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上海如何才能突破科创瓶颈？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持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经济长期维持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不断加剧两极分化态势，由此就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以上海为例，“浦东大开发”，似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GDP数字高速增长，从城市外观看，成片的摩天楼高耸入云，但从社会发展尤其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浦东的发展效果却始终并不理想。

最近几年，上海再次推出建设若干“新城”的设想。从中央层面分析，推出这一政策跟推动“共同富裕”方向相关。这一阶段，中央也在浙江搞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尝试，试图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通过开发新城，转移一部分人口，可以重组产业结构，重塑以往的经济格局，并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可以消除过大的地域差异和经济不平等，抑制两极分化，削弱资产阶级的特权。同时，也试图通过更合理、更均衡的发展理念，来更广泛地激发出社会创新的潜能。

无论如何，到现阶段，中国内部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假如像上海和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内部的地域差异都过大，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名不副实，最后是此路不通，经济发展也将不可持续。

【上海“1+5”市域空间结构示意图/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但上海推动的“五大新城”设想，实际上也等于间接宣布“浦东大开发”的优先地位就此落幕，这就导致推行政策的阻力很大。其实早在近二十年前，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当时上海就提出了建设若干新城的设想，但此后新政难以落实。这次的新政是类似的，逐渐地，媒体给“五大新城”降温，最后基调变成了“五个新城”，再往后，就没有很多报道了。

媒体的降温，根本的分歧，牵涉“浦东大开发”的历史定位。跟深圳的特区地位类似，“浦东优先”是在改革开放中由邓小平提出的。很显然，在以“浦东大开发”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上海难以落实“五大新城”设想。因此，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尤其当这种政策转变需要彻底摆脱以往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施加的巨大影响力，转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转向为推进共同富裕服务的“科创路线”，这就面临抵触，难以成为上海新一轮发展的重点方向。

当然，每个时代，每个历史阶段，决策者都有其侧重点和局限性。今天我们不能断言“浦东大开发”注定是个错误，但时隔多年之后，上海再次提出“五大新城”设想，这就说明以往“浦东优先”的政策肯定有问题，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那么，难以克服的障碍到底是什么？根据以往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观察，本文简单概括一下，大概有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之一：浦东大开发在最初阶段，就缺乏科学的规划理念，因而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致命设计缺陷。

问题之二：浦东大开发始终都缺乏自身独具的文化理念，缺乏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因而难以支撑可持续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问题之三：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本地条件不足，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和缺陷，也缺乏充足的内生科创动力。

问题之四：浦东自身的特点，贸易布局和身份定位，导致浦东大开发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特权和行业垄断特性，这种经济高速发展模式，不但难以有效支持自主创新，反过来，而还会抑制创新。

针对这几项内容，以下进一步展开，分析更深层的问题和障碍。

首先，浦东过去的城市规划缺乏科学理念的支撑，有很多严重失误。比如，最关键的一点，浦东大开发在最初阶段，就没能按照城市发展的自然形态，形成从陆家嘴到南汇嘴一带的城市中轴线和贯通的交通线。因此，也始终没能在浦东的腹地真正形成一个跟浦西有一定距离、相对独立的城市中心区。

因此，浦东大开发的最终效果，导致浦东出现发散型态的多个聚集区。比如，陆家嘴、三林、外高桥、张江、浦东机场、上海东站、惠南、临港，人口密集区在很大的范围内独立、分散分布，因而缺乏城市中心。

这看似到处开花，但也违背了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在事实上使得浦东大开发形成了摊大饼的城市发展状态。而且，这种反常状态也造成浦东缺乏本地文化，缺乏个性和凝聚力，更缺乏城市的自我认同，这就难以激励自主创新。

而且，更重要的障碍在于：浦东新区的面积过大，超过1200平方公里。这看起来虽然小于整个深圳的面积，但由于深圳到处是山地，平原面积其实很小，城区形态和人口因而随交通干线呈线条状聚集。相反，浦东是一马平川，但由于最初的城市规划比较混乱，因而缺乏核心区。像这样发展下去，不断摊大饼，即使规划的基础设施，如地铁数量，道路数量，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翻倍，常住人口也翻倍，仍难以填充规模巨大又四处分散的建成区。

因此，从具体的规划设计来分析，浦东大开发难以持续。处于这种反常状态，到现阶段，上海恐怕应当全面反思以往的整体规划，重新理解上海和浦东所面临的深层创新障碍，甚至有必要冻结以往的一些重点规划和大型开发项目，以便找准药方，将来再重新规划布局。

其次，浦东以往的规划，经济特点，发展模式，还缺乏文化理念的有效支撑。媒体上有两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问题。其一，是世博会期间的会馆园区，原世博园区有多达上百个各国展馆，非常有文化内涵，也非常吸引人。各种造型奇特充满创意的展馆，人文空间，各国文化荟萃闪耀，堪称当时上海最有价值的富于文化多样性的样板区域。这里本可以带动上海的新一轮文化发展，甚至堪称上海打造世界顶级国际大都市的最重要文化财富。

然而，在浦东后来的规划中，世博会的上百个展馆大都被拆除，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建筑，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创作，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文化气息。这么好的国际化题材，绝佳的科创概念，不但没开发成举世无双的国际文化新地标，也没能激发出世界一流的创意，空前绝后的场景反而都被浪费。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浦东拆除世博园区的众多场馆后，竟然又斥巨资，要在原址打造一个绝非“不可复制”的公园绿地。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据媒体的报道，在这个公园里，还要建造若干巨大的人造山。那么，放着世博会的文化宝库不要，拆掉原有的充满多元文化创意的上百家国际展馆，再不惜巨资建造公园，甚至打造出“三座大山”，这种思路，不但没创造性，反而很有破坏性。这样落入俗套的文化理念、开发模式，怎么能支撑上海的科创城市形象？

另一个类似案例，则是浦东对前滩的规划。此前，陆家嘴一带已有规模巨大的CBD城区，但浦东斥巨资重复建设，在前滩设计了一个功能类似的CBD区域。同样高楼林立，同样是充斥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丛林，但距离这么近，也几乎没有任何创新，看不到创造性的文化理念。这就反映出贯穿浦东开发过程的文化缺失现象。像这种平庸的规划理念，又怎么打造出世界级科创中心？

由此可见，“浦东大开发”的设想，它的最大瓶颈，并不是缺乏权力和资本的支持，而是顶层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并没有“以人民为中心”，更缺乏内在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理念。在这种极度热衷于追逐利润的反常气氛中，当人们普遍沉浸于崇尚美国和资产阶级消费观念的文化气息，自然无法激发出脚踏实地又心系全球的社会主义新兴文化。尽管有世博会这样的空前机遇，但所谓的“国际化”，干脆变成了单向度的资本化和美国化。官僚资本堆聚的“人造大山”，最终重压在各国人民打造的世博文化场馆遗址之上。

于是，最“没有文化”的设计，在资本的带动下，变成了最有“文化”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浦东既充斥着新型的殖民文化，到处流行新兴资产阶级的享乐文化，却又根本没有文化，无法确立自己独树一帜的国际文化新地标，更无法有效激发出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服务的科创文化。由此，这种城市文化，就注定会走向庸俗。

再次，浦东的科创活动，缺乏内在的动力，始终看不到明显的突破，导致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设想遥遥无期。其中的深层障碍，尤其体现在：

第一，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在国内综合实力排名第二，但跟排名第一的北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且，跟武汉、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的高教实力相比，相对于上海的明显经济优势，这种领先幅度也并不明显。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城市人口计算，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量，上海远低于国外主要科创城市，也明显低于北京。而且，上海不但在国内远低于北京，还明显低于武汉、南京、广州和西安等城市。因此，上海的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未能充分开发，不够发达，这跟上海的经济地位非常不匹配，还远不足以支撑国际化的科创中心设想。

在这种大环境的约束之下，浦东的本地高校，更是稀少，缺乏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聚集效应，这就无法形成浓厚的本地科创气氛。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在最初阶段缺乏科学规划，摊大饼，四处挖地铁，浦东的城市发展形态因而缺乏独立自主特性，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依附于浦西地区一侧，沿着黄浦江沿岸而展开。持续开发了几十年，仍缺乏本区域城市中心和科创核心地带，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浦东的科创潜力。

包括张江科创园区，虽然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但效果远非理想，孵化出的企业无论是业绩或行业，始终都缺乏亮点。事实上，在大开发持续几十年之后，浦东仍缺乏真正本地化的科创气氛，也从没产生任何一家类似于腾讯和华为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搞科创这么多年，从上到下，支持力度空前绝后，但凭借上海的超强经济实力，始终仍无法跟深圳相提并论。

不止于此，浦东在大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特色，即金融和外贸的比较优势，一些特殊行业的压倒优势，不但没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科创气氛，反而更像是四射的“糖衣炮弹”，在发挥不断破坏创新潜力的反作用。

最后，浦东形成的这种所谓科创气氛，实际上演变成了由资产阶级和官僚群体主导的买办文化和享乐文化。

浦东形成的这种金融资本扎堆的局部小气候，导致吸引聚集的科创人才被迅速同化，急功近利，乐于赚快钱，追逐短期利润。因而，其聚集效应并不能形成科创文化，也难以激发各种标新立异的企业及其创新产品，反而导致人们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工具化。于是，由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逐利加享乐的文化气氛，逐渐地就变得愈发从众从俗，人们普遍追名逐利，不知好坏、不问是非。

初看起来，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发达城市外表相当迷人，到处光鲜亮丽，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总部大楼随处可见，高级白领招摇过市。但事实上，浦东的所谓领先行业，往往都缺乏创造性，而且高度依附于美国和西方控制的贸易结构，围绕美国而展开。在这样的环境里，经济看起来是在高速增长，但又会加速阶级分化，加剧高薪群体的腐化堕落倾向。随着资产阶级“逐利加享乐”文化兴起，既得利益阶层日渐平庸，四处吸纳的科创人才在扎堆之后，不但再也没有以往在校园里不断创新的初心和使命，反而渐渐地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种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产业和创新链条，会大量催生出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垄断形态。而市场化只是其形式，以掩盖阶级分化和财富两极分化的深层实质。一小部分官僚资产阶级，特定的贸易结构，甚至是垄断的行业，就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控制了生产力和发展方向。这是造成各种问题的更深刻的阶级根源。

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导致浦东大开发的顶层设计和早期城市规划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正是源于官僚决策模式。急功近利，当初一些重大规划急于上马，没能深入第一线，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由于未能群策群力，最终也就没有充分回应各种质疑，更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更改错误的规划，由此导致各种问题不断积累，积重难返。

根据以往媒体的报道，对浦东机场选址问题，当初早就有人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质疑，认为机场选址不合适。质疑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机场离市区太近，距离崇明东滩的鸟类聚集区也过近，会影响并破坏附近的生态环境，但这些意见没能发挥作用。出现这种状态，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出上海人口众多各种人才聚集的优势，进而导致“浦东大开发”的顶层设计从最初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和隐患。

以浦东机场、南汇新城、磁悬浮线路为例，浦东大开发最关键的几个重大项目，其选址和设计，在最初都出现了严重失误。

从浦东的地形来分析，浦东机场的选址，南汇嘴新建城区（临港新城）的选址，都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如今的临港新城所在地，距离海岸线明显过近。而南汇尖嘴北侧一带的滨海空地，本应是建设浦东机场的最佳位置，结合后期规划的磁悬浮线路，可以充分发挥磁悬浮的超高速优势。

此外，结合洋山港的特色，围绕这一机场选址还可以设计出“空海两港”外加高铁和磁悬浮的四合一枢纽。同样，按照科学规划的理念，临港地区的新建城区，显然应当远离海岸线，这就应当建在尖嘴以北深处的腹地区域，比如靠近原南汇区的惠南镇一带，以便形成规模优势，再配合磁悬浮和高铁线路，到上海市中心也可以形成贯通的高速交通线，这会非常便利。

但浦东推出的设计规划，非常混乱。临港的尖嘴区域，被规划为新建核心城区，不惜斥巨资挖出滴水湖，计划要建CBD，甚至还要在海边迎着十几级台风来袭的风险，建摩天大楼。这就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临港地区的整个布局和发展潜力，也扭曲和撕裂了浦东整体的城市形态。

同样，从龙阳路到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实验线路，很早就引进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磁悬浮列车技术，但由于最初考虑不周，机场选址不合理，造成线路设计距离过短，难以发挥高速优势。由于票价高昂，上座率偏低，长期持续成了“鸡肋”状态。据媒体报道，最终这条线路很可能会被拆除。像这些遗留问题长期延续下来，这就造成浦东大开发的诸多难题和不可持续状态。

迄今为止，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发展的效果究竟如何，只需要看GDP数字和光鲜亮丽的城市外表即可。因此，这些人始终认为，浦东大开发是成功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但事实上，浦东大开发的设想，从一开始就已走进误区，在“以官僚和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这也就注定会走向失败。

目前，浦东的企业分布，创新能力，以及城市摊大饼的形态，后续开发的可持续性，都严重地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潜力。这就无法跟深圳的竞争力相比。但事实上，深圳的创新能力也绝非理想。只是作为白手起家的“科创城市”，在最初发展阶段，深圳内部缺乏强大的官僚、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加上毗邻香港，获得了额外的信息和技术优势。这时，创业、发展和科创活动的空间相对大一些。而且，深圳成功地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通过早期的山寨科技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模仿制造能力，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民用制造水平。

但深圳迄今仍缺乏高端领域的制造和创新能力。深圳崛起的关键，是在互联网时代培育出以腾讯和华为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和跨国公司。但本质上，深圳缺乏核心产业的创造力。如今，深圳的发展瓶颈已逐渐显现，以腾讯为例，这家已经过于庞大的公司同样会暴露出官僚化和行业垄断的特征。然而，浦东的创新瓶颈，与深圳相比显得格外严重。毕竟，浦东的开发还没有产生意义重大的创新。

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历史上的惊人成就。比如当初在上海设计制造的“运十”大飞机，早在1980年就成功首飞，此后，还成功地“七飞拉萨”，开创了多项历史纪录，堪称中国制造的全新里程碑。而且，“运十”大飞机设计精良，品质优异，除发动机外的配件基本全部实现了国产化。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各种先进技术突飞猛进，今天的“C919”大飞机，却始终无法与“运十”相比。

这一经典案例也足以说明：今天的浦东，今天的上海，这种核心的创新能力，尤其是科创活动的最高天花板，与几十年前相比，并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在最重要的领域出现了倒退。

因此，今人恐怕需要深刻反思浦东大开发和上海科创活动中的创新瓶颈和深层壁垒。我们应当认识到，真正的改革开放，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创新机制，甚至是意味着整个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自我革命。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创新的本质，其实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破坏”，而科创活动的本质，也正是科技和文化领域中最广泛的革命，它是永无止境的继续革命。

有鉴于此，上海的新一轮开发，尤其是新城的建设，不应再重复这种源于官僚和资本利益的决策失误。尤其当美国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模式，所谓四处套利的吸金模式难以为继，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及其普世霸权都日渐腐朽，难以挽回地走向谢幕，中国亟需以更高视角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真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确立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服务的“可持续创新”的科创路线，打造出基于先进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科创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创新体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人民万岁”而非“资产阶级万岁”的思想指引下，才能突破官僚和资本利益的局限，才能真正确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人民的城市才会随处可见，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最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共同富裕的希望，新中国年轻一代的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持续不断迸发出来，由工人阶级主导的中国制造和科创神话才会因此而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续写新中国继续革命、不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奇迹。

正源于此，只有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普遍地唤醒人民大众灵魂深处足以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最充分地激发广大工人阶级群体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潜能，上海，才能真正打破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壁垒，彻底突破以往的一切科创瓶颈，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

（作者系独立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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