心。苏联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改造了乌克兰的旧工业，使其迅速发展为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在苏联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乌克兰实施了一系列大型工业工程，其中包括第聂伯河水电站、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亚速冶金工厂、扎波罗热钢铁厂、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兴建了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哈尔科夫机械设计局、南方设计局、黑海造船厂等军工厂。乌克兰工业在苏联时期得到充足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80年乌克兰的工业产值是1940年的13倍，是1913年的103倍。从1940年至1980年，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乌克兰工业品产量实现了迅猛增长（具体见表1），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的“停滞时期”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到1990年，乌克兰能够年产2980亿千瓦时电力、1.65亿吨煤、5460万吨钢、480万吨矿肥，以及19.6万辆汽车、1.9亿双鞋、377万台电视机、90.3万台冰箱、679万吨砂糖。乌克兰强大的工业基础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之一，也是苏联留给乌克兰的重要“遗产”。
（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去工业化进程及表现
独立后，乌克兰工业部门经历了萎缩与停滞，出现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结合其国内政治周期，乌克兰的去工业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转轨衰退阶段（1991年—1993年）。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原有的产业链中断，原材料供应短缺，加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严重不适应，经济迅速陷入混乱。在此期间，乌克兰的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大幅下滑，到1993年年底降至苏联解体前的约40%。通过比较工业与制造业增加值的差额可以发现，此阶段乌克兰去工业化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建筑业以及电力、水力和天然气等非制造业工业部门。第二，总量缓慢恢复但占比下降阶段（1994年—2007年）。经历经济转轨初期的混乱，1994年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Леонiд Кучма）上任后，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稳定货币体系、恢复生产秩序，宏观经济逐步企稳，工业增加值下降趋势有所缓解，并从1998年起止跌回升。但截至2007年，乌克兰工业增加值仅恢复至苏联解体前的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乌克兰的工业增加值以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旧持续下降，去工业化的趋势未见根本扭转，且逐步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第三，金融危机冲击阶段（2008年—2013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乌克兰出口需求骤减，金融体系动荡，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工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停止此前的回升势头，再度开始下滑，降幅均超过25%。第四，工业发展停滞阶段（2014年—2021年）。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严重的地缘政治动荡，去工业化进程再次加速，工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在此期间，乌克兰工业增加值维持在苏联解体前约30%的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则维持在约40%。第五，俄乌冲突阶段（2022年—）。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乌克兰工业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重要工业城市严重受损，工业体系近乎崩溃，去工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并呈现不可逆转态势。到2023年，乌克兰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已分别降至苏联解体前的约20%和27%。
从宏观数据来看，苏联解体前，乌克兰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45%，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位列第一。然而，2023年乌克兰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至18.8%，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更是降至8.2%，而同期俄罗斯、白俄罗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2.4%、23.0%，乌克兰去工业化问题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是最严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乌克兰制造业的国际占比不断下降：1990年乌克兰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为0.57%，但到2022年这一比重已锐减至0.14%，工业竞争力指数（CIP）的全球排名跌至第82位。
乌克兰制造业各子行业在独立后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从行业层面来看，独立后乌克兰农产品、基本金属等初级产品的生产恢复相对较好，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工业品恢复情况较为一般，大致与制造业整体情况持平，纺织品等轻工业品产量降幅尤为明显。从具体工业品产量来看（具体见表1），2020年乌克兰多数工业品产量较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出现大幅下滑：煤炭产量下滑超过85%，电力、钢等重工业品产量减少接近一半，鞋、电视机、冰箱等轻工业品产量降幅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乌克兰原本较为完整、涵盖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体系，已退化为结构单一、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产业格局。同时，乌克兰的去工业化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在不同时期受到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二、苏联解体经济循环断裂导致乌克兰工业迅速萎缩
苏联时期，国家根据地理位置、自然禀赋、技术和市场等特点，对加盟共和国进行工业生产布局。以“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项目为例，其所使用的RD-0120发动机、AL-31发动机和搭载“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能源”号运载火箭上的RD-170发动机都在俄罗斯设计并制造，二者的控制系统由乌克兰的哈特龙设计局设计，最终的总装和发射则在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完成。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原有的经济循环断裂，国内贸易迅速转变为国际贸易，极大增加了货物运输和贸易壁垒。据统计，1992年—1993年，独联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中有30%—60%是由于经济联系中断造成的。乌克兰工业部门高度依赖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分工与协作，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循环断裂直接引发乌克兰工业迅速萎缩。
（一）社会再生产补偿中断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根据这一理论可以考察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经济循环的变化。
首先，供需结构失衡导致物质补偿无法实现。物质补偿是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要满足物质形态的更新重复，“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虽然乌克兰拥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基础，但是其生产的产品仅有18%能够满足国内需要，供需结构存在严重失衡。苏联时期，乌克兰难以单独依靠本国实现物质补偿，而是长期依赖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合作来弥补这一缺口。对于第Ⅰ部类，乌克兰机械制造、金属加工、化学工业等部门极为发达，但能源相对缺乏，50%的天然气消费和90%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对于第Ⅱ部类，乌克兰食品工业规模极为庞大，但纺织、皮革等轻工业部门规模较小，难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国内贸易变为国际贸易，商品交换面临更多壁垒，物质流通变得不畅。乌克兰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和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结构失衡，这导致乌克兰的物质补偿无法实现，社会再生产随之中断，工业陷入萎缩，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其次，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导致价值补偿失败。社会再生产需要满足一定的价值补偿条件，简单再生产为Ⅰ（v+m）=Ⅱ（c），扩大再生产为Ⅰ（v+Δv+m/x）=Ⅱ（c+Δc），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然而，由于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作为其重要生产基地的乌克兰，重工业比例更是高达75%。为维持社会再生产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乌克兰需要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进口大量的轻工业产品，例如40%—50%的木材、医药、纺织品以及60%—80%的有色金属、摩托车、化纤等，均依赖其他加盟共和国调配。独立后，乌克兰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1990年乌克兰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0.8%，而1999年仅占1.6%。苏联解体导致乌克兰既有的经济循环被破坏，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难以满足Ⅰ（v+m）=Ⅱ（c），社会再生产价值补偿失败。
最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流通不畅。货币在两大部类之间起中介作用，货币流通不畅会阻碍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乌克兰通货膨胀率在1991年—1995年间分别达到96%、1768%、3334%、953%、416%，直到1996年发行本国货币格里夫纳后通货膨胀问题才得到缓解。在恶性通胀期间，许多企业现金不足，用生产的产品（如香肠、服装、卫生纸等）代替工资，工人再将产品放到市场换取生活必需品。由于实物交换效率远低于货币交换，这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产业资本循环受阻
产业资本循环由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构成。“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产业资本循环需要每一阶段都能顺利进行，任何一个阶段受阻都将影响工业生产。
在购买阶段，企业无法购买到充分的生产资料。以能源供应为例，乌克兰的工业结构以冶金、化学、电力等高耗能行业为主，能源需求量极高。1990年，乌克兰国民经济中53.8%的燃料用于工业，然而，乌克兰缺乏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写道：“乌克兰的大部分煤炭在苏联时期就被开掘出来并在联盟军工综合体的大工厂里熊熊燃烧，为整个苏联生产武器。因此，俄罗斯决定提高能源价格对我们来说是场灾难。”由于能源供应不足，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大量工厂甚至无法正常开工，生产线出现停滞，影响了各类工业品的产出。同时，能源短缺还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迅速上升，许多企业因此陷入经营困难，甚至被迫关闭。
在生产阶段，企业生产能力骤然衰退。生产能力由原材料、人员队伍、生产研发平台等构成。苏联解体导致构成乌克兰企业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瞬间分崩离析，生产能力骤减。苏联解体后，有人曾问黑海造船厂需要什么才能将“瓦良格”号完工，黑海造船厂厂长尤里·马卡洛夫（Юрий Макаров）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苏联解体后，大量工厂难以维持基本生产能力，无奈只能将技术资料、设备、原型机全部转卖。随着这些项目的终止，大量技术和相关人才流失，乌克兰昔日辉煌的工业能力发生了不可逆的衰退。
在销售阶段，企业既逐渐失去传统的合作渠道，又难以打开西方市场。乌克兰生产的工业品多为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苏联时期，乌克兰只生产了20%的最终产品，其余产品需要其他加盟共和国补充和配合。拥有百万职工的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仅生产3%的“终极武器”，却承担着苏联40%的军工生产任务。然而，苏联解体代表着苏联军方采购的终结，乌克兰军工产品失去了这一传统渠道的同时难以打开西方市场。一方面，乌克兰和北约产品规格标准不一致，比如苏式步枪口径为7.62mm和5.45mm，而北约的为5.56mm。火炮方面，苏式坦克炮口径125mm、榴弹炮152mm，北约坦克炮口径120mm、榴弹炮155mm，因规格不同产品无法通用。另一方面，北约自身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军工体系，无需从乌克兰进口。乌克兰的军工产品只能出口给非洲、南联盟、高加索等冲突频繁并且有使用苏式武器传统的国家或地区。苏联解体导致乌克兰产业资本循环的销售环节受阻，使其陷入长期发展困境。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工业部门造成冲击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乌克兰采纳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并实施了“休克疗法”。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经济阵痛，但可以快速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重振乌克兰工业，而且对工业部门造成很大冲击，加速了其衰退进程。
（一）市场化急速转轨引发混乱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从1992年起实施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实行价格自由化、货币紧缩政策、取消大部分补贴等。然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导致资金链和供应链被打乱，企业经营陷入混乱，大批工厂倒闭，对工业部门造成重创。长期以来，乌克兰民众和企业都依赖于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品种、生产合作化、联合生产方式都由国家统一管理，企业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化改革普遍感到措手不及，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运作模式。许多企业市场化转轨后被迫削减产能甚至倒闭，工业生产迅速萎缩。1991年—1994年，乌克兰工业增加值每年平均下降21.6%，1994年仅为苏联解体前的37.8%。
此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乌克兰大幅减少国家干预，取消了对工业部门的大部分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这一举措对依赖国家补贴维持运营的企业造成了致命打击，特别是高研发投入领域。例如，苏联科研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近5%，远超同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2%。乌克兰依托苏联时期的高研发投入，建立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独立后，乌克兰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国家不再也无力支持大规模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能力大幅降低。由于缺乏国家干预，乌克兰工业部门失去了原本在苏联时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又难以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始走向衰落。
（二）私有化催生的寡头经营不善
在经济转轨时期，乌克兰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Леонiд Кравчук）执政时期，政府通过了《国有资产私有化法》《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法案》等；在库奇马执政时期，政府颁布了《国家私有化计划》《土地法》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然而，私有化过程充斥着混乱和腐败：国企厂长、政府官员、投机商人乃至黑手党，凭借政治关系和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并成为寡头。乌克兰寡头集中在能源、钢铁、冶金、金融等行业，把握国家经济命脉，影响政治走向，左右工业发展。例如，乌克兰最大的炼钢企业克里沃罗格钢铁厂在2003年被公开拍卖时，库奇马的女婿维克托·平丘克（Вiктор Пiнчук）和大富豪里纳特·阿赫梅托夫（Рiнат Ахметов）以8亿美元低价中标，而该工厂真实市值超过48亿美元。乌克兰寡头控制了巨额财富，2008年该国前50名富豪的财富总和一度高达GDP的85%。此外，乌克兰的寡头广泛地参与和影响政治，比如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Юлiя Тимошенко）被称为“天然气公主”，前总统彼得·波罗申科（Петро Порошенко）人称“巧克力大王”。此外，乌克兰寡头企业与西方国家存在复杂利益关联。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出任乌克兰最大私营天然气公司布瑞斯玛的董事，其高薪职位以及有关受贿的指控，引发外界对乌克兰向西方国家输送利益的质疑。
然而，寡头攫取国有资产后却未妥善经营。乌克兰寡头的财富积累主要依赖于将廉价能源和原材料转化为金属及制成品，其经济模式以出口煤炭、矿石、冶金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而非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同时，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乌克兰的寡头担心被清算或资产被收为国有，通常只沿用苏联时期的生产技术，很少进行设备更新与扩大再生产，这导致制造业设备更新严重滞后，生产能力持续衰退。乌克兰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别列诺克（Алексей Белeнок）感慨道：“如果不是一小撮犹太人和窃贼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利用了这个庞大的半成品，而是向未来跨出新的飞跃，那么，今天，我们的祖国将会达到何等高度？我们的祖国将会变得何等强大？”
（三）自由化加速本土工业衰退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乌克兰试图通过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快速融入全球市场。然而，贸易自由化非但未能增强本土工业的竞争力，反而引起大量外国廉价工业品涌入，对本地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金融自由化导致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加速了本土工业的衰退。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开放本土市场，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先后签署了19份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8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欧盟-乌克兰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区（DCFTA）为例，协议生效后49.2%的工业品可以免税进入乌克兰，同时取消了欧盟98.1%和乌克兰99.1%的商品关税。然而，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升乌克兰的工业竞争力，反而导致其本土工业遭受冲击。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导致大量廉价的外国工业品涌入乌克兰国内市场，本土制造业尚未完全从休克疗法的影响中恢复，又要面临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因而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1990年以前，乌克兰80%的轻工业产品是乌克兰共和国生产，到2008年这一比例却不足30%。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没有提升乌克兰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在实施贸易自由化以后，乌克兰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例从70%多下降到30%。2020年，在乌克兰主要出口行业中，粮食和农产品占45.1%，钢铁产品占18.3%，机械占11%，矿产品占10.8%。目前，乌克兰以出口粮食、矿物等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工业品为主，并没有通过贸易自由化提升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从制造强国转变为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
此外，金融自由化增加了经济不稳定性，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独立后，乌克兰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银行业私有化和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放宽资本流动限制、放宽外汇管制、放松金融监管等。乌克兰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可以大规模流入流出。“橙色革命”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亲西方势力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乌克兰的对外政治立场出现明显转向。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大量投机资本涌入乌克兰国内市场，乌克兰资本和金融账户达到了70.6亿美元和55.5亿美元。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政治危机时，乌克兰资本和金融账户为-121.6亿美元和-32.6亿美元，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乌克兰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显著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基准利率持续维持在高位，汇率不断贬值，进而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在这种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更倾向于流向回报周期短且风险较低的行业，而非需要长期稳定投入的工业。这导致乌克兰的工业基础被进一步削弱，衰退进程加速。
四、大国博弈与国内政治摇摆导致工业衰落
乌克兰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博弈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乌克兰是通往西欧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与能源走廊，更是防止北约东扩、遏制西方势力逼近本土的战略缓冲区；对于欧盟，乌克兰既是应对俄罗斯地缘压力的安全屏障，也是推动其制度输出与影响力东扩的重要支点；对于美国，乌克兰是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经济发展与地缘扩张的重要前沿阵地，同时是其在欧洲实施地缘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独立后，乌克兰的外交政策起初在东西方之间反复摇摆，逐渐呈现“西进”趋势，2014年政治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决裂，最终在2022年演变为军事冲突。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摇摆严重干扰了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工业衰退，这导致乌克兰的工业最终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一）国内政治摇摆增加国际贸易不稳定性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位置，处理好与东西方的关系，而是在亲俄和亲西方之间反复摇摆。国内政治摇摆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稳定性，导致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独立之初，乌克兰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40%以上的产品销往俄罗斯。随着欧盟通过“塔西斯计划”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进行政治、经济渗透，乌克兰逐渐亲近西方国家，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因石油天然气、领土争端等问题日益恶化，乌克兰外交关系总体呈现“西进”趋势。乌克兰的国际贸易受外交倾向影响尤为明显：在亲俄派执政期间，乌克兰出口到俄罗斯或欧盟的货物总额基本一致；在亲西方派执政期间，对欧贸易显著增长，对俄贸易急剧下滑，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乌贸易几乎陷入“冰点”。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使乌克兰工业企业失去了原苏联体系内的重要传统市场；而转向西方市场的政策调整，又因技术标准和准入门槛的差异，使许多企业面临适应性挑战，难以顺利融入新市场。乌克兰外交关系在亲俄和亲西方之间反复摇摆，导致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
此外，乌克兰外交“西进”引发能源供应危机，严重制约了工业发展。从能源供应的角度看，乌克兰80%的能源需求来自俄罗斯。随着“橙色革命”和亲西方派的上台，俄罗斯从2004年开始上调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国家能源价格，并在2006年和2008年两度停止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从2012年开始，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口天然气的数量大幅下降，2016年以后几乎降为零。乌克兰只能从西欧反向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这大幅增加了工业生产的能源成本，使乌克兰工业生产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俄乌关系恶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和能源价格飙升的情况下，能源密集型行业，如冶金、化工和机械制造业等，产量下滑明显，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二）俄乌关系破裂导致军事工业走向衰败
通过出售苏联军事遗产以及依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军工厂，乌克兰在独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能够在国际武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1992年—2021年乌克兰武器出口量在世界居第11位，这让乌克兰军事工业在2014年前除了基本满足本国国防需求以外，还能够出口赚取外汇，并为国内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然而，随着俄乌关系交恶及彻底破裂，双方军工合作也随之终结。乌克兰终止了安东诺夫工厂与俄罗斯的合同，安东诺夫工厂在2014年、2015年只生产并交付了两架飞机，从2016年之后就没有进行生产。乌克兰拒绝向俄罗斯海军提供燃气涡轮发动机，马达西奇公司也断绝了其与俄罗斯的客户关系。俄罗斯则宣布终止与乌克兰联合发射“第聂伯”号运载火箭的计划，并停止采购乌克兰生产的助推器零部件，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南方设计局的经营困境。由于2014年之后俄乌军工合作几乎完全终止，乌克兰军事工业遭受巨大打击。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乌克兰武器出口趋势指标值（TIV）从2013年的6.87亿急速下降到2021年的1.81亿 。
由于经费投入有限和俄乌军工合作中断，乌克兰军工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乌克兰军工厂缺乏资源维护生产设备并提高产能，只能使用“小作坊+库存零件”方式小批量生产。部分工厂受到战火破坏、技术人才流失等因素影响，产能和售后服务不稳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降低。2011年，乌克兰与泰国签订了T-84主战坦克外销合同，但因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交货时间从2015年延后到2018年，不仅如此，第一批勉强交货的坦克质量严重不合格，还被查出部分零件是从原苏联库存坦克上拆下的。在2018年的“强大欧洲坦克挑战赛”（SETC）中，乌克兰首次派出T-84主战坦克参赛，意图提振本国军事工业声望，但T-84主战坦克因故障频发以极差表现位居八国中的最后一名。
俄乌冲突对乌克兰苏联时期遗留的军工厂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冲突期间，乌克兰的军工厂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哈尔科夫装甲厂、日托米尔装甲厂、安东诺夫工厂、国家飞机维修厂等。可以预见，乌克兰残存的苏联军工厂短时期内将难以恢复原有的生产水平，其在苏联时期积累的军工制造能力将被大幅削弱，这不仅会动摇乌克兰作为传统军工强国的地位，而且将进一步削弱其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竞争力。
五、结论与启示
乌克兰拥有优渥的自然条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及制造业严重衰落，人民生活水平及实际收入持续下降，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其惨痛教训值得警醒。
首先，经济发展要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乌克兰去工业化的教训充分表明，国家分裂、政治颠覆、道路改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苏联时期，乌克兰得益于国家的持续投入建成大批现代化工厂，汇聚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是苏联最富庶、发展最快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即使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乌克兰仍能维持稳定的产能，凸显其深厚的工业底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转向资本主义，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乌克兰原有的社会主义工业产业链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也被割裂和抛弃，工业由此一步步走向衰败和没落。由此可见，制度和道路问题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防止意识形态被渗透、破坏和颠覆，防止国家分裂和保证领土完整，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经济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国情。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乌克兰形成了以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制造、造船、化工等为主的工业部门。这些重工业部门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特点，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得以迅速发展。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盲目地进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不仅忽视和放弃了本国产业的特色和优势，也未能成功实现产业转型，严重削弱了乌克兰的工业基础和国际竞争力。乌克兰去工业化的教训表明，经济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和长期发展目标。
最后，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苏联时期，乌克兰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非单靠自身力量实现，而是根植于苏联庞大而复杂的分工合作体系。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发展上紧密合作，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协调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独立后，一方面，乌克兰未能摆脱过去在苏联时期形成的分工体系，仍旧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另一方面，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支持，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换取贷款和援助，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和资金短缺问题。这种双重依赖使乌克兰在国际关系中面临复杂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脆弱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发，国际局势变化、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都可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我们应吸取乌克兰去工业化教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作者：黄怡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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